1974年12月25日，葡萄牙軍官在里斯本建立多黨制民主政體時，將莫桑比克的命運託付給一個政黨──莫桑比克解放陣線（Frente de Libertação do Moçambique），即Frelimo。該陣線在人類學博士愛德華多．孟德蘭（Eduardo Chivambo Mondlane）的領導下於1962年6月成立。它設法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支持，並得到了中國和蘇聯的軍事支持。與安哥拉不同，Frelimo在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革命前夕，設法給殖民部隊造成了嚴重問題。部隊中大多數人是非洲血統。由於Frelimo已贏得很大一部分民族主義知識精英的支持，因此該陣線反映了知識分子中不同的意識形態傾向。但是，到1974年，馬列主義顯然在Frelimo的領導層中占了上風。在1968年Frelimo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正如薩莫拉．馬謝爾根據中國的「解放區」概念所述，反帝鬥爭逐漸採取了孟德蘭在1969年去世前不久所提出的形式：「我今天的結論是，Frelimo比以往更加社會主義、更具革命性和更進步，我們的路線現在堅定地面向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為了解釋這一演變，他補充說：「基於莫桑比克當前的生活條件，我們的敵人讓我們別無選擇。」
獨立後，這個「敵人」似乎立即給了該國新統治者一些喘息的機會。在新體制中起主導作用的白人、混血和印度裔同化民發起了對該國的重大重組。他們相信，莫桑比克本質上是個農村，只能以黨國的形式存在，因此試圖通過一個叫做「村有化」的過程來控制該國。這項政策最早是於20世紀70年代初在「解放區」實施的，在那裡已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Frelimo決定將其系統性地擴展到全境。所有農民（占人口的80%）被要求拋棄他們傳統的家園，並在新的村莊重組。出於最初的獨立熱情，民眾對政府的要求作出了相當積極的回應，創建了集體農場，有時還合作建造公共建築，儘管他們通常拒絕居住，並很快放棄了公共田地。從理論上說，該國似乎是通過共產主義單元的網絡，處於分級管理的精心控制之下。
1977年，Frelimo領導人公開宣布效忠於布爾什維克理想，要求擴大集體化並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建立更緊密的聯繫。與蘇聯陣營國家簽署了各種條約。這些國家提供武器和軍事教官，以換取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ZANU）的羅得西亞民族主義者的密切支持。
莫桑比克忙於同東方集團（Eastern Bloc）（很快開始掌控該國）簽署協議時，以伊恩．史密斯（Ian Smith）為首的羅得西亞白人，通過支持在農村開始出現的抵抗運動，試圖進行報復。在阿方索．德拉卡馬（Alfonso Dhlakama）的領導下，莫桑比克全國抵抗運動（Resistência Nacional Moçambicana，即Renamo）得益於羅得西亞特工機構的支持，直到1980年津巴布韋實現獨立。那時南非政府接管了對Renamo提供後勤支持的責任。令眾多觀察者驚訝的是，鄉村人口團結起來支持該抵抗運動，儘管Renamo的手段很野蠻，甚至讓羅得西亞人都感到恐懼。Renamo的一些支持者是逃離國家人民安全局（Serviço Nacional de Segurança Popular, SNASP）「再教育營」的人。這些「再教育營」在1975年以後變得無所不在。SNASP曾經以為，即使無法贏得大多數人的支持，至少也可以控制他們。控制民眾對雙方都至關重要。鮮有現場進行的研究證實雙方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之規模和嚴重性。總體而言，Renamo的行為遠不如Frelimo犯下的國家暴力那樣系統化，而Renamo所獲得的支持恰好表明該政權已變得多麼可恨。以鬥爭為名，Frelimo為自己的行動正名，聲稱它反對部落主義、陳舊過時的宗教習俗以及對血統和祖傳封地的深厚信仰。獨立伊始，該陣線就拒絕了這些傳統，將其貶損為「封建主義」。
甚至在馬普托（Maputo）當局意識到Renamo帶來的危險程度之前，SNASP的特權就已大大擴展。SNASP成立於1975年，負責逮捕或拘留任何涉嫌出於政治或經濟原因威脅國家安全的人。SNASP理應遵循正常的司法程序並自行進行起訴，但它也有權直接將人送往「再教育營」。《刑法》第115條為這一做法提供了便利。該條款取消了在押人員的人身保護權（儘管在薩拉查政權下該權利的大小程度相當有限）。抵抗組織的首次大規模襲擊發生在1977年，針對的是位於薩庫澤（Sacuze）的再教育營。由薩莫拉．馬謝爾定期倡導的守法運動（ofensivas pela legalidade）並沒有取消SNASP的特權。相反，這些運動旨在讓法律符合現狀。這就是1979年2月28日第2/79號法律背後的邏輯。該法律涉及危害人民國家安全罪和危害人民國家罪。該法律還重新引入了1867年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均已廢除的死刑。不過，死刑並沒有被系統地使用，除了用於消滅Frelimo異見者外。例如，拉扎羅．恩卡萬達梅（Lazaro Nkavandame）、若阿納．西邁奧（Joana Simaiao）和烏里亞．西芒戈（Uria Simango）的命運就是這樣。他們1983年在被拘留期間受到清算，其死亡一直被保密，直到該黨的馬列主義時期正式終結。1983年，馬普托大學的愛德華多．孟德蘭（Eduardo Mondlane）法學院關閉。這也許不是什麼大的損失。根據政府的法律報告，該機構的職能不是準備好律師來捍衛民眾的利益，而是培訓剝削他們的人。
知識分子很快就對該運動不再抱有幻想，儘管他們確實對一個在理論上保護他們利益的組織──莫桑比克作家協會（Associação dos Escritores Moçambicanos）深表贊同。他們還與中情局、克格勃和SNASP本身之類的組織建立了祕密聯繫。較為罕見的是像詩人豪爾赫．維埃加斯（Jorge Viegas）這樣的人，因為政見不同而被強制住進精神病院並流亡。
遵循蘇聯體制初期的邏輯，政治路線的強硬化與經濟的開放雙管齊下。投資總是來自國外，在Frelimo統治下繼續這樣，這一點恰好適合一個被蘇聯禁止進入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的國家。1983年Frelimo第四次黨代會之後，該組織將注意力轉向農村人口，終止了已造成如此災難性後果的集體化政策。在一次典型的譴責中，薩莫拉．馬謝爾直截了當地說：「我們往往會忘記我們的國家主要是由農民組成的。我們不停地談論工人階級，並將國家的絕大多數人拋諸腦後。」每次政府民兵又燒毀一個乾草堆以確保村有化配額時，都會增加對Renamo的支持。對傳統農業系統造成的嚴重破壞，連同消費品對食品極不穩定的比價，已導致食品供應出現嚴重問題。
政府和Renamo似乎都沒有系統地使用過飢餓武器。但是，在從雙方有爭議的地區轉移人口時，控制食品供應成為Frelimo至關重要的工具。將農民與他們的土地分開也是一項災難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該國的糧食短缺。據人權觀察組織說，1975至1985年間，糧食短缺比武裝暴力導致了更多死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也認同這一觀點。該機構估計，在此期間有60萬人死於飢餓，這一生命損失可與埃塞俄比亞饑荒所造成的相提並論。國際援助是幫助受影響人口生存的主要因素。1987年1月，美國駐馬普托大使向國務院報告說，多達350萬莫桑比克人受到飢餓的威脅，促使華盛頓和一些國際組織立即作出反應。儘管作出了這一努力，但最無防備的地區仍遭受了一場可怕的饑荒之害，饑荒的規模從未得到充分的認識。僅在門巴（Memba）地區，人道主義組織就報告說，1989年春季，有8,000人死於飢餓。市場力量很快在獲得國外支持的地區占了上風。這就是從1991年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一份報告中所汲取的教訓之一。該報告顯示，只有25%的糧食援助按商定的匯率出售，而其它75%則留在了當局手中，當局在進行了通常的偷竊之後，在黑市上將其出售。薩莫拉．馬謝爾及其夥伴如此熱衷於培養的莫桑比克「新人」，暴露出自己是每個人內心妥協的極具病理性的產物，表現形式為羞辱、欺騙和精神分裂症的瘋狂。個體想生存下去，必須把自己分成兩半，過著雙面人的生活，一種隱藏的、真實的生活和一種虛假的公開的生活，第二種保護第一種。「他必須不斷地撒謊，以保有自己的那一點真相。」
東歐共產黨政權的突然崩潰促使人們意識到，這些政權是多麼脆弱、公民社會可能是多麼具有反抗性。即使在這裡所涵蓋的15年中，非洲共產主義被公開描述為「現代政治合法化」（modern political legitimation）或已對該地區的大學講師造成了痛苦的後果，但這種看法確有一定的解釋力。非洲共產主義試驗的短暫性，加上認為非洲本身註定要遭受暴力的主導性看法，可以在開始時提供一個輪廓，但存在令該項目內在細節模糊化的風險。為了抵制這種認知的誘惑，我們或許應該採納一項相反的看法。正如阿希爾．姆邊貝（Achille Mbembe）所說的，儘管可能難以看到這些馬列主義國家本身暴力的特定性質，但情況可能是這樣的：之所以發生了饑荒和對平民的屠殺，是因為這些非洲國家「在被西方列強殖民並引向獨立後，選擇了以蘇聯式政權為模式」。這種模式確保了促進民主化的努力將幾乎無助於改變大多數非洲國家深刻的列寧主義性質。（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