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10月16日讯】中国十多亿人还有一半住在三四线的小城市以及农村。最近2年，中国小城镇的经济下行速度更为严重，其中县城经济的崩溃更是引人关注。中国有近1800个县和县级市，占据国土面积的90%，还有52%的人口住在这里面，他们和大中城市的经济差距，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现在的状况又如何呢？
中国县城经济已成为死水一潭 没有复苏希望
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在新唐人《菁英论坛》亚博官网中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的县城，尤其是乡镇经济处于快速萎缩状态。特别是3年清零政策以后，县城大量的小微企业都关门了。中国农村问题专家李昌平2023年曾说，他到全国各地实地考察发现，绝大多数县级城市的经济已经严重萎缩。普遍现像是工业园冷冷清清，房地产冷冷清清，乡镇里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唯独吃吃喝喝的公仆经济还能继续下去。所以现在大城市经济萧条，县城和乡镇也是死气沉沉。现在唯一的支柱就是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还有杀鸡取卵式的乱罚款。
旅居美国的资深撰稿人、独立时评人士蔡慎坤在《菁英论坛》表示，县城经济肯定是不乐观的，当然也分地方。可能沿海有些地区，有些资源型的城市多少还有一些税收。但是总体来看，乡镇经济是一地鸡毛。没有哪个县能够靠自身的税收正常维持财政运转。尤其是一些中西部地区，东北就更不用说了，凡是靠农作物维持发展的或者维持财政运转的，基本上都非常艰难。因为这些年来，都是靠中央转移支付过日子。虽然机构在不断改革，但是仍在不断膨胀。每一次改革，可能是机构减少了，人数还是在上升，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
我们看到，县里面的一二把手，往往都是异地做官的，他可能没办法在当地安插自己的人。但是县里一般常务副县长、人大主任，必然都是当地县里面的人。可以说，他们是真正在县里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批人。而且他们生根的时间往往很长，即使来了外地的书记县长，如果不是因为腐败问题，要想把他们搞下去，还得争求这些当地官员的意见。外地来的得跟他们一起同流合污，不然的话，县长书记很难在这个县开展工作。所以说，很多县长书记去了后，没有说哪一个县长要在这里干一辈子，一般都是过渡一下，然后再往大城市里跑，或者再往地市级爬升。
如果在县里跟当地势力不搞好关系，你的工作很难开展。所以，县里面形成了一个很顽固的家族式的团伙，往往几个人就垄断了县里经济。只要是有赢利或者只要是产生现金流的，基本都跟当地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当地的经济怎么会有起色？如果是没有资源的、房地产不发达的、没有制造业的一些县，能够产生现金流项目不多的，或者其它领域行业更少的，大家还要分这一块蛋糕，相互之间为了寻求一种平衡，就得一人分一点儿。所以，整个经济体量在急速下降，这个蛋糕过去是想越做越大，现在是不断在压缩。一线城市的经济都在萎缩，急剧下降，到了县一级根本就看不到希望，就没有能引起大家来争的动力，导致现在哪怕一个很小的项目，都得主要的领导在一起商量，把这个事情交给谁去做。
我过去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农业县了解到，比如说一个小学，一般里面都有一个超市。这个超市，都要县里面的领导开会决定给谁的亲戚，有时候还有北京和省城的领导打招呼应该给谁。过去县里的财政主要是为了吃吃喝喝，这几年财政吃紧，现在吃吃喝喝也压缩得相当厉害。所以，现在县里面真的是看不到希望。
蔡慎坤表示，导致县城经济下滑最大问题之一，是县城基本没有经济利益。过去县里人口基数很大，总是有那么一些人要生活生存，还有基本的农副产品的交易。但是现在，比方说一个号称100万人口的农业县，有50万人基本上都去大城市生活，只是在统计人口的时候还把他们统计在内。当然这几年户口政策在不断放松，很多人户口也已经不在农村。但是总的来看，因为没有新增的活力，人口不断在减少，导致县城经济已经成为死水一潭，看不到任何一个复苏的希望。
中共体制是造成县域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
蔡慎坤在《菁英论坛》表示，虽然现在中共也推出了县一级政府机构改革，但是我认为这种改革不能够取得多大的效果。最大的原因是，中共体制摊子太大。过去旧社会，整个县里边真正吃皇粮的最多也就几十个人，而现在一个小小的县都不下1万人，就导致现在县域经济一蹶不振。要搞机构改革，每一次机构改革都不会有任何的成效，因为中共体制是党政，包括县里面都有武装部门，还有各种各样的组织。而这些组织，都是要靠皇粮来支撑的，那怎么能够支撑得住？尤其是这些年，虽然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城市，但是乡镇现存的架构还在。现在一个县，所有机构部门加起来将近200个，200个要养多少人？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没有编制的，也是要靠皇粮来养活的。真正有编制的人，基本上都躺平，因为现在对他来说没效益，也没有收益，所以都在混事。唯一能做事的就是没有编制的那些人，他拿着很少的钱，但是必须要去卖命做事。所以现在县里面有资源的地方，都是全面被渗透或者是被控制的。在这样情况下，机构怎么改革？除非不要党了。
现在党的机构越来越膨胀，过去党委或者是党组织是不下到基层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任之后，为了壮大基层党组织，他把社区、村一级都纳入到财政计划里。过去村里面的书记是不吃财政饭的，现在都吃财政饭，还把大学生派到村里，当第一书记，第一书记都是财政派过去的。现在农村还有多少事情需要他们去管去做？更何况现在的农产品根本就不值钱。如果说除去人工费、化肥农药的成本，真是赔本的。中国是小农经济社会，即使到现在，没有形成任何集约化的生产。更重要的是，中国想搞集约化生产也搞不成，因为中国的很多土地都是分散零星的，机械一开动就已经到头了，所以还是完全维持在过去刀耕火种的状况，不可能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也不可能提高它本身的价值。你要跟美国、西方国家比，根本比不过人家。我觉得结构改革不可能成功的，除非不要这个党。
《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我们看美国，GDP七八成都在东西两岸，中西部有些州的经济相比东西两岸差得很远。还有，比如日本七成的人口就在东京到大阪这一线，很多农村也很萧条。如果按照地区的GDP来比较，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真的是相差很远。美国有很多小镇，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产业，很大比例的人口都是在从事教育、社会福利等行业，再加上警察，按照中国的说法，都是政府和事业单位，他们也是这些小镇的主要消费主体，所以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有地理条件的限制，也有地缘政治发展的规律。但是中国和其它国家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在美国的中西部，就算很偏僻的小镇，家庭收入中位数大概只比发达的东西部地区少三四成。而中国的差别就非常大了。比如，纽约家庭收入中位数是8.2万美元，明尼苏达州是7.5万，中国2023年上海人均收入是8万元人民币，江西省只有三四万元，北京市是8.2万元，北京旁边的河北只有3.3万元。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政府公务员，所谓的事业单位的人员、国企干部职工，他们的收入远远高于一般企业职工。退休医疗福利更是天差地别了。而在美国，所谓的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收入和普通民众基本上没有区别，退休和福利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要计算农民，差别就大了。所以在中国，收入差别的原因是身份、是政治权力。
郭君表示，体制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收入最高的城市是北上广深。北京五环之内人均收入大概是25,000美元，已经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五环外或者再往外开车半个小时到河北，马上就降到3多万元人民币，相差6倍左右。北京是中国的权力中心，其它各省收入最高的都是省会城市，这里是地方的权力中心，所以中国的收入最高的地方和政治权利是成正比的，而且差距巨大，这就是权力经济。
所以，我们说到县城经济衰落，也是因为县城和镇一级是中共权力最低的行政单位，收入最低、经济最差完全符合中国的体制特征。美国号称是资本主义，而且和欧洲比较起来，是所谓的劣质资本主义。但美国的大部分税收是用在民众的基本需要上的，包括教育、医疗、事业、社保等等方面，大约占美国政府收入的六成多一点。中国号称是社会主义，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明灯。但是中共体制下，用于民众基本需要的占政府收入大概是23%，其它大部分用于政府的各项开支，最多的是官员工资和各种官员的福利，这是中国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构成政府收入的税收，本来称为二次分配，就是政府通过税收把有钱人的财富转移到穷人那里。但是，在中国的这个过程正好相反，政府通过税收把老百姓的财富用在政府官员那里，而中共官员群体却恰恰是中国社会收入最高的群体。中国的二次分配，就是把穷人的钱收回来给了富人。所以，中国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这是现存经济一定衰落的真正原因。
蔡慎坤在《菁英论坛》表示，如果是中国经济整体都不行，中央转移支付都出现问题的话，未来县城经济肯定会更加糟糕。一方面，想继续加速城镇化速度，因为如果不搞城镇化，那现在城市繁荣基础又会抽空。现在人口是越来越少，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致命的一个问题。中共现在如果真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党政机关一再压缩。比如现在县城里有1万人吃皇粮，只留下1000人，这可能能够减缓很大的问题。可是，如果是压缩，又会出问题，这些流民造反怎么办？中共现在最害怕的是老百姓造反。所以，中共这一盘棋走到现在，如果不从体制上真正地撬动它的灵魂的话，我觉得是无解的，也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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