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论坛】中国县乡经济 陷入穷途末路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10月16日讯】中国十多亿人还有一半住在三四线的小城市以及农村。最近2年,中国小城镇的经济下行速度更为严重,其中县城经济的崩溃更是引人关注。中国有近1800个县和县级市,占据国土面积的90%,还有52%的人口住在这里面,他们和大中城市的经济差距,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现在的状况又如何呢?

中国县城经济已成为死水一潭 没有复苏希望

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在新唐人《菁英论坛》亚博官网中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的县城,尤其是乡镇经济处于快速萎缩状态。特别是3年清零政策以后,县城大量的小微企业都关门了。中国农村问题专家李昌平2023年曾说,他到全国各地实地考察发现,绝大多数县级城市的经济已经严重萎缩。普遍现像是工业园冷冷清清,房地产冷冷清清,乡镇里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唯独吃吃喝喝的公仆经济还能继续下去。所以现在大城市经济萧条,县城和乡镇也是死气沉沉。现在唯一的支柱就是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还有杀鸡取卵式的乱罚款。

旅居美国的资深撰稿人、独立时评人士蔡慎坤在《菁英论坛》表示,县城经济肯定是不乐观的,当然也分地方。可能沿海有些地区,有些资源型的城市多少还有一些税收。但是总体来看,乡镇经济是一地鸡毛。没有哪个县能够靠自身的税收正常维持财政运转。尤其是一些中西部地区,东北就更不用说了,凡是靠农作物维持发展的或者维持财政运转的,基本上都非常艰难。因为这些年来,都是靠中央转移支付过日子。虽然机构在不断改革,但是仍在不断膨胀。每一次改革,可能是机构减少了,人数还是在上升,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

我们看到,县里面的一二把手,往往都是异地做官的,他可能没办法在当地安插自己的人。但是县里一般常务副县长、人大主任,必然都是当地县里面的人。可以说,他们是真正在县里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批人。而且他们生根的时间往往很长,即使来了外地的书记县长,如果不是因为腐败问题,要想把他们搞下去,还得争求这些当地官员的意见。外地来的得跟他们一起同流合污,不然的话,县长书记很难在这个县开展工作。所以说,很多县长书记去了后,没有说哪一个县长要在这里干一辈子,一般都是过渡一下,然后再往大城市里跑,或者再往地市级爬升。

如果在县里跟当地势力不搞好关系,你的工作很难开展。所以,县里面形成了一个很顽固的家族式的团伙,往往几个人就垄断了县里经济。只要是有赢利或者只要是产生现金流的,基本都跟当地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当地的经济怎么会有起色?如果是没有资源的、房地产不发达的、没有制造业的一些县,能够产生现金流项目不多的,或者其它领域行业更少的,大家还要分这一块蛋糕,相互之间为了寻求一种平衡,就得一人分一点儿。所以,整个经济体量在急速下降,这个蛋糕过去是想越做越大,现在是不断在压缩。一线城市的经济都在萎缩,急剧下降,到了县一级根本就看不到希望,就没有能引起大家来争的动力,导致现在哪怕一个很小的项目,都得主要的领导在一起商量,把这个事情交给谁去做。

我过去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农业县了解到,比如说一个小学,一般里面都有一个超市。这个超市,都要县里面的领导开会决定给谁的亲戚,有时候还有北京和省城的领导打招呼应该给谁。过去县里的财政主要是为了吃吃喝喝,这几年财政吃紧,现在吃吃喝喝也压缩得相当厉害。所以,现在县里面真的是看不到希望。

蔡慎坤表示,导致县城经济下滑最大问题之一,是县城基本没有经济利益。过去县里人口基数很大,总是有那么一些人要生活生存,还有基本的农副产品的交易。但是现在,比方说一个号称100万人口的农业县,有50万人基本上都去大城市生活,只是在统计人口的时候还把他们统计在内。当然这几年户口政策在不断放松,很多人户口也已经不在农村。但是总的来看,因为没有新增的活力,人口不断在减少,导致县城经济已经成为死水一潭,看不到任何一个复苏的希望。

中共体制是造成县域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

蔡慎坤在《菁英论坛》表示,虽然现在中共也推出了县一级政府机构改革,但是我认为这种改革不能够取得多大的效果。最大的原因是,中共体制摊子太大。过去旧社会,整个县里边真正吃皇粮的最多也就几十个人,而现在一个小小的县都不下1万人,就导致现在县域经济一蹶不振。要搞机构改革,每一次机构改革都不会有任何的成效,因为中共体制是党政,包括县里面都有武装部门,还有各种各样的组织。而这些组织,都是要靠皇粮来支撑的,那怎么能够支撑得住?尤其是这些年,虽然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城市,但是乡镇现存的架构还在。现在一个县,所有机构部门加起来将近200个,200个要养多少人?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没有编制的,也是要靠皇粮来养活的。真正有编制的人,基本上都躺平,因为现在对他来说没效益,也没有收益,所以都在混事。唯一能做事的就是没有编制的那些人,他拿着很少的钱,但是必须要去卖命做事。所以现在县里面有资源的地方,都是全面被渗透或者是被控制的。在这样情况下,机构怎么改革?除非不要党了。

现在党的机构越来越膨胀,过去党委或者是党组织是不下到基层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任之后,为了壮大基层党组织,他把社区、村一级都纳入到财政计划里。过去村里面的书记是不吃财政饭的,现在都吃财政饭,还把大学生派到村里,当第一书记,第一书记都是财政派过去的。现在农村还有多少事情需要他们去管去做?更何况现在的农产品根本就不值钱。如果说除去人工费、化肥农药的成本,真是赔本的。中国是小农经济社会,即使到现在,没有形成任何集约化的生产。更重要的是,中国想搞集约化生产也搞不成,因为中国的很多土地都是分散零星的,机械一开动就已经到头了,所以还是完全维持在过去刀耕火种的状况,不可能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也不可能提高它本身的价值。你要跟美国、西方国家比,根本比不过人家。我觉得结构改革不可能成功的,除非不要这个党。

《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我们看美国,GDP七八成都在东西两岸,中西部有些州的经济相比东西两岸差得很远。还有,比如日本七成的人口就在东京到大阪这一线,很多农村也很萧条。如果按照地区的GDP来比较,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真的是相差很远。美国有很多小镇,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产业,很大比例的人口都是在从事教育、社会福利等行业,再加上警察,按照中国的说法,都是政府和事业单位,他们也是这些小镇的主要消费主体,所以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有地理条件的限制,也有地缘政治发展的规律。但是中国和其它国家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在美国的中西部,就算很偏僻的小镇,家庭收入中位数大概只比发达的东西部地区少三四成。而中国的差别就非常大了。比如,纽约家庭收入中位数是8.2万美元,明尼苏达州是7.5万,中国2023年上海人均收入是8万元人民币,江西省只有三四万元,北京市是8.2万元,北京旁边的河北只有3.3万元。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政府公务员,所谓的事业单位的人员、国企干部职工,他们的收入远远高于一般企业职工。退休医疗福利更是天差地别了。而在美国,所谓的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收入和普通民众基本上没有区别,退休和福利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要计算农民,差别就大了。所以在中国,收入差别的原因是身份、是政治权力。

郭君表示,体制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收入最高的城市是北上广深。北京五环之内人均收入大概是25,000美元,已经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五环外或者再往外开车半个小时到河北,马上就降到3多万元人民币,相差6倍左右。北京是中国的权力中心,其它各省收入最高的都是省会城市,这里是地方的权力中心,所以中国的收入最高的地方和政治权利是成正比的,而且差距巨大,这就是权力经济。

所以,我们说到县城经济衰落,也是因为县城和镇一级是中共权力最低的行政单位,收入最低、经济最差完全符合中国的体制特征。美国号称是资本主义,而且和欧洲比较起来,是所谓的劣质资本主义。但美国的大部分税收是用在民众的基本需要上的,包括教育、医疗、事业、社保等等方面,大约占美国政府收入的六成多一点。中国号称是社会主义,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明灯。但是中共体制下,用于民众基本需要的占政府收入大概是23%,其它大部分用于政府的各项开支,最多的是官员工资和各种官员的福利,这是中国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构成政府收入的税收,本来称为二次分配,就是政府通过税收把有钱人的财富转移到穷人那里。但是,在中国的这个过程正好相反,政府通过税收把老百姓的财富用在政府官员那里,而中共官员群体却恰恰是中国社会收入最高的群体。中国的二次分配,就是把穷人的钱收回来给了富人。所以,中国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这是现存经济一定衰落的真正原因。

蔡慎坤在《菁英论坛》表示,如果是中国经济整体都不行,中央转移支付都出现问题的话,未来县城经济肯定会更加糟糕。一方面,想继续加速城镇化速度,因为如果不搞城镇化,那现在城市繁荣基础又会抽空。现在人口是越来越少,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致命的一个问题。中共现在如果真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党政机关一再压缩。比如现在县城里有1万人吃皇粮,只留下1000人,这可能能够减缓很大的问题。可是,如果是压缩,又会出问题,这些流民造反怎么办?中共现在最害怕的是老百姓造反。所以,中共这一盘棋走到现在,如果不从体制上真正地撬动它的灵魂的话,我觉得是无解的,也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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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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