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9月20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1977年8月28日夜，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后的8个月零22天，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给家人留下遗书后，服毒自尽。虽经过紧急抢救后，还是于8月31日死亡，终年52岁。
于会泳在十年文革中，因为紧跟江青，一步登天。但他为何自尽了呢？
今天，我们就根据何立波的文章《于会泳“文革”中的“戏剧”人生》等资料，跟大家谈一谈于会泳从一个音乐教师到文化部长，到最后走上绝路的悲剧故事。
江青赏识的音乐教师
于会泳1925年6月出生于山东乳山县西泓于家村，自幼喜好文艺，很有天分。1946年9月，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他，瞒着母亲偷跑出来，投奔共产党。
1949年9月，于会泳被胶东文工团选送到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学习；11月加入中共；1950年7月结业后，留校任教。学校先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后更名为上海音乐学院。到了1964年6月，他当上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理论系的副主任。
于会泳命运的转机从1965年初开始，当时江青到上海抓“京剧革命”，把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红灯记》作为样板。
这年春，于会泳写了篇《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提出，要用京剧演革命现代戏，必须对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他建议，为每一出京剧现代戏设计整套唱腔，这样才能广泛传唱。
江青看了文章，对于会泳的观点非常欣赏。得知于会泳是她的山东老乡，又是文工团出身，就在锦江饭店接见了于会泳。江青还对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说，今后搞革命现代戏要重用于会泳。
江青搞样板戏的得力助手
于是，于会泳在江青搞样板戏的过程中，得到了重用。
文革时期，文艺界是江青主持搞的八个样板戏的天下。张春桥根据江青的意思，安排于会泳担任上海京剧院重点剧目《海港》、《智取威虎山》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于会泳很善于揣摩江青的心意。比如，在得知江青最欣赏四大名旦中程砚秋的唱腔后，就在为《海港》女主角方海珍唱腔设计上，特别借用程派唱腔。江青果然非常满意。
再比如，在改编《智取威虎山》的音乐时，他也特意把传统京剧的韵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起来，例如“打虎上山”一段，把京剧锣鼓的点子与铜管乐器中的圆号交织在一起。也让江青喜出望外。
对江青的明确指示，于会泳更是言听计从。比如对《杜鹃山》的剧情，江青提出：“主题是改造自发部队，这一点不能不明确。”于会泳就将江青的话总结为“主题先行”。
江青说，要突出英雄人物。于会泳立即加以发挥，提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
“主题先行”、“三突出”，成为了文革时期排演样板戏的重要指针。
江青搞的八个样板戏，分别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滨》、《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滨》。
于会泳对江青很是知恩图报。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智取威虎山》作为为会议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开演前，于会泳突然出来，对着台下观众吹捧江青，说她“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一番话说得江青心花怒放。
1969年，从《智取威虎山》开始，八个样板戏逐一被拍成电影。
江青搞样板戏期间，于会泳执行江青的指示不遗余力，从修改剧本、设计唱腔，到舞台美术、舞台监督等，全都亲力亲为。有一次，为落实江青的一个指示，他四处活动，竟然累倒在宾馆的走廊上。
江青对他也关心有加，多次把自己吃的补药、进口药给他吃。
江青提拔重用的文化部长
于会泳协助江青搞样板戏，助江青成为中共文艺界的掌门人，他也从江青那得到回报。
他先后当上了中共九大代表、十大代表，还经江青提名，当上了十届中央委员。
文革初期，文化部就被“砸烂”。1970年成立国务院文化组，主抓样板戏，于会泳是组员，后升任副组长。文化组后来渐渐承担起文化部的职能。
1975年初，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对四届人大政府组成人员进行了讨论。关于文化部长人选，周恩来最初准备让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担任。但吴德因为已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而推辞。周恩来又提议由原文化部长茅盾担任，但张春桥和江青不赞成。江青提名于会泳当文化部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表赞成。于是，提名通过。
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于会泳被任命为文化部长。
替江青受过
于会泳当文化部长不久，审看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创业》，觉得很好。
但是，江青看过之后却说：“《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我看了生了一场大病。”
于会泳顿时傻眼，只好把江青的十点意见记下来，命令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否则不准放映。影片的编剧张天民不服气，给毛泽东写信投诉。
毛看了影片后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
毛的批示让江青感到很没面子，把于会泳训斥了一顿：“张天民告我的状，说我不让《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的头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说的，要说有，只有其中一条是有我的一点内容……”
于会泳不得不给毛泽东写检讨，将“十条意见”全部揽在自己身上。
追随江青整人
就这样，江青对于会泳越来越器重，文革中于会泳在文艺界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搞到什么程度？反对于会泳，就是反样板戏，反样板戏就是反对江青，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
于会泳变得不可一世。他在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时，一百多师生被迫害，逼死三人，逼疯四人，半疯四人，还逼死外单位两人。
在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时，迫害过山西省文艺创作干部赵云龙，歌剧演员王昆，诗人郭小川等。
他在任文化部长后，曾领导组织了一台晚会，有三个小戏，都是抓特务的。词作家闫肃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一个晚上抓了三个特务，你这个文化部成了公安部了！”
于会泳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他在作报告时严肃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
就这样，他当部长期间，组织过批无标题音乐，批“黑画”，批晋剧《三上桃峰》，批电影《园丁之歌》、《创业》、《海霞》等，一批人因此遭难。
紧跟江青批邓小平
于会泳还忠心耿耿跟着江青去迫害他人。
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与江青在一些问题上有过冲突。到了1975年11月，江青得知毛泽东准备再次批邓时，不断给于会泳等亲信吹风，让写材料揭发邓。
1975年12月中旬，于会泳从上海带回“邓小平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向文化部司局级干部及样板团中的亲信印发批判，说：“邓是‘还乡团头子’，‘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担心地震影响了批邓，于会泳8月12日在中国京剧团的梨园召开文化部“放排炮”大会。会上，他朗诵了一首诗：“梨园批邓，排炮齐轰，虽有地震，其乐无穷。”
江青在文化部的“死党”
于会泳的好日子，随着江青被抓也到了头。
1976年10月6日，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10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出以华山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文化部，对于会泳进行隔离审查。于在10个多月的时间里，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
1977年8月12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把于会泳定性为“四人帮”骨干分子，称他是“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流氓、打砸抢者”。
这个定性，给于会泳致命一击。
1977年8月28日夜，于会泳给家人留的遗书中说：“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才能赎罪。”之后，服毒自尽。
1977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于会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死党，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本应依法提起诉讼，追究刑事责任，但因本人已寻短见身亡，故对他不予起诉，撤销于会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一失足成千古恨
单从专业角度看，于会泳是一个有才华、在音乐上有一定造就的人。
当他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与文革中害人无数的江青绑在一起之后，整人和挨整，就成了他的宿命。
江青倒台后，他的精神支柱坍塌。担心当年被他整死、整疯的人找他索命，只好自我了断。一失足成千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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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