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北大一級教授向達文革被迫害致死

北京時間：2024-06-28 09:25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4年06月28日訊】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章伯鈞是毛澤東「欽點」的「中國第一大右派」。有一天，他和女兒章詒和聊天時，談到中國「歷史學界第一大右派」向達，稱讚向達是非常難得的高級人才。

章詒和來興趣了，問：「他怎麼個高級法？」章伯鈞扳著手指說：「向達精通中外交通史、西域史、唐史、敦煌學，還能編蠻書，搞翻譯，對中國美術、壁畫也是很有研究。」

這位章伯鈞口中「非常難得的高級人才」，究竟是個怎樣的人，一生又有怎樣的特殊經歷？今天，我們就根據孟彥弘的文章《不合時宜的倔犟》等資料，走近這位史學界的大師。

北京大學一級教授

向達跟中國著名作家沈從文是老鄉，湖南湘西人；1924年畢業於東南大學歷史系；後來先後在浙江大學、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擔任教授。向達是在中外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做出開創性貢獻的第一流學者，譯著的論文和專著達100多種，重要著作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等。

1949年前後，有人邀請他到美國講學，他婉言謝絕了；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多次邀請他南下，他也婉言謝絕了。他對國民黨當局的一些批評性言論，使他一度被認為是「進步教授」，成為中共統戰的對象之一。

中共當政後，向達成為北京大學一級教授、北大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全國政協委員。

「史學界第一大右派」

向達深受當時北大「科學與民主」精神的影響，又「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寬假」。他曾公開表示：「我們現在要監督執政黨，使它做得好，不讓它變化。」不過，他的願望落空了。

1957年，中共發動「反右運動」，北大成重災區，向達則成為重災區中的眾矢之的。

1957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報導說，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座談會，「批判史學界右派分子向達、雷海宗、榮孟源和陳夢家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向達一下子成了全國史學界的第一大右派，遭到猛烈炮轟。

第一個炮轟他的是北大副校長、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翦伯贊。翦伯贊稱，向達把中國科學院黨的領導比喻成「張宗昌帶兵」，這是把共產黨比作北洋軍閥；向達攻擊科學院的領導，「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形容中國的「科學家是街頭流浪者，呼之則來，揮之即去」。

向達曾提出：中共建政後，中國「歷史學只有五朵金花」，絕大多數搞歷史研究的人，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五朵金花」上，即中國歷史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農民戰爭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翦伯贊說，向達討厭這五朵花，「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這五朵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開出來的花朵」。

不止「五朵金花」

其實，在向達看來，中華歷史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怎麼可能只有「五朵金花」？他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像所有老一代熱愛中華傳統文化的知識精英一樣，他深愛上下五千年中華民族的老祖宗留下的珍貴遺產。

他曾不遠萬里跑到英國、德國、法國、梵蒂岡，用筆一個字一個字抄寫流失海外的中國古籍。僅在倫敦不列顛博物館，就抄寫了20多萬字中國近代史料！他還把能看到的敦煌卷子做了詳細的卡片，並抄錄、寫成目錄提要，記上卷子的編號、名稱、長短、所存行數，並抄下其前五行和後五行，重要的卷子還拍了照片，帶回國內。

抗日戰爭勝利後，向達是強烈要求日本賠償中國文化損失的學術界代表之一。

向達一生最重要的學術成就，都是在大陸中華民國時期相對自由的學術氣氛下完成的。他曾寫道：「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威武不屈，富貴不淫，這才是北大的傳統精神，也是三十多年來中國大學教育的精神。這種精神，需要創始者，也需要繼承者共同珍重。民主、自由，有歷史作記錄與證明，詭辯、宣傳都不足以淆亂顛倒。」

向達是當時中國學術界泰斗級人物陳寅恪的好友。陳寅恪最看重的品格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陳寅恪從前的得意門生、後皈依馬克思主義的汪籛到廣州，勸他北上，遭痛斥。之後，陳寅恪致信北京的各位好友表明他的態度，其中就有向達。

但是，中共建政後，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切領域，都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讓向達很不理解。他曾說，考古發掘，你怎麼區別這一鏟挖下去是無產階級的，那一鏟挖下去是資產階級的？

搞民族分裂？

1957年向達被打成「右派」，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有人指控他搞民族分裂活動，甚至有人說，他想當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州長。

1950年，湘西土家族人提出，自己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少數民族，不應再被視為苗族。直到1956年10月，中共最高當局才接受這一要求，但沒有正式公布，湘西土家族仍處於苗族自治州「代管」的地位。於是，湘西土家族人不斷通過各種渠道，向上反映，要求被認定為一個獨立的少數民族。作為土家族的知名人士，向達自然成了家鄉人尋求下情上達的對象之一。

1956年，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向達回老家湘西考察。回到北京後，寫了一份報告，發表在全國政協刊物上。1957年3月18日，向達和社會學家潘光旦在政協聯名發言，認為在湘西北、鄂西北、川東南有一個少數民族——土家族。這些言論現在看來仍然十分中肯，並無過激之處。但在「反右」運動中，他們的言論竟然被認為是「搞民族分裂主義和破壞民族團結」，兩人都被打成右派。

據北大歷史系的田餘慶、夏自強回憶，向達被定為「右派」，最終決定權不在北大，而在中共高層。

文革中再次蒙難

到了十年文革期間，曾經的大右派向達，自然在劫難逃。他是文革爆發後第二批被揪出批鬥的「牛鬼蛇神」。先是被一再批鬥，後被下放到北京郊區的昌平縣勞動改造。向達文革中的遭遇，他的同事有一些零星的記載。

北大歷史系教授鄒衡回憶說：「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可怕的太陽似火的上午，是在1966年6月，幾個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頭的向達先生，在三院二樓外晒得滾燙的房檐瓦上『坐飛機』，一跪就是幾小時——向先生已是66歲高齡。我看到有的教師嚇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邊落淚。果然，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一代巨匠向達先生。」

同是北大歷史系的鄧廣銘教授回憶：1966年9月27日，中共「國慶節」快到了，北大這些「反革命分子」難受的日子也到了。學校命令他們立即下鄉，向達也去了。下鄉後，分為兩組。一組是嚴重的「牛鬼蛇神」，二組的罪行較輕。向達在一組。

那時，向達有尿毒症，腿腫，走路疼痛。他找監管的醫生，醫生不給他看病，只給他消炎片。哪知他這病不能吃消炎片，越吃越壞。鄧廣銘等人10月14回到北京，向達因「問題嚴重」不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