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5月17日讯】上个月，中共国安部部长陈一新在《求是》杂志和《学习时报》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要推动新的五反运动，口号是反颠覆、反霸权、反恐怖、反分裂、反阴谋，声称要打好反颠覆保卫战、反霸权总体战、反恐怖阻击战、反分裂主动战、反间谍攻防战的五反斗争。中共历史上曾经搞过两次五反运动，而且都引发了剧烈的政治斗争，这一次的新五反运动瞄准的目标是什么？是否会再次引发中国社会的剧变？
习时代权力大变动 国安唱戏 公安做陪
旅居比利时的中国法律学者杜文在新唐人《菁英论坛》亚博官网中表示，这次陈一新的五反言论，它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建立在国家安全法的框架之上的，它是强调国家安全机关的职责，这更多的是对现行法律的解读和重申，是一种威慑和警告，而不是一种新的政策的启动。
从更广泛的政治视角来看，陈一新的这份讲话可能是为即将到来的三中全会及政治局会议做政治铺垫的，特别是可能涉及到处理军方的高级官员，像李尚福他们的问题，这表明他们可能会被指控涉及颠覆政权、间谍等重大问题。因此这一讲话在当前政治格局中的意义，显然远比表面的五反运动可能更深远。
杜文说，习近平上台后，搞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安部和国安部在国家安全委员面的地位变化很明显。以前的时候中央政法委的书记通常是由公安部长来接任的，现在这个职位是由国安部长来接任的，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国安部地位的上升。同时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国安部已经变成一个综合部门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就设在国安部，而且国安部的国安在国安委员会里面起主导作用。在国安委，国安部是唱主角，其它部门都是配角，公安是第一配角，其它部门是其它配角，这意味着在国安委，其它部门都是围绕配合国安部来工作的，是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国安部在目前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地位是显着提升的，它成为了中共国家安全事务的核心和主导力量。
杜文说，其实公安部门对于共产党来说是国之重器，如果没有公安的话，共产党政权恐怕一个月也坚持不了。实际上公安在中共政权体中的权重是非常大的，要知道公安部长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他本身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属于最高层的范畴。但同时公安又是一个强力部门，权力极大，寻租空间广，历来就是腐败的高发和多发部门，公安系统中出现了太多的政治上、法律上有问题的人，而且它直接面向一线群众，因此民愤也特别大，形成一种系统性的信任危机。
其实习近平现在很矛盾，一方面公安是政权维稳的重要力量，他不能不信，不敢不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信，又不能全信，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国安部门的崛起。习近平的处理办法是培植国安，使它能够在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监督公安的同时，又能形成交叉互补的这么一个关系。国安部门的崛起和地位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平衡和监督公安的权力。通过这种方式，习近平试图在强化国家安全的同时，也加强对公安系统的控制和监督。
这是中共近年来政治路线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共国家安全部门的职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变成了一个综合的国家安全部门，而这一力量它实际上是只属于习近平的，它是完全不受地方制约的。
中共三次五反手法一致 新瓶装旧酒还管用吗？
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中共的第一次五反运动是1952年，口号是呃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些都是针对当时国内私营企业的，当时叫民营资本家。1950年代是中国正在打朝鲜战争的时间，中共当时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朝鲜战争的费用大概占了当时GDP的40%到50%，很多物质供应必须依靠这些民间企业。那次的五反运动基本上是逼迫国内的那些企业，特别是资本家为战争做贡献，结果是大量的民营企业倒闭破产，甚至被中共合并走了。
中共的第二次五反运动是1963年，口号是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这个其实和四清运动是同时进行的，目标是针对体制内的官员，强化中央的控制。1963年是三年大饥荒刚刚结束，中国老百姓当时一肚子火，因为中国打了八年抗日战争都没有饿死这么多人，共产党拿了天下，太平时期居然饿死了四千万，所以这次五反运动和四清运动基本上是针对基层政府官员。背后的意思就是说，饿死人这些事情都是下面这批人搞坏了，中央精神、中央政策都是好的，共产党还是好的，只是官员不行，所以把事情搞坏了，本质上是一场甩锅运动。然后借助这个运动让底层的民众出口气，如此而已。当然这次运动的后果是党内斗争的激化，各派之间的矛盾激化，最后变成了文化大革命，导致整个政府就瘫痪掉了。
郭君表示，这次陈一新提出来的五反口号是反颠覆、反霸权、反恐怖、反分裂、反阴谋，显然这个矛头是对外的，但是他的目标在内。矛头在外就是说他要应付外来的威胁，外部环境变得非常恶劣了，要怎么样度过这个难关？就通过对内部进行清洗来达到外部的目标。说穿了就是要抓特务，抓内部的各种异议的声音来把内部打理好，然后就可以应对外面的挑战。
郭君说，最近大纪元有篇报导谈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事情，涉及到两个人。一个叫做艾瑞克（Eric），他是中共公安部一局的，就是政治保卫局的警察，他跑到澳大利亚去了；另一个是叫做尹科，是一个网路红人，在网路上经常批评中共和习近平。这篇文章透露了一个事情，就是说异议人士反共，目前中共安全部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反习就一定要追杀到底了。其实这种事情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已经十多年了。所以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新五反运动，中共在强调国家安全的时候一直在说政治安全是核心问题。
那什么是政治安全呢？中纪委经常谈这个问题，只是大家没有把它和中共大政策连在一起。中纪委抓高官公布案情的时候，罪名有两面人，破坏政治规矩，没有坚持两个维护等等，这些罪名本质上其实都是对习近平的不满和不忠的问题。所以中共说的这个政治安全其实是内部对习近平不满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新五反运动北京要主要想解决的还是这个问题。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共前两次的五反运动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危机，一个是朝鲜战争的危机，一个是大饥荒带来的危机，用的办法是制造敌人，制造新的仇恨。现在中共面论各种危机的叠加，这一次中共用的手法也是一样，还是制造敌人，制造新的仇恨，只不过这一套东西现在其实是不好用的，因为现在中国的情况和毛泽东时代毕竟差异很大了。
习近平大权谁人接替 彭丽媛参政可能性多大？
杜文在《菁英论坛》表示，习近平上来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在中央层面设立了包括国安委在内的各种委员会，这实际是超越了中国宪法框架的。按旧的框架，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派员组成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国务院，国务院总理是政府首脑，实行总理负责制及责任内阁。同时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是一个机构，不是一个人，国家主席是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象征机构，这是当年邓小平直接确定的。可是习近平通过设立各种委员会，实际上是将国务院的权力收回到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手中，使政治体制向总统制转变，不再是过去的责任内阁了。而国安委作为一个核心权力机构，一旦掌握了实际权力，就很难放弃。习近平估计很难将这项权力移交给他人或者怎么样，除非他的健康出了问题。
杜文说，外界猜测彭丽媛有可能进政治局，甚至去接管军队人事工作，我认为目前还缺乏确凿的消息或有力的证据来表明，彭丽媛会在此次中共三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通常来说，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任命，涉及复杂的政治考量和党内权力平衡。彭丽媛虽然在中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是她主要的成就在音乐和文化领域，而不是政治。另外她是否有意愿参与高层政治事务，这也是个重要的因素。这个问题我在油管频道里面也聊过，提到了2017年彭丽媛拿到《杜文案件》那本书的那个例子，从这个例子来看，其实彭丽媛在习面前是缺乏话语权的。说到中共这些高层的太太们，像吴官正的太太，贾庆林的太太，温家宝的太太，薄熙来的太太，令计划的太太，这些人都特别能干，特别有野心，但彭丽媛不是这样，她性格特别保守，甚至有些抑郁。在这种况况下，她成为江青第二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且彭丽媛缺乏政治热情，她不像江青那样是个纯粹的投机分子，她也没有像江青那样为了接近毛泽东而使尽各种手段。
杜文表示，目前来看，习近平的权力集中和控制是非常严厉的，他愿意直接掌控国安委以及其它所有部门的控制权。是否有一个习近平充分信任的人来掌权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我觉得这取决于习近平的信任度和健康状况。如果习近平认为某人能够完全代表他的意志，并且他自己由于健康的原因无法继续掌控这个权力了，他可能会有这样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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