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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清华校长理应是非常受尊敬的人。
1952年至1966年，蒋南翔任清华大学校长。在蒋南翔主掌清华的14年里，他一直紧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办清华。
但是，到了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蒋南翔却成了最早被打倒的大学校长之一，不仅不受尊敬，反而被像牲口一样对待。
今天，我就根据孟起的文章《我在文革中监管蒋南翔》等资料，跟大家谈一谈蒋南翔文革遭大难的往事。
蒋南翔被整得很惨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认定”中共建政17年来教育系统一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文革爆发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首当其冲。
1966年6月9日，作为清华大学校长，同时也是高教部部长的蒋南翔，被停职反省，连续三天三夜被逼供，身心交瘁，脸、腿都浮肿了。一时间，清华大乱。
之后，蒋南翔成了各种批斗大会的批斗对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从清华大学到高教部，从北京到上海、杭州，接连不断，有时一天审讯、批斗达27次。
据清华大学学生孟起回忆，1967年1月的一天，北京的严冬零下十几度，凛烈的北风席卷着黄沙、扑打着窗户，下午4点多钟，暮色已早早降临。突然，六七个浙江大学的红卫兵夺门而入，闯入高教部，要求揪斗蒋南翔等“走资派”。
当时，我负责监管蒋南翔等。因担心蒋南翔等被抓走凶多吉少，我找个借口给挡回去了。但等我回家后，浙大红卫兵又杀回来，直奔后面的小二楼，将蒋南翔等装入麻袋，扔上早在门口等候的大卡车，直奔火车站。
“大约一周后一天的傍晚，寒风刺骨，风雨交加，在寒冷昏暗的暮色中，我蹬着车去高教部值夜班，刚到楼梯口，我看到有一堆东西，走近看见是几个大麻袋，我随脚踢了一下，麻袋微微颤动了一下，我即刻明白了里面可能是他们，便立即将麻袋打开：只见一个人缩成一团，全身在颤抖着、臭气扑鼻；接着我又打开第二个：其中的人也是缩成一团，已不能动弹，身体滚烫、喘着粗气、奄奄一息；又接着第三、第四个……我将他们一一抱出麻袋，放在水泥地上，他们已无法站立，痛苦的折磨和极度的衰弱，已经没有一点力气。”
“我拿起一个脸盆，跑着来到西单商场，买了半盆馄饨及十几个烧饼等急忙回来，让他们赶紧吃，他们显然已是很长时间滴水未进了；其中的一个局长被打掉三颗牙，嘴角还在渗血。接着，我又去打了一盆水，帮他们擦脸时才发现个个鼻青脸肿、浑身带伤。待他们吃了点东西，稍稍恢复些体力，他们才告诉我：被装在麻袋里，像货物一样在火车上被踢来踢去，到杭州后分别在浙大、杭大等几所高校接受批斗，处处受到非人的待遇……”
“我连扶带抱地将他们一个个送回小板楼住处，我扶蒋南翔时，发现他的金丝边眼镜已被打丢，其右腿拐得厉害，我问他：骨头有没有伤着？他说开始很疼，现在已经完全麻木了。”
1967年8月，中央文革小组宣布：蒋南翔为全国首批可以在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1968年起，蒋南翔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接受“监护审查”两年多。
蒋南翔为什么被整得这么惨？
最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1949-1966年的17年间，中共教育系统，明明是在毛的亲自领导下走过来的。但是，到了1966年，毛不认账了，说中共教育系统处于“资产阶级”统治下。毛声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根据毛的“战略部署”，文革一爆发，已有33年党龄的老党员、中共正部长级高官、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一夜之间便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打倒。
根据中共党章，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老党员蒋南翔怎么一下子变成“资产阶级”的人了呢？
原因也很简单：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治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毛一直自认为代表“无产阶级”，毛想打倒谁，就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
从1949年毛当政到1976年毛去世，毛整人都遵循了同样的模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有被他打倒的共产党高官，都是“资产阶级”的人。
第二个原因，蒋南翔本人把许多人整得很惨。
1952年12月31日，中共建政后的第三年，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他一到清华就讲，老清华是“一所打着国耻烙印、适应美帝国主义需要的封建买办的贵族化学校，一所亲美、崇美、媚美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大学”。
他的首要任务是，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深入教育改革，破除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逐步地把她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大学”；而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
如何“改造”清华呢？就是通过一场接一场整人的政治运动，如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的批判胡适运动，1955年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肃清反革命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1959年的批判彭德反党集团运动等。
蒋南翔的师妹韦君宜晚年回忆说：在反右运动中，蒋南翔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清华党委第一书记袁永熙、副校长钱伟长、水利专家黄万里等打入十八层地狱，把清华搞成反右“先进”样板，在全校揪出571个右派。
钱伟长是他的江苏同乡，清华学长，早年留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爱因斯坦看了他的博士论文后感叹道：“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1941年，钱伟长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参加火箭和导弹实验。1946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共建政后，继续在清华任教，是当时国际知名物理学家，中国大陆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
就因为钱伟长的西方学术背景，加上他对中共照搬苏联教育体制的一些做法表达了不同意见，在反右运动中，蒋南翔专门把他拎出来，“杀鸡儆猴”。
当时中科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曾向蒋南翔求情，请他不要定钱伟长为右派，因为钱伟长还兼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但蒋南翔不听。
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后，被撤消一切职务，停止教学与科研；他被下放农村劳动；后被下放到北京特种钢厂炼钢车间劳动；“右派分子”的乌云笼罩在他头上长达23年。
钱伟长之子钱元凯1958年高考取得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就因为蒋南翔批示“大右派钱伟长之子，不予录取”而被挡在大学校门外。他的一儿两女都未能上大学。
蒋南翔主掌清华的14年，许多人被他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限于篇幅，因时间关系，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蒋南翔在文革挨整，也算是怨怨相报。
蒋南翔曾反对过整人 遭批判
那么，蒋南翔天性好整人吗？
不是的。上世纪40年代，蒋南翔曾反对过整人。
跟他同时代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蒋南翔最初参加革命，是抱着救国救民理想的。他以为中共宣扬的共产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在考上清华大学的第二年，1933年，就加入了中共。
1935年，面对日军侵华、汉奸卖国，蒋南翔在他起草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发出过“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浩叹。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蒋南翔先后在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
1941年2月，他奉命撤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他亲历了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后期，毛泽东的政治打手康生，以“逼、供、信”的方式，搞了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抓特务”。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达延安的人，包括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几乎都被怀疑为特务。延安共打了1万5千个特务，全都是屈打成招，没有一个是真的。
1945年3月，蒋南翔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他认为，用搞运动的方式审查干部是错误的；坚持强调“抢救运动”成绩为主是错误的；只相信工农干部而歧视知识分子干部，更是错误的。
他说，对相当多的“被抢救者”而言，“这是一段提起来就叫人伤心的血泪史”；对党而言，“使党陷于孤立”。
他的“意见书”上交他的老领导刘少奇之后，被“留中不发”。他的意见非但未被接受，反而受到批判，被指责犯了严重错误。
当年，蒋南翔反对在“抢救运动”中整人，表明他的思想深处，人性的一面仍在起作用。但是，党却认为他错了，还不是一般的错，而是严重的错。
错在哪里呢？错在不讲党性上。从1945年至1966年，在中共搞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蒋南翔不断加强党性锻炼，最后变成了一个“党性至上”的人。
什么叫“党性至上”？就是在政治上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怎样才算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是党说白的是黑的，就跟着说白的是黑的；党说黑的是白的，也跟着说黑的是白的。
1952年以后，蒋南翔整人，是如此；1966年蒋南翔挨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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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