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12月08日讯】文革对中国的影响可谓史无前例，除了对传统文化的毁灭性破坏之外，中国人在那场浩劫中的死伤也非常惨重，根据叶剑英的说法，文革中因为政治运动而死亡的人数可能达到2000万人。但是文革结束后，中国人一直没有彻底反思文革，2016年位于广东汕头的中国唯一的文革博物馆还被胡春华下令关闭，那么胡春华为何要关闭这座全国唯一的文革博物馆？胡春华二十大的惨败又与这座文革博物馆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逻辑？
文革并未结束 枫桥经验死灰复燃
资深媒体人蔡慎坤在新唐人《菁英论坛》亚博官网表示，文革结束是个伪命题，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文革并没有结束。因为文革最显着的一个特征是人治，而中国尽管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人治的本质没有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这个国家表面上看起来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条文，有各级所谓公检法系统，但是每一桩重大事件，包括一些民事性的事件，往往都是人治在发挥作用。在这个国家，个人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尊严，没有办法享受一种免于恐惧的自由，实际上这就是文革的一种延续。
过去几十年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一度出现了一个繁荣迹象，人们也有了一些财产收入，有了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有了有限的迁徙自由，但是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和任何保障，一旦领导层或者是政治上发生一点风吹草动，就很容易回到全面专政的那样一个时代。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文革时期的一些现象正在死灰复燃。
比方说我们大家熟知的董琼瑶这样一个女孩子，她不就是在一个画像面前泼了一瓶墨汁嘛，这么一个年轻女孩子现在是死是活外界都不知道，而且她父亲想为她讨还公道，最后也死在这架专政机器的手上。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事件。过去我们不知道文革期间死了多少人，连邓小平当年也说不清楚，但是过去这十年来（习时代），还不要说老百姓死去的这个人数，就是官场官员自杀的、莫名其妙死去的那个人数都数不过来。当一个国家的官员、平民都不能够安稳的生活，而不得不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去自杀，那这还不是跟文革时期一样吗？文革时期每个人的命运常常是由别人来决定的。所以人治这种问题不解决，文革这种事情的发生是迟早的事情，而且会以不同方式呈现出来。
现在很多基层都已经设立了所谓近邻监督工作站，我记得最近有一个区已经设立了一千多个，那就是鼓励群众斗群众，相互来监督，相互来检举揭发，这样的一种方式是极其可怕的，也极其恐怖。最近中共推行所谓枫桥经验，枫桥经验就是把权力下放，把执法权下放到基层，基层它是完全可以不懂法、不讲法，按照它的家法来执行，那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每个家庭都没有安全，所以说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枫桥经验最关键的就是通过挑动群众斗群众、用挑动仇恨的方式，把专政的责任和权力下放给基层的政府，甚至下放给所谓的革命群众，这也是毛泽东最喜欢的所谓“矛盾不上交”。所以过去二十年，从江泽民时代后期中共就又开始这么做了，那时的口号是“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比如说陈光诚那个案件，陈光诚被软禁在家中，不是由公安局来执行，而是由村里所谓“群众”来执行的。所有去看他的人，包括记者、电影明星去山东看他，都在村子周围被“不明身份的人”挡在外面，这些“不明身份的人”就是村里面的“维稳临时工”，其实就是当地村民。这就是枫桥经验的一些典型作法。
任何一个社会，不管是封建社会，还是共产党专制社会，要想有效运行，就必须有规则，就是有明文规定的法律。文革就是中共砍掉自己原来公布的法律和执行这些法律的各种程序，最极端的时候，连自己的镇压机构如“公安机关”都被瘫痪了，完全依靠所谓群众专政，所以社会当时就出现大乱。“群众暴政”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没有规矩、没有规则，比如说“地富反坏右”，其中“反、坏、右”是没有具体的定义上的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反、坏、右”，直接枪毙或者被打死。没有人有安全感，所有人都处在极度恐惧当中。
胡春华为何关闭全国唯一文革纪念馆
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文革也使中共的权贵受到很大冲击。我记得巴金对文革感慨很深，他说一听到文革的红歌就全身发麻。还有“金敬迈”，他是《欧阳海之歌》的作者，他说自己一听到红歌就头皮发麻，恨不得把电视给砸了。当然还包括中共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家属都受到很大冲击，像薄熙来、习近平、邓朴方、刘源，他们受到的伤害都非常大，都曾经痛恨文革。但是当文革结束后，中共自己清算文革时，主要是清算对他们不利的东西，包括邓小平这批人，他们否定文革只是否定对他们自己不利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对普通老百姓不利的那一部分。他们后来提出的什么法治，所谓的党内生活程序化、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独裁，这些都是为了保障他们自己不再受到文革模式的伤害。
大纪元资深编辑与主笔石山在《菁英论坛》中表示，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知道中国人对文革进行了很多的反思，包括伤痕文学，有南派有北派，但这些反思很快就被邓小平这批元老给挡住了，绝对不能再反思下去了，尤其是不能批毛，绝对不能批毛。
所以中国人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灾难之后，基本上没有大的反思。文革对中国影响这么大，但是对文革的研究、文革的纪念基本上是没有的。中国曾经只有一个文革博物馆，于2016年也被关闭了。
蔡慎坤在《菁英论坛》表示，这个博物馆实际上是胡温时期2005年的时候，当时汕头市的一个退休的老市长筹建的，他因为在文革时受过逼迫，一直就想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他运作了很长时间，正好胡温时期对这方面有所放松，所以最终批了，他以游园的这样一个形式建了这么一个博物馆。对于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在汕头这么偏僻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文革博物馆，用老市长当时的话来说，他还是希望人们能够记得文革所经历的苦难，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反思文革。到了2016年这个博物馆就被关闭了，后来实际上全部把它毁掉了，当时广东的书记是胡春华，我相信关闭这个文革博物馆是得到了胡春华的批准的。
胡春华本身是团派出身，又是一个平民，他很清楚中国政治的这个规矩，因为他走到这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当年他在北大毕业，主动要求到西藏最艰苦的地方去，他当时肯定是在政治上有所图的，但是如果不是碰到了胡锦涛在西藏，我相信他可能现在基本上也就在西藏老死终身，也不可能后来走到中国的政治舞台，还差点成为一个准接班人。在2016年的时候，他应该感觉到他的接班危机了，因为那时候已经抓了孙政才，所以在政治上必须要高度的保持往左的这样一个方向，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胡春华应该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觉得他也是向习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我是支援你的，无论你做的任何事情，我都是支持的，我会紧跟你的脚步。
我觉得他心里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胡锦涛像托孤一样的把他托付给了习，他必须要在习那里得到认可，他必须紧紧的跟随习。因为胡锦涛托孤的时候，是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了习，肯定私下里也跟习交代了，你要栽培胡春华这样的年轻人。习当时应该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托付，或许对胡锦涛是有承诺的。但是胡春华到2016年的时候，他已经非常明确的感受到团派即将被团灭，他为了自保，他也必须跟团派划清界先，不可能在政治上保持任何的一点点中立，或者是往右的自由化方向上有一点点的犹豫。所以说他就毅然的关掉了这样一个文革博物馆。对他来说，关掉这个博物馆是一种政治动向，如果传到北京去，或者是传到习的耳朵里，是对他有加分作用的，所以他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文革灾难太重 民众血拼出路推动改革开放
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在《菁英论坛》中表示，我是七零后出生的，稍微懂一点事之后文革已经结束了，我身边没人谈文革。所以我从来不知道文革是个什么概念。上学之后唯一学到的就是书本里讲到了十年动乱，反正就知道这十年挺乱的，其它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是因为在互联网上翻墙，以及到了海外之后，才一点一点了解文革。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包括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如果他们不能翻墙的话，其实对文革的知识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状态。
文革对中国是一种灾难性的影响，它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比如经济方面，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那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65美元，那时候非洲最穷的国家人均GDP是490美元，是中国的三倍。
但是那时候，其实我们没有这些概念，我后来因为做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个纪录片，就采访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典型，一个是小岗村，一个是义乌小商品城。采访小岗村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村民为了能够承包田地在一起按血手印，因为那时候做包产到户是违法的，有生命危险，但是农民已经没有活路了，他们对村支书说，你把地分给我们，如果你被杀了，你的儿子我们来养大，那个血手印就是约定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中国农民贫困到这个样子，最后大家为了有口饭吃，已经拼命了，按血手印拼命也要有口饭吃。
义乌小商品城也是如此，我当时采访了最早在义乌摆地摊的一个家庭妇女，她后来成老板了。她当时也是家里面活不下去了，她要去卖鸡蛋，只要卖点鸡蛋，就可以活下去。但是当时还在资本主义尾巴，最后她实在没办法，就跑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就是要跟他拼命，说你要不让我摆地摊，我挣不到钱，我今天就不活了，我跟你拼命。最后那个县委书记没有办法，说这样吧，为了你们能够活下去，我就把义乌县政府大院门口的这条街给你们摆摊。然后就从卖鸡蛋开始一步一步，义乌最后居然发展出了世界小商品城。当时我采访的时候就感觉，那时候民众居然会苦到那个样子，而且所谓的改革开放根本就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中国民众活不下去了之后拼出来一条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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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