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结构性减速的状态，这种减速不是周期性的。我们经济增长总是会面临周期性的波动，高的时候是经济高涨和通胀，也有经济增长减速的低谷阶段甚至是通缩，但那是周期性的波动。”这是大陆经济学家、中美绿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原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最近在“如何走出经济增长减速的困境”一文中做出的判断。
在徐林看来，“那种周期性变化和结构性减速是不一样的，结构性减速具有一定的趋势性，而改变趋势的难度要大得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大都是结构性的。”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减速压力呢？徐林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要素条件恶化。
徐林认为这里面包含两大问题。首先是中国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了，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接近15%，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到了19%，很快就达到20%。
老龄化程度快速提高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中国现在劳动年龄人口每年都在减少，劳动力年龄人口指的是15岁-60岁的人口。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平均每年减少300万左右，从去年开始中国总人口也已经开始净减少，整个国家的人口抚养比也因此迅速提高，年轻人的养老负担在持续加重。
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首先使得劳动力成本会持续上升。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劳动力的成本大概平均每年上涨12%。这就使得中国的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渐渐失去优势，所以过去中国很多产业开始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转移，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发生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第二个问题是随着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整个国家总体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
“中国一直在世界上属于储蓄率非常高的国家，储蓄率最高的时候曾达到50%，现在大概降到了43%这样的水平，还会进一步下降。“所以，劳动力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供给的条件，实际上都在弱化甚至是恶化。”徐林说。
第二个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
徐林指出，当要素条件变得不利时，如果要素配置效率能够不断地提高，那可能会抵消要素条件不利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不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但不幸的是，中国的要素配置效率的增速在过去十年里面是在持续下降的，劳动力生产增速在过去十年也是在下降。
徐林说，“我们在研究‘十三五’规划时候曾算过这个数，全要素生产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都是下降的。你的要素供给条件在恶化，要素配置效率增速也在下降。
如果直接用简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来估算，毫无疑问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下降，这不需要掌握高深的经济学知识就能理解。”
第三个因素是中美关系紧张导致的外部环境恶化。
徐林认为，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持续比较紧张，这种紧张已经导致整个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与西方国家经济脱钩断链的趋势开始显现。
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来说不仅是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也是先进技术和装备的主要来源，发展下去的负面影响是令人担忧的。即便在目前情况下来看，中国从美国一年得到的货物贸易顺差还是在3000多亿美元左右的水平。
据徐林回忆，编制“十三五”规划时，浙江企业家鲁冠球曾建议说，我们千万不能和美国把关系搞坏了，因为我们中国很多产业的核心技术都握在美国人手里，如果关系要是搞坏的话，对我们国家产业升级的影响会非常大。
“那是2015年，那个时候他说这样的话，大多数人没有太深体会，因为当时中美关系没坏到如今的程度，对中国很多产业的技术来自于美国，甚至会被卡脖子也没有现实的体会。
现在看起来，鲁冠球老爷子说的话非常有远见，这种见地建立在一个企业家对中国产业技术广泛深刻了解的基础上。” 徐林说。
中美关系如今的变化，导致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产业链、科技链去中国化趋势，这种变化对中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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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