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3月09日訊】觀眾朋友好，歡迎收看這一期的【方菲訪談】。

江蘇徐州鐵鏈女事件在過去的一個多月時間引發民怨沸騰，其熱度和持久度都刷新了紀錄。這件事讓許多國人發現，他們距離鐵鏈女只是「一悶棍的距離」。而官方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多份通報，也使其公信力蕩然無存。外界分析中共當局已經徹底陷入塔西佗陷阱。本期節目專訪程曉農博士分析鐵鏈女事件揭示出的制度之惡，以及社會的潰爛。

程曉農博士您好。

程曉農：你好，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主持人：謝謝您再次上節目為我們解讀熱點事件。曉農博士這個鐵鏈女事件它的發生離現在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所以我想先請您很快地回顧一下這個事件的源起。另外，官方一開始的那幾份通報為什麼引發民眾如此大的反彈？

鐵鏈女事件 官方4份通報將輿論逐層推高

程曉農：這個事件的發生實際上是一場烏龍，就是一個當地的縣委學生幹部為了迎合中共當局那個多子女政策，就想製作一個典型，結果是引發了一場大地震。當時是豐縣縣委獲悉說下邊有個農家，家裡生了8個孩子。然後他為了展示地方政府落實中央高層那個3個子女的政策的態度很積極，就組織縣裡面派人去村裡為那幾戶人家送生活用品，用他們的話說是叫做所謂愛心活動，獻愛心活動。

那麼那戶農家的男的叫董志民，他正在向縣裡來的幹部講什麼自己生活多困難，這時候縣裡的來人聽到旁邊有間破屋子，連門都沒有，裡邊有鐵鏈聲響，走過去一看嚇一大跳。那破房子有一個女的，大冬天的時候被用狗鏈拴在屋裡頭。沒有鞋，頭髮凌亂、臉色很黑，土炕上就扔兩饅頭，這女生就像一條狗那樣被栓在那裡，這就是這家8個小孩的媽。當時這場景就被縣裡來的一個女士就拍下來，然後1月28日放到了網上。

現在她放在網上的這個當初的視頻，在維基百科上原來是有記錄的，但被中共干預了，就刪除了。這段視頻很快在中國國內迅速地被轉發關注，很多人就開始關注女性權益問題。很多民間人士開始挖掘相關線索，發現這個命運悲慘的女人，其實是被拐賣到這個村子來的，由那個姓董的人買下來，長期被當作性奴，受盡虐待。然後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出現了大量抨擊徐州當地政府的文章。

然後這個事件就進一步變成了國際事件，像英國的BBC、德國之聲、端傳媒、台灣的《自由時報》和《聯合報》、《大紀元時報》、《紐約時報》這些媒體都跟進報導。中南海本來想用冬奧會來宣傳中共的成就，結果這件事完全就轉移了社會的眼光，也就給對中共不滿的中國民眾提供了一個發洩不滿的機會，就讓中共非常狼狽。「鐵鏈女」事件引起了國際關注以後，地方政府就開始想設法掩蓋真相。

目的是為了維護政府的形象，扭曲事實，希望儘快淡化這個事件的負面影響，結果卻是越描越黑，民眾更加不相信當地政府的說法。下面我就引用2月21日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維新聞」的介紹，它有這麼一篇文章叫做「從網紅曝光到醜惡揭露，還原豐縣八孩母親案失控的20天」，我就用它這裡面提供的資訊來說明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然後地方政府是怎麼樣地接連撒謊然後穿幫的。

這篇文章承認，這起江蘇徐州豐縣的八孩母親事件是關注度最高、持續時間最長、討論範圍最廣泛的公共事件。那位已被忽視了二十餘年的「八孩母親」就成為刺痛社會的一根刺，並引發了一場全民偵探運動，以及對中國刑法修改婦女權益的呼籲。

在民間自發的社交媒體的輿論壓力下，1月28號豐縣縣政府發了一份不到180字的通報，宣稱說經過調查核實，這位女的姓楊，當地人，1998年8月與董某人合法結婚，不存在拐賣行為。結果這份經不起推敲的官方通報，就徹底激起了社會不滿，又掀開了徐州郊區鄉村裡的黑幕。

這種情況下，1月30日豐縣又發了第二份通報，聲稱說被鎖「鐵鏈女」是1998年6月流浪乞討的時候，被董某人的父親收留，以後就和董某人生活在一起，同時承認，兩人辦結婚登記時，鎮政府的民政辦工作人員沒有對這個女的身分資訊嚴格核實，但是沒發現有拐賣行為。這第2份通報關於這個女人從何而來的解釋，和第一份通報是矛盾的。第2份通報退了一步，承認說這個女人不是本地人，是外地來的，但仍然否認說是拐賣來的。

那麼這時候另一宗失蹤案的女孩叫李瑩，她的親屬也向公安提出了申請，要求採集楊某人，就是鐵鏈女的DNA做對比。因為他們覺得這個鐵鏈女有點像他們家失蹤的叫李瑩。為了堵住社會輿論的嘴，2月7日豐縣的上級徐州市發了通報，這算是這起事件的第3份官方通報。這通報說，在雲南核實了「鐵鏈女」楊某來自雲南，經DNA鑑定，8個小孩和董某、楊某均是親子關係。

結果第三份通報又被發現漏洞了，很多民眾質疑說，8個小孩中當中的長子叫董香港，不是「鐵鏈女」生的，因為他名字中的「香港」兩字很奇怪，懷疑是1997年香港回歸的時候出生的，當時他已經長到23歲了。多年來對「鐵鏈女」所受的長期虐待完全不介意，所以他的媽可能不是鐵鏈女。因為鐵鏈女1998年才結婚，如果這是實情的話，那徐州市那份所謂親子鑑定又是假的。

在民間輿論的進一步壓力下，徐州市在2月10日又發了這次事件的第4份通報，這次通報承認說，「鐵鏈女」楊某是被拐賣到徐州的，她在雲南原籍的名字叫「小花梅」，而且已經在雲南做過DNA檢驗了，確認楊某人是雲南的原籍，她這個身分。但這份通報又暴露出漏洞了，因為有民間人士自己去雲南查證，結果發現官方通報，徐州市的第4份通報講的小花梅所在的村的村民，看過鐵鏈女的視頻以後，覺得不是小花梅。

這樣的話徐州市第4份通報欲蓋彌彰，造假騙人的痕跡又露出來了。然後，民間還有人挖出了鐵鏈女的結婚證，從中又發現不少漏洞，因為這個證件屬於偽造的。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它填寫的日期是休假日，在休假日辦證，鄉一級的政府的辦證機構是不上班，所以這一天不可能辦這個證件，所以它是假的。其次，照片上的女生不是鐵鏈女。再一個，結婚證上女生的出生日期是1969年，今年52歲，比鐵鏈女大十幾歲。因此，鐵鏈女的真實身分再次存疑。

在豐縣和徐州市的解釋接連穿幫之後，2月17號江蘇省委、省政府又宣布成立調查組，對豐縣生八孩的母親她的事件進行全面調查。

江蘇省調查結果 官方仍然跳不出「塔西佗陷阱」

主持人：我覺得這4份通告完全不能服眾，之後江蘇省就不得不介入了，而且稱要一槌定音。結果這個調查報告在7天之內又火速出爐，那您怎麼看江蘇省這個調查報告的結果呢？

程曉農：因為現在中國很多民眾相信說，那個鐵鏈女的真實身分其實是李瑩。李瑩的父親是個軍人，1979年從四川入伍，是在西藏服役，然後官至上尉。轉業以後，回到四川省南充市，就安排在當地糧食局工作。李瑩是12歲的時候，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失蹤的，這是25年前的事。李瑩的家人自從女兒失蹤以後，25年來一直在找她。現在既然徐州的鐵鏈女有可能是李瑩，那麼家人當然希望找到她，確認是自家的女兒。

但這個事又成了中共政治上的難題了，因為她的父親是為共軍服務的，對女兒被拐走這麼多年都找不回來，一旦真的確認徐州鐵鏈女就是李瑩，而且長期飽受虐待，會對中共的軍心造成很大的負面衝擊。所以，中共寧可不讓李瑩與家人見面，這樣來避免軍心動搖。

前面主持人講到塔西佗陷阱，這個話習近平也講。2014年的時候習近平在一次大會上公開表示說，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提出了一個理論說，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發表什麼言論、無論做什麼事，社會都會給以負面評價，這就是塔西佗陷阱。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會危及黨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那麼現在中共的官媒已經承認，在徐州鐵鏈女事件中，中共確實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正因為是這樣，所以徐州地方當局把鐵鏈女以體檢為藉口，把她從當地轉移到南京。然後把董某以虐待罪逮捕，再把這個村子用鐵皮牆給封了起來，派人站上崗，外面的人再想進去訪問村民，就已經完全不可能了，這叫做現場封鎖。同時中共不去抓大量存在的人販子，卻去抓那些調查人口拐賣的記者。現在去雲南查「小花梅」的那個調查記者已經被警方傳喚，顯然當局要封住民間志願調查人員的嘴。

同時，中共為了試圖統一輿論，2月23號江蘇省的，剛才主持人提到的調查報告出籠了。內容主要是這樣說的，首先它迴避存在大範圍的人口拐賣，把鐵鏈女事件簡化成一個孤立個案。然後用承認徐州市通報的方法，否定了豐縣的兩次通報。最後是在省政府的通報，處理一批縣級、科級，科級就是縣政府的局級和鄉鎮級的幹部，還有鄉幹部，希望這樣就封住民眾的嘴。

但是，網民們又挖出了江蘇省調查報告的痛腳了。他們發現，江蘇省委省政府2月17日成立調查組，4天裡頭，除去路程1天，前後跨越河南、雲南兩個省，官方江蘇省政府說他們走訪了4,600人次。調查組如果是按8個成員來計算的話，平均每人每天要走訪143個人次，按走訪每人10分鐘來推算，調查組每人每天工作時間是23個小時。這一天一夜只睡一小時，那如果確實他們在這段時間裡查閱了資料1,000多份，那每天要看166份資料，這顯然是做不到。

因此江蘇省的報告，無非就是用省政府的鐵口硬斷，把他們事先編好的結論硬塞給民眾，當然民眾不會輕易相信，所以鐵鏈女事件雖然被當局壓下去了，但民眾的負面評價和懷疑，依然存在。中共其實它爬不出「塔西佗陷阱」。

中共治下大規模人口拐賣存在多年 鐵鏈女案揭開黑暗一角

主持人：我們來看一看這個事件揭示出的一些黑幕，徐州它被稱為拐賣婦女的黑窩，80年代後期有一個紀實文學報告就談的是這個事情。但是從這個事件以來，我們聽到許許多多這種恐怖的故事，絕不僅僅限於徐州。那麼到底在中國這個拐賣婦女的黑幕有多深有多廣？請您談一談。

程曉農：中共在這個案件當中，千方百計地想要迴避的就是大規模人口拐賣，那麼我們也就可以在這方面進一步深入分析一下。徐州豐縣的這個苦命女人並不是孤例，也不是只在這個村子裡才發現這樣的悲劇。

這一次的「鐵鏈女」事件，它只是偶然地掀開了中共統治之下黑暗底層社會的一角，從這個案例追下去，我們就可以發現大量可怕的中國表面繁榮掩蓋之下，陰暗不堪的社會現實。這種事情不是現在才發生的，而是過去幾十年一直都存在的社會現象，只是長期以來都被中共掩藏起來。現在是因為「鐵鏈女」這件事，把相關問題揭露出來了，那中共惱火的不是那個苦命女人的遭遇，而是中國社會的真實現狀被曝光了。

拐賣婦女、劫持小孩，在中國是到處都存在的事。劫持小孩，不僅僅發生在窮鄉僻壤，也同樣發生在大城市。所以中國的小學放學以後，你會發現說在校門口都聚集一大群家長，各自要接走自家小孩，這就是怕小孩單獨行走，可能被劫持。那從北京、上海、深圳這些特大的城市，到小城市，其實都一樣，那麼拐賣婦女就更普遍了。

這個被鐵鏈栓著的婦女，並不是住在深山僻壤的地方，別人找不到那樣。她是在一片大平原上的中等城市徐州市郊區的豐縣歡口鎮董集村，這個村位於徐州市的西北方，離徐州市100公里。這個村子西面離濟南到徐州的高速公路還不到10公里，所以它是一個交通十分便利的平原地帶。發生的這個案子，它的案情是20年前就開始的，一直拖到今天才因為偶然的原因被揭露出來。那其中的背景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來，它有多黑暗。

其實，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有過關於大規模人口拐賣的資料和數據被披露出來。

1989年5月浙江文藝出版社曾經出版了一本書，叫做「古老的罪惡——全國婦女大拐賣紀實」。這本書介紹說，從1986年到1989年，人販子從全國各地拐賣到徐州這6個縣的婦女一共是48,100名。當年整個徐州地區出租車的半數司機都參與拐賣婦女，只要是從火車站拉到一個單身的女孩，這個司機就會把她轉手，開到人民販子那兒賣掉。

另外，據徐州市有一份當時的調查報告，80年代末期，當時外地婦女被哄騙、劫持、拐賣到江蘇省徐州市所轄各縣的具體數字，這還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官方數字。具體數字如下：徐州市所屬的銅山縣12,000人，睢寧縣8,700人，邳縣9,400人，豐縣8,100人，沛縣5,300人，新沂縣4,600人。那這份官方報告說：這是一組駭人聽聞的數字，也是一組充滿血和淚的數字。

那這些數字合起來就是我前面提到的48,100人。這份報告就被當時江蘇省作協主辦的一個雜誌叫「雨花」雜誌，1988年第10期刊登的一篇報告文學叫「黑色漩渦」特地引用了。那這份報告文學舉例子說：被犯罪集團劫持、拐賣的婦女，多人被強姦、輪奸，年齡最小的只有13歲。受害者絕大多數是未婚女青年，有農民、幹部、待業青年、精神病患者。

那麼是不是說被拐賣的都是女性，都是文化程度低的農村婦女呢？事實上，具有研究生學歷的女生，照樣會被拐賣。1988年9月3日中共官媒《光明日報》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一篇報導叫做「沉重的思考——對11位女研究生被騙案的追蹤採訪」，這篇報導當時轟動全國，因為它曝光了11位女研究生被拐賣的案件。其中最著名的引起大家記憶很深的，就是上海同濟大學一個女研究生的案例。

當時《光明日報》有位女記者叫武勤英，她翻閱了1988年6月7日《河南日報》，看到一篇短文引起她的注意。這篇《河南日報》的短文說：拐賣女研究生的騙子叫李敏，是1988年6月6日在鄭州落網的，那麼被拐賣的女研究生和這個騙子李敏，是兩個女子相遇於鄭州的一個小旅社，那這個女研究生的年齡比這個女孩大七八歲，這女孩是農村的半文盲小姑娘，她居然就把這個女研究生給拐賣了。那麼這個事件呢，它的情節就促使武勤英去當地採訪。

《光明日報》武勤英後來寫的報導說：這個我們把同濟大學女研究生稱為A，就是A呢是被一個16歲的農村小姑娘拐賣到了山東鄆城縣農村，作價是2,480元，買主是農民宮長恩。那麼被拐賣的71天當中，A是遭到宮長恩的強姦，並被嚴加看護。A曾經想自殺，但是沒能成功。後來買主宮長恩被判了5年徒刑。

這時候武勤英還在採訪當中，記下了鄆城縣公安局辦公室主任講的一件事，他說：貴州省有一位婦聯主任是要到當地去解救一位，從貴州被販賣到山東鄆城的婦女。結果這個婦聯主任走在街上，就被幾個山東的當地人綁架。然後是在倒賣貴州的婦聯主任的過程當中，這個婦聯主任才乘機逃脫的。

在中國人口販賣這個古老產業，從1980年代到現在，中國媒體不缺少這類報導和紀實片、還有大案要案的紀錄片。比方講，2007年有電影《盲山》；2016年有湖北的巫山地區「巫山童養媳」事件也是類似的；然後2018年9月21日中央電視台「鄉村法制劇場」播放一個報導叫做「被拐賣的女大學生」；還有中國有一部電影名字叫做「嫁給大山的女人」，這個電影宣傳是說，這部片子是根據河南襄城姑娘郜豔敏的真實事件改編而成的。

那這部電影講述的是一個18歲的打工妹被人販子拐賣到大山裡頭，多次自殺未遂，然後就支撐起風雨飄搖的家。其實現實中的郜豔敏的命運完全不同，她是被轉賣、被強姦，再以2,700元的價格賣到太行山深處的河北保定市曲陽縣靈山鎮下岸村，丈夫經常喝醉酒打她。影片與真實事件中完全不符，美化了拐賣婦女的社會現象。

那有人說這是不是徐州地區，這個被拐賣婦女都上個世紀80年的舊事嗎？現在是不是人口拐賣的資料很少公開了，也許沒了。其實我們可以通過其它線索來觀察，就像「鐵鏈女」是來自雲南一樣。江蘇省和徐州市，就江蘇省北部，還有徐州市地區的大批被拐賣女性都是來自於雲南、貴州這西南省份，從那兒到江蘇的。她們都是祖居西南山區的少數民族。

然後我們從徐州地區的少數民族種類和人口，我們就會發現，後來從1980年的末期以後，過去這幾十年，徐州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反常的大規模增加。

比方講：1982年徐州地區一共只有18個少數民族，一共九千人；但是到了2000年徐州的少數民族種類增加到了47個，就憑空的多出了三十幾個民族，都是外地過去的，人數達到2萬多人。這段時間徐州市人口一共增加了30%，但少數民族的人口增加1倍多，而且多半增加的都是西南省份的少數民族。

那少數民族在西南山區，她不可能有機會認識幾千公里之外的徐州農民啊，她更不可能自己從山村跑那麼遠的路，主動什麼到徐州來談戀愛，嫁給徐州這個漢族地方的農民。所以她們從西南山區消失了，然後就突然出現在徐州，基本上就是婦女拐賣的結果，是人販子把她們遠途拐賣來，然後當然是要從下家收錢的。

那麼從本世紀初到現在，情況又有哪些變化？根據2020年全國的第7次人口普查數據，江蘇省全省常住人口當中，漢族人口比2010年的第6次全國人口普查增加7.47%；但是江蘇省少數民族人口已經從2010年的236,000人增長到621,000人，增長了61%。

那麼江蘇省這種少數民族人口的增長速度，顯然不是少數民族的生育率高能夠自然增長達到的，它只可能是說，從2011年到2020年，又有24萬少數民族人口被拐賣到了江蘇，其中多少是年輕女子，多少是被拐賣的，這正是中共要隱瞞的事兒。

販賣人口背後 有一個從官方到鄉村的共犯結構

主持人：就這種事情發生之後，我覺得人們通常的問題一開始都會說，說這種長期存在的犯罪行為地方政府為什麼不管，這樣大規模的。但是，我覺得鐵鏈女這個事情出來之後，很多知情人士的爆料，他們的這個曝光就告訴我們說，其實地方政府和地方的執法機構他們是整個犯罪鏈條的一部分。所以您怎麼看地方政府在這其中扮演的角色？

程曉農：這個角色非常值得分析。我看到2017年時候美國國務院在一份報告當中說，說中國是販賣人口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因為它沒有採取嚴肅的措施，結束中國在販賣人口問題上的共謀。這個共謀指的是官和民間的共謀。那中共當然是對此矢口否認。實際上，中國的人口販賣從鄧小平時代到習近平任內從來沒有少過，這說明有一種寬縱人口拐賣的共犯結構一直在存在著。

那今後中共也許下一個文件，打擊一輪，然後，但它不會追究過去幾十年裡頭的積案，因為太多了，光一個徐州地區就幾十萬人案子。那等到風頭過去，恐怕拐賣活動依舊捲土重來。那像江蘇省徐州市這樣的，地方政府一直到基層的鄉村的黨政，還有警方、司法機構的共犯結構，其實已經存在幾十年了。這就是中共統治的一部分。

這種共犯結構也不只是在官場上，其實，我們從徐州「鐵鏈女」的悲慘遭遇可以發現，這種共犯結構一直往下延伸到了鄉村。那之所以被拐賣的女性沒辦法逃走，是因為她們就算逃出了村子，仍然會被周邊農民發現，然後被報告給這個被拐女性所在的村子，然後逃跑的女性會被抓回去，慘遭毒打，再度被囚禁。

那麼當地的有沒有女孩，有，當地很多村裡生的小女孩，如果不是家裡父母把女胎，這個墮胎的話，那麼女孩生出了以後，長大了都想離開家鄉。而他們當地很多男性就算出去打工也沒辦法在外地求得配偶。這樣的話呢，很多村裡的單身男性就變成依靠拐賣來的女性，花不用多的錢就能強行占有她們。

然後，這些男的就把這些失去自由的女性當成家庭財產，而當地各村的人又是互相保護、互相隱瞞，結成一個社會基層的強占拐賣女性的一種社會結構，一種共犯結構。誰家的拐賣來的女性試圖逃走，村子裡會有很多眼睛在暗中監視，甚至鄰居會主動幫助捕捉，把逃出去的女性送回她的「買家」。

那面對這樣的廣泛的社會基層的共犯結構，那當地政府為了維持社區穩定，他不是去破案，消滅拐賣，而是配合村民，隱瞞拐賣婦女的身分，比方講為村民提供假的結婚證明，還有明知道人販子又送來了被拐賣的女性，警察假裝不知道。那麼人販子可能是當地的，也可能是外地的，他們甚至會到偏遠的雲南山區，專門誘騙年輕女孩，再把她們強行送到「買家」多的北方鄉村。那被拐賣的女孩一旦離開故鄉，就人生地不熟，很容易成為人販子和各種人的性侵害對象。

這是一種很典型的社會潰敗特徵，正常的社會倫理和道德崩潰了，官方的法律偏袒「買家」的，被拐賣的女性命運悲慘，淪落為生育機器。那麼我們以前可能有觀眾想說，我們在非洲落後的部落地方我們聽說過這種故事；其實，就在中國現在這個號稱GDP要超越美國的社會裡，這樣的事情成千上萬地天天在發生，人口拐賣在中國大行其道，就是中國社會潰敗的表現。

那很多民主國家的民眾會以為，想當然地以為，民主化就會改善這種局面。其實不會，民主化可能可以在政治上改變共產黨的專制，但民主化沒有辦法解決社會潰敗；相反的，民主化過程當中，鄉村民眾的價值觀，如果是指望接受被拐賣的女性來維持生活，那人口拐賣就依然會繼續存在下去。那在中共治下，鄉村的社會潰敗正在持續的演進，那都市的繁榮和威權統治堵不住人口綁架，這就是中國社會的真實現狀；沒了共產黨，鄉村潰敗依然會延續下去。

那現在我們看到中共統治的潰敗是正在慢慢地演進，但是中共統治的潰敗是和經濟、社會的潰敗同步進行的，可以預期，中共的統治力越弱，鄉村等社會基層的潰敗速度就越快。中國是個人口大國，人口的大部分住在鄉村，那中國鄉村今天的現狀，我們從徐州這個並不太貧窮的地區，就可以看得挺清楚的。

中共司法系統縱容包庇拐賣

主持人：那您覺得就是像人口拐賣這種問題，這個犯罪行為，它是這種長期的系統性的存在，它跟中共這個體制，特別是司法體制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程曉農：徐州「鐵鏈女」這個事件引發了很多追問。比較常見的一種就是替中共當局解脫的看法，說是當地的地方政府知法犯法，而中央政府昏暗不明，被下面騙了。這是中國皇朝時代的傳統故事版本。如果說地方政府知法犯法，那我們就得看看中國的司法系統是怎麼運轉的，相關法律是如何規定的。

首先我們要談到中國司法制度必須了解的是，中國的黨管司法制度。那在中共的專制制度之下，司法系統包括法院、檢察院，它和民主國家不同的，它不是獨立辦案的，而是歸屬於當地中共政法委管，接受地方中共黨委的領導。所以，政治介入司法、操縱司法，是中國專制制度架構的一部分。所以對一個刑事案件，比方說拐賣婦女案，公安局查不查、檢察院是不是起訴、法院如何判，都要由當地的縣委、市委、省委說了算。

如果黨委的頭目決定說這事刑事案件不要辦、不要查了，那在中國，這就不屬於知法犯法了，而叫做黨管司法。也就是黨管司法的情況下，犯法也可以算不犯。所以，如果地方黨委不下令，刑法上有關拐賣婦女的案件就都放過去了，不會辦的。

雖然中國的刑法有一些條款是涉及到這個相關的罪刑，比方刑法第238條叫做「非法拘禁罪」、第240條「拐賣婦女、兒童罪」、第241條「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強姦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侮辱罪；拐賣婦女、兒童罪」，聽起來都是要制裁人口拐賣的，但是中國的相關法律是有嚴重問題的。

2月18日北京的一個經濟學家盛洪寫了一篇文章，他指出，中國的《刑法》第241條第6款把付錢給人販子、買下被拐婦女的行為，法律上的用語叫做「收買」。然後盛洪是說這樣的說法不僅是政治不正確，而且是「法律」不正確。

為什麼呢？拐賣婦女這個人，人口販子他不是在賣自己的東西，首先這婦女不是物品，是不能買賣的；其次被拐賣婦女不屬於拐賣者，所以她們是被拐賣者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脅持。所以中國的法律把這個承認被拐賣婦女形成的所謂「交易」，他完全忽視了人口拐賣的所謂買賣是在婦女不同意的情況下強制進行的。

所以中國刑法上講的婦女的「收買」者，其實是出錢唆使他人劫持婦女，那不管他是「事先訂貨」還是事後「送貨上門」，都是如此。等於說他們「買」了一個女生，然後就用暴力強迫進行性活動，這種持續性強姦比一次性強姦構成更嚴重的侵害。

但是中共的法律條款用「收買」來界定付錢從人販子手中獲得女生，實際上是把刑事犯罪淡化成「交易」，它完全無視被拐賣女生的個人權利和意願，等於是變相承認「收買」者出一點錢就可以就擁有被拐女生的身體，並且把這種長期剝奪女生人身自由、實施強姦的活動，變相承認為所謂的「婚姻」。

中國這種劫持、拐賣女生的活動，是這樣的普遍，人數這樣的多，很顯然是一種非常嚴重的刑事犯罪活動。它的產生，既有法律上對「收買」被拐賣女生的寬縱因素，也有各級政府的不作為因素，還有社會底層的作惡人群的因素。徐州只不過是這次因為「鐵鏈女」事件偶然被舉發，才引起了民間的注意，在山東、河北還有西北、西南地區，還有無數現在根本沒有引起關注的案件。

那真正的問題在於說，中國各級政府，從下面到上面，其實都是長期以來默認這種狀況的。比方講《中國經濟週刊》有一個報導，它說中國的裁判文書網披露，徐州豐縣的法院判決的數起被拐賣婦女要求離婚的案子，但是法庭的法官都是不支持原告，就是這個被拐賣婦女要求離婚的訴訟。

等於說當地婦女被拐賣了，被賣了。然後被強姦，被非法的拘禁，走投無路，去告要求離婚，因為這個結婚也不是她同意的，這種情況下想告離婚這個法官都不判，不准她離，那她最後走投無路，只有死路一條自殺。所以中國這種司法判決，其實是准許拐賣合法化。

中共摧毀農村鄉紳治理 改造成共黨專制和底層混混文化的混合體

主持人：確實是這樣的，您這個分析很準確。另外就是我覺得這個案件，也讓很多人感覺到說，中國農村的現狀可能跟我們許多人想像的不太一樣；就是鄉村中的這種惡，它非常普遍且常態化。為什麼會這樣呢？

程曉農：為什麼會這樣？我想從中共的鄉村統治歷史來解釋一下。

那麼中共統治中國之前，鄉村是一個比較典型的鄉紳治理結構。就每個村莊往往是因為血緣和近親而形成的自然村落，土地都是私有的，雖然也有少量的村子所屬的公地，它是為當地的村民社區服務的。然後村莊給村民提供教育、宗教、文化傳承、關係聯結等各種社會文化功能，然後私人承擔不了的公共事務就由村莊來承擔，比方有祠堂、有義莊、有義田、有社倉、有義學等等。

鄉村裡的社會秩序通常由村裡社會經濟地位比較高、宗族勢力較強的鄉紳來出面維持。那麼在鄉村裡通行的規則，既有正式的制度，比方說律法、契約；也有非正式制度，比方說習俗慣例、傳統價值觀念和社會倫理。

但是，中共建立政權之後，是把共產黨的嚴密統治延伸到了每個村莊，然後它通過土改消滅了鄉紳階層，又培養了一批為共產黨賣力的農村混混，也摧毀了鄉村裡傳承上千年的習慣習俗、傳統價值觀念和社會倫理。然後再進一步在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的過程當中，最終中共是建立了用人民公社制度來取代鄉公所。

通過強行的組建生產大隊和生產隊，這樣最終建立了一個，把村莊變成了中共搜刮糧食這些農產品的一個半軍事化的生產管理單位。在經濟制度方面，所有土地都被收為公有了，生產隊內部實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口糧這種經濟制度；同時，通過公社、大隊、生產隊這三級幹部，最大限度的把農產品用低價收購由國家收走，只留給農民勉強維生的口糧。

這種農村制度消滅了鄉紳階層以後，它是培養了一批新的農村精英，也就什麼人呢？他們是依附共產黨基層政權，像人民公社的這麼一批，很多人就是土改時期為共產黨賣命的農村混混，不想幹活的、偷錢滑懶的。這批人就把農村的政治社會文化改造成了共產黨專制文化和鄉村底層混混文化的混合體。

這些鄉村基層幹部滿嘴共產黨的話語，行事作風卻是底層混混文化的產物，對農民是強勢、蠻橫，對上面奴顏卑膝，因為他們的權勢和地位來自上面幹部的信任和重用。那麼當時的人民公社這一級的幹部是所謂的「國家幹部」，但是這些大隊、生產隊一級的基層幹部的身分仍然是農民。所以，無論公社幹部怎麼樣調動，基層這些農民農村幹部是長期不變的。這些基層的農村混混出身的共產黨的基層幹部，就是大隊、生產隊的幹部，就是共產黨的所謂「鐵打的營盤」。

到了農村改革以後，實行包產到戶了，人民公社制度瓦解了，公社這一級行政機構改稱鄉政府了；生產隊解體了改稱村民組；大隊也解體了改稱村委會。但是，共產黨仍然依靠它在農村基層這批農村幹部，所以，很多村委會幹部仍然是原來的大隊幹部。那麼這時候發生的變化就是，老一代的農村基層幹部漸漸由鄉村裡年青一代的農民來擔任了。

所謂的年青一代的農民幹部，多半是以前參過軍，在部隊裡混個黨員，然後也學到了一套官話。當然他們不是單純靠這點背景的，但這樣的背景是他在鄉村裡當村委會黨支書、村委會主任是一個必要的本錢；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往往在村裡有相當勢力的宗族為背景。比方講他家所屬的族群，就是這一支或者幾支彼此有血緣關係的，他們總的人數要在村子裡占有相當大的數量，所以很有勢力。

一個人有事，一大幫人就出來一塊互相支持，不管好壞是非。最好這個家族還在縣城裡有一個混到了科級幹部，就是縣政府縣委的局級幹部。如果有這麼一個縣裡當科級幹部的人，親屬撐腰，那他們在村裡基本上就一手遮天了，上面他兜得轉，下面也吃得開。

所以雖然中國的鄉村在人民公社制度解體之後，名義上叫做村民自治，但實際上是農村的痞子混混幹部在控制。村民委員會時代以來，中共後來取消了農村的稅收，因此，村幹部的主要任務就是計劃生育和維持鄉村秩序。鄉政府和他們之間是一種利益交換關係，就是村幹部幫助鄉幹部完成各種政策任務，鄉幹部就給村幹部提供一些優惠；什麼優惠呢？就是法規優惠。

比方說村幹部別的事上也無所求了，但在法規問題上，希望鄉幹部高抬貴手，比方說村裡的一些人胡作非為，但這是自己本族的子弟，那麼需要村幹部處理的時候，需要鄉幹部「你們高抬貴手」。同樣的，村幹部與村民之間也是這樣一種利益交換關係。所以村幹部作為一方「土豪」，往往是一手遮天的，村民不敢反對的。

但村幹部同時也要保護村民免於麻煩，這樣村民才會比較順從。那這種村幹部與鄉幹部的關係，還有村幹部和村民的關係，是有點像幫派裡「老大和小弟」的關係，英文叫做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係。就是這種關係，產生了一種結構性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狀態。

鐵鏈女生8孩 顯示基層保護人口拐賣 突破中共政策

主持人：對，您說到這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實也恰恰是這個事件揭示出來的另外一個黑幕。是什麼呢？就是在「鐵鏈女」這個事情上，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鐵鏈女」她有8個孩子。中共這個計劃生育政策所謂「一胎化」，可以說它在執行上是非常嚴酷的，在農村很多你可以隨時看到一些很恐怖的標語，可見一斑。就說這方面，所以你說看到一個家庭他有8個小孩，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所以這個事件就讓人很多覺得地方在執行中共政策上是不是其實有很大彈性呢？

程曉農：這我們要好好來分析一番，就拿這個「計劃生育」來說。首先我們可以做對比，我們都知道中共是個從上到下非常嚴酷的專制政權。如果有一個異議人士，他要是有一點活動、言論，中共很容易輕易地通過手機監控還有滿大街的監控攝像系統，把他找到然後抓走；那同樣的，主持人剛才提到的農村裡計劃生育政策也曾經非常強硬。

但這一次徐州的「鐵鏈女」事件暴露出來，在中共嚴密的社會監管中，這個「鐵鏈女」她生8胎都沒事。原因是什麼呢？原因就是基層農村幹部一直在裝聾作啞，既暗中保護人口拐賣和人口劫持這種大規模的活動，也在保護突破「一胎化」政策的情況。

中國的「一胎化」是從1978年開始，當時中共在1978年修改憲法的時候，在第53條裡加了一句話叫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當時是為了減輕人口增長造成農村糧食緊張和城市就業的困難，因為當時很多農民是被限制在鄉村人民公社的範圍內，不許流動的。

子女多就需要更多的糧食，導致農村人均口糧緊張；那麼城市裡也因為很難為更多人口安排就業，所以希望能限制城市人口增加。所以1979年中共就提出了「計劃生育」政策要推進「一孩」政策，就只許生一個。我這裡引兩個中共大佬的說法、原話。

1979年鄧小平說「要力爭人口降到每年增長千分之五，用行政的、經濟的辦法都可以，只要能降下來就是最大勝利」；1979年6月1日陳雲也談過說：「要制定法令，明確規定只准生一個」，他說：「先念同志對我說，實行『最好一個，最多不要超過兩個』」，陳雲說：「我說再強硬些，明確規定『只准一個。準備人家罵斷子絕孫。不這樣，將來不得了。」那麼就這樣，中共幾個大佬就強制把只許生一胎的政策確定下來了。

以後30年裡頭，中國城市裡夫妻結婚了要想生小孩需要拿到「准生證」，否則就會在工作單位受到懲罰；那在農村裡呢？因為農民會偷偷地生，就要實現大規模的強制絕育手術，嚴禁生「第二胎」，除了強制育齡婦女結紮，還會強制懷孕的婦女刮宮，不服從的人還會遭到罰款。剛才主持人開始講這個事的時候，提了些農村有各種看起來很恐怖的標語，天天恐嚇農民。

我就舉幾個例子，比方講有這麼一種標語：「一胎上環二胎紮（這個紮是結紮），計外懷孕堅決刮（這個刮是指刮宮）」。「一胎上環二胎紮」就是你生一胎就給你上避孕環，你要生了兩胎必須強制結紮，你要是在計劃外還又懷了孕的，我堅決刮。還有一句叫做：「該紮不紮，房倒屋塌」。什麼意思呢？基層幹部要把你家女性結紮了，不許她再懷孕，你要不幹，我就讓你房倒屋塌，把你房子扒了讓你活不成。還有一個標語叫做「寧讓你家破人亡，不讓你超生一胎」，再有一個口號叫做「逮著就紮，跑了就抓，上吊不解繩，喝藥不奪瓶」。你聽聽這樣蠻橫專制的口號，就很說明問題了。

那麼這個獨生子女政策一直執行了30年。是到了2015年，因為中國出現了人口老齡化趨勢，中共才發現吃虧了，所以又宣布「我們允許生第二胎」；到了去年，發現勞動力不足這個難題出來了，中共又說：「我們宣布鼓勵生第三胎」，這就發生了徐州這個事件了。

就是因為中共開始實行鼓勵第三胎的時候，豐縣基層幹部就跑到村裡去找典型了，想找到生第三胎的案例，向上面邀功。結果徐州市豐縣這個宣傳幹部發現他們家有8個，馬上就覺得做了宣傳報導，肯定會表揚我。結果他本來宣傳說他們的多子女新政策落實得好，沒想到，這會兒倒楣了，撞槍口上了。

這種宣傳正好暴露中共實行了4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在豐縣完全是假的。因為，這個「鐵鏈女」生的8個孩子，大部分是在「一胎化」時代生下來的，這個村子居然可以在強制實行「一胎化」的年代裡，一戶人家連生8胎都平安無事。這充分說明什麼呢？中國鄉村現在的實際狀況是相當複雜的，很多政策、法律中南海喊得響，但在村子裡置若罔聞，根本不存在。

這個8孩女的所謂男人，花錢買8孩女的董志民他的家在村裡是個大族，不但有親戚在縣城裡當官，當物資局局長，也有人在外面經商。所以他是得到了鄉、村兩級幹部的庇護，所以生8胎沒事，他買被拐賣的女性也沒事。

這一次江蘇省政府為了面子，不得不對當地幹部加以懲罰，也包括以前管計劃生育的幹部，說就是你們讓縣政府暴露了我們這個計劃生育政策根本沒執行。這是為了遮掩基層政府對胡作非為的縱容，然後試圖把存在廣泛的各種各樣的問題作為個別幹部的一時錯誤來糊弄過去。其實黑惡行為在鄉村的普遍化，它不只是人在作惡，也是基層政權在作惡。

主持人：是，確實是。其實這個「鐵鏈女」事件，它揭示出了中共這個治下的社會多方面的這種黑幕，多方面的這種潰爛。那今天非常感謝曉農博士來為我們做深度分析，那我們本期節目就先到這裡了，非常感謝。

程曉農：謝謝方菲，謝謝我們各位觀眾朋友們的收看。

主持人：好，觀眾朋友也感謝您收看這一期的《方菲訪談》，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方菲訪談頻道：https://bit.ly/fangfeitalk

《方菲訪談》製作組

（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