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有对新疗法进行月度审查。没有对疫苗的数据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月度审查。什么都没有。两年来，有关COVID-19的任何科学信息一直都对美国人束之高阁。”
在这个由两部分组成的访谈中，我们采访了内科医生、心脏病专家、流行病学家，也是第一篇关于早期COVID-19门诊治疗中涉及种药物方案的论文的主要作者彼得‧麦卡洛（Peter McCullough）博士。我们讨论了有关COVID-19治疗的全套证据，包括一种可能在孟加拉国消灭了COVID-19病毒的预防方法。
麦卡洛表示：“在乔杜里（Chowdhury）的治疗方案中，他们使用了稀释的聚维酮碘（povidone-iodine），实际上是在鼻子里杀死了病毒。”
第一部分，彼得‧麦卡洛博士谈到了对羟氯喹、伊维菌素和其它新冠疾病治疗药物的莫名其妙的压制。
随着人们对（接种疫苗引起）心肌炎和疫苗的其它影响的担忧日益增加，麦卡洛详细分析了他在疾控中心（CDC）的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中看到的情况，以及这些数字的真正含义。VAERS系统的准确性如何？有多少报告可直接归因于COVID-19疫苗？
麦卡洛说：“在86%的情况下，没有其它解释。”
这里是 《美国思想领袖》亚博官网，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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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麦卡洛博士，欢迎你来到《美国思想领袖》亚博官网。
麦卡洛：杨，谢谢你邀请我。
COVID-19无法治疗吗？
杨杰凯：我想，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对你要说的东西感兴趣，甚至是甚为感兴趣，那就是给COVID-19（我们大纪元称之为CCP病毒——中共病毒）提供治疗方法。你自己也用这些方法治疗病人，我认为，很多人可能不是太了解。那么，就请给我讲讲你实际的医疗实践吧。
麦卡洛：在过去两年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完成了一项新冠病毒的研究计划，之前，没有医生见过SARS-COVID-2病毒感染病例，也没有医生以前真正治疗过COVID-19病毒。
那麽，作为一个医生、一个涉猎广泛的医学专家，我一直在从事内科和心脏病学、成人疾病方面的研究和治疗。我不畏挑战，竭力治疗我的每一个高危病人，以避免住院和死亡这两种不良后果。
杨杰凯：这很吸引人，因为在大流行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除了住院之外，没有治疗手段。
麦卡洛：（对于新冠疾病）有一个假定，而且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假定。在医学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假定，说一种疾病在病人住院前阶段没有治疗方法，我从未见过一个大规模的假定，是不假思索做出的，而且是从一开始就做出的。从第一个病人开始，就有一个假定：在病人跨过门槛入住医院之前，这种疾病是无法治疗的。
那么，这个假定的背后是什么？我认为这个假定的背后是恐慌和自我保护。门诊、护士、其它卫生部门、医生实际上觉得，对他们来说，在住院前的阶段治疗病人相当有风险，而且有可能感染其他病人，对门诊、办公室、其它类型的治疗场所也造成感染风险。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入院前治疗阶段（prehospital phase）被视为禁区。人们顺水推舟地辩解说：“这种病毒无法治疗，我真的很想治疗病人，只不过它根本无药可治。”但是他们从一开始便宣称无药可治，两年后仍然如此，我想每个人听了之后，都会明白，这个基本假设有点不对劲。
担任医学期刊《心肾医学》主编
杨杰凯：对这个问题，我有一大堆话要说，因为，至少有几种治疗方法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了的。让我们稍后再谈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先告诉我们您的背景），你实际上是一个主要医学期刊《心肾医学》（Cardiorenal Medicine）的主编。
我听说，你是这个领域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专家。而与此同时，你还在设法行医治疗COVID病人，你是如何做到的？这个临床实践过程是因为COVID爆发而启动的，还是之前就已经存在？
麦卡洛：是这样，我刚进入临床实践的第四个十年，也就是说，我维持了内科和心脏病学的委员会（每隔10年更新一次证书）的认证（已经四次了），（目前）我正处于美国内科医学委员会（ABIM） 这个“维持认证”（Maintenance of Certification，MOC）计划的第一年。实际上，我已经多次更新了内科的认证，每隔10年，都需要经过专业考核后重新认证，心血管疾病方面的认证也是如此。
在接受心脏病学培训之前，我曾有一段时间作为内科医生执业。此外，我还接受了流行病学的培训，这是关于疾病的分布和决定因素的研究。但从一开始，我的研究领域就是涉及多学科的研究，那就是研究心脏和肾脏，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激素和神经、生理化学系统，紧密地联系起来的。
这些系统对于医学诊断和治疗非常关键。因此，在心肾医学领域的一些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带进了这个（传染病）领域，对此许多人都做出了贡献。我有幸担任《心肾医学》的主编多年，该杂志的出版商是瑞士巴塞尔的Karger公司。
如今我不再担任这个职务了，我担任《心血管医学评论》（Reviews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的主编多年，这个杂志最初由MedReviews在纽约市出版。现在， 这个杂志了仍由MedReviews公司出版，该公司搬迁到香港，我现在已经和香港办公室合作多年了。那本杂志的影响因子一直在稳步增长。
我是第一版《心肾医学》（Cardiorenal Medicine）教科书的主编，也很荣幸地为布劳恩瓦尔德（Braunwald）的《心脏病学教科书》（Textbook of Cardiology）中撰写了一个章节，这本书被认为是心脏病学的圣经。我写的这一章的标题是 “心脏病和肾脏病之间的联系”。
在绝大部分医学生涯中，我是在世界各地作讲座。我曾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其它政府机构举办的会议作过讲座。我是NIH数据和安全监测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大型制药公司、体外诊断公司的临床试验，很荣幸地成为这些大型临床试验指导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我与心脏科、肾脏科和内科的同行医生都有合作，目标在于推动该领域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我发表了660多篇经同行评审的论文，收录在国家医学图书馆（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中。其中许多论文，我是为论文负责的第一或高级作者，有时我被刊载于作者的博客中，因为我是调查小组的成员。
增刊COVID-19治疗 或挽救数十万人生命
在我主编的《心血管医学评论》杂志中，单独做了一个COVID-19治疗增刊，我指派了一名编辑独立负责，这样就不会有利益冲突。在那篇论文中，我将作者范围扩大到57人，包括我自己。但我希望治疗过大量病人的医生能提供意见，他们正在治疗成千上万的病人，我希望所有不同类型的想法都能摆在桌面上。
这就是2020年12月发表在《心血管医学评论》上论文的前因后果，那篇论文的标题是“盘点COVID-19的序列多药治疗方法”（Sequence Multi-Drug Therapy for Inventory of COVID-19）。通过《美国医学杂志》和《心血管医学评论》，美国医生和外科医生协会（AAPS）创建了 《家庭治疗指南》（Home Treatment Guide）。
这成为我所知道的向公众提供的关于COVID-19的最多下载和利用的文件，已经被下载和分享了数百万次。可能避免了数千万人住院治疗，可能挽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
杨杰凯：真是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大量信息、大量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充斥的时期）。有时很难知道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哪些信息是可信的，哪些是不真实的？很高兴了解到这个《家庭治疗指南》，实际上是根据一篇经过严格同行评审的科学论文制定的，该论文的第二版在2020年（12月）问世。我直到此刻才知道。
麦卡洛：我们把尽可能多的参考文献、知识库继续扩大。因此，发表最多的治疗剂是最早使用的药剂，即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有超过300项支持性研究。
接下来是伊维菌素（Ivermectin），超过63项支持性研究。之后，我们有支持性的随机试验，对皮质类固醇（corticosteroids）进行了元分析（荟萃分析）。我们有前瞻性的队列研究（cohort studies，又译为群组研究，注：通过对某一特定患病或未患疾病的人群在一定时间内的观察，根据相关性来确定被观察对象疾病变化或患病的风险）。现在，还有一些关于抗凝血剂的有限随机试验，及对其它的抗炎药的研究。
许多人不知道，关于COVID-19最大、质量最高的前瞻性随机安慰剂临床试验，实际上是用秋水仙碱（Colchicine，注：一种抗炎药）做的，由蒙特利尔心脏研究所完成。这个试验被称为COLCORONA试验。质量之高，击败了所有其它的治疗性试验，极大地减少了住院和死亡率。
期刊发表只是传播信息 需要政府相关行动
挑战之一是，已发表的科学论文，同行评审后在期刊上发表，只是传播了信息（并没有引起政府部门的相关行动）。因此，当我们有了这些口服疗法，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委托对世界各地（新冠）病人治疗进行持续评估审查。
作为一个公民，我个人的期望是，在这场危机中，我们的（医疗）机构每月都要向各个国家和广大民众通报治疗进展，每个月都应该更新。应该有一个彻底的审查，应该有一个详细、彻底、公开的审查。我们支付公共卫生官员工资的目的，就是因为这个。
杨杰凯：据我所知，实际上有两种药物，已经得到了FDA的批准，我之前提到过。（一个是）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ies），我听说它能降低Omicron（奥密克戎）的感染，关于Omicron病毒，等会儿我们再详细讨论。那么另一个就是氟伏沙明（Fluvoxamine），这个名字对吗？
麦卡洛：紧急使用授权程序的历史很有趣。以前，大概有5到10个紧急使用授权产品，在美国投入使用。紧急使用授权的规定是这样的，它属于一种紧急情况，我们需要一些授权，以便在某类政府或私人救护行动中，迅速使用某种产品，而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执行批准上市的程序。
不要忘了，当药物上市时，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上市？因此FDA的许多活动，实际上与药物广告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包装说明书或标签，实际上是一种销售药物的监管许可。一种药物的产品适用范围（indications），实际上是用于广告性标签的。所谓的标签是广告商使用的，它是药品上的广告性标签。
产品适用范围不一定是说医生会如何使用该药品，但它基本上给制药公司画了一个界限，这就是标签的作用。紧急使用授权已经有了，所有这些都齐备了。现在只是一个问题，是否有足够的信息，来支持其使用？让我们把它拿出来。
对于最流行疾病的治疗、住院和门诊 两年后还是谜
时至今日，我们不知道哪家治疗COVID-19病人的医院死亡率最低，哪家医院死亡率最高，完全没有。因此，对于我们时代最流行疾病的治疗、住院和门诊，两年后还是一个谜。
杨杰凯：没有机构正在研究治疗方法吗？
麦卡洛：我很早就加入了一个合作团体，由哈佛大学医学院领导。2018年，我刚刚成为哈佛医学院的讲席教授，这是一个场面相当热闹的活动。我在肾脏病学和心脏病学的两个科系都做了讲座，一位年轻的肾脏病学家联系了我说，“我正在推动应对COVID病毒。” 我说，“太好了，你打算做什么？”
他说，“我正在组织一个合作团体，称为‘阻止COVID’（Stop COVID）”。我说，“太好了，我想报名参加，我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团体。”我们成立了机构审查委员会，我们组织了研究人员，我们尽可能参加“阻止COVID”活动。我接着说，“我们要做什么？ ”他说，“我们要观察数据。” 我说，“我们要阻止COVID吗？”他说，“嗯，不，实际上就是到重症监护室（ICU），做一些观察性的记录。”
所以，的确如此，学术机构正在做观察，他们在观察这个病毒。但是不是要阻止COVID病毒，从未阻止过一例COVID感染，也从未阻止过一例死亡。而我们（的医院）没有进行任何有组织的、高质量的、创新的治疗方案，也没有宣称这样做，没有人这样宣称。医院应该积极招募病人参加独特的、开创性的治疗方案。
现在，不是有ACTIV（加快推进COVID-19治疗性干预和疫苗的开发）实验项目吗？是否有几百人参与了bamlanivimab试验和sotrovimab试验？是的。可能有近千人参与了瑞德西韦临床试验。可你知道，有多少个上百万、上千万的美国人被送进医院吗？该研究成果则微不足道。
我们从我们的（官方）机构听到的一件事是，“我们不建议在临床试验之外使用这些药物。”我说，“给我们安排临床试验”。我喜欢临床试验，我主持过临床试验，我在临床试验方面非常专业，我想要做临床试验。
哪里可以找到COVID-19的研究反馈？
2021年3月，当时我在德克萨斯州参议院作证，炮轰了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我质问道，“哪里能找到1-800（免费）电话号码，这样，我们的老人可以取得这些临床试验（研究结果）？ ”回答是，“他们可以网上浏览网站clinicaltrials.gov”。
我说，“为什么不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75岁老人，发着高烧、呼吸困难，而那位老人必须要通过浏览clinicaltrials.gov，找到研究结果？”高速公路上的广告牌在哪里，上面写道：“1-800（免费）电话号码，COVID是一种糟糕的病毒？美国在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里有一个1-800（免费）电话号码，你可以取得研究成果。”没有这样的电话号码。
在哪里可以找到COVID-19的研究反馈？我们本应该在2020年初，就对住院和院前病人进行大型临床试验，什么都没有。我给你讲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曾有一次针对羟氯喹、阿奇霉素的（临床试验的）尝试，而在2000名病人中，他们找到了20人，然后（还没实施）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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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