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0月06日讯】“我敬爱我的母亲，她总能作出极明智的决定。而这种明智的价值总在二十、三十年后才为我们所读懂。我无意以倒推的方式去寻找赞美母亲的理由。但对全家所有孩子的上学安排方面，母亲对我学习的重视程度是个异数，时至今日，这个结论我的兄弟姊妹都认同。—— 高智晟”
1977年过完年，高智晟的母亲决定让他继续上学，并说“半年以后必须考上初中”。下半年，他开始走出山村，到十公里外的乌镇古城中学读书。由于经济原因，他“无法住校就读，因住校每天需要缴一斤粮、八分钱”。一个人一天吃掉一斤粮，这对他家而言不仅奢侈，而且也力不能及。而每天加上八分钱的负担，这一个月下来就是两块多，这更是一个无力面对的困难，他的母亲鼓励他走读。
在他的记忆中，母亲在他初中三年中的艰辛付出，是她一生做得最执著的事之一。她是一个极有责任心的人，三年从未使他迟到过一次，却有无数次早到的记录。最夸张的是，有几次当他到了学校，老师们还没有开始睡觉。“这种情形还都发生在天阴或雨雪天。那时全村也没有一个钟、一块手表可供看读时间”。母亲三年里晚上睡觉不脱衣服，他“在睡梦中也常能听到她开门到外观星星以判断时间，有时一夜要出去十几次，尤其是冬天冬夜里，那该是怎样一种困难，一遇阴天，她就不敢睡着”。他在回顾这段时期母亲的辛劳时感叹道：“实在可以说，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在一个人的一生一世中只有一个人会为你这样无声地在苦中煎熬自己，那就是母亲。”
他还面临的困难是没有衣服和鞋穿。在村子里，他一到夏天就光着上身光着脚，仅穿一条短裤，上初中了这样是不行的。好在“姐姐寄来了一条女式裤子，很短，类似现在的中裤，短至腿肚子以上”。怎么办呢？好办，他“想出一个遮丑的办法，就是把裤管挽起来，挽在膝盖以上”。这条裤子让他穿了三个夏天，整个中学期间就这一条夏裤！鞋子也是因为上了中学才成了个问题。在村子里，天气一暖和，从来都是光脚。而第一次去中学报名，他没有看见一个像他一样的光着脚的人。他姐姐离开家后留下一双穿过的红鞋子，他母亲想法子用一种叫煮蓝的染料把它染蓝，分给他和弟弟一人一只在冬天穿。以前，两个人都光着脚，天气寒冷时，兄弟俩“在外面时，都是两只脚不停地来回在地上换着站立，酷似冬天里的鸡独立避寒状”。由于染料质量差，刚染好的鞋，在阳光下一眼便能看出是由红鞋染成的。他和弟弟“每人穿一只红鞋的事，却成了村里极著名的历史事件”！在上初中的头几个月里，他穿的就是那双又重新染了一次的红鞋和另外一双蓝鞋。
每年的学费必须由他自己想办法解决。所以每年暑假，他都到县城打工，还好，1978年以后，“到附近县城打工不再受到权力限制，但对出远门打工的管束还很严厉”。他和弟弟一起每个假期都“到县城给别人工地去和泥、灰，或提泥包或灰包给匠人”。“每人每天的工钱是六角，每天劳作应该有十六个小时左右，每天晚饭后，即七至九点还要到石场上去背混石，那活计可真不轻松。”一包泥十几斤重，他们要从地上提着送到在建筑物上面的匠人跟前，每人供应两个以上的匠人。“两个人如果足够幸运的话，干上一个月，每人能赚得十八元钱。”
高智晟上中学前是不敢一个人走夜路的。他“从小到大，接受了太多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信息，几乎让人理所当然地相信，黑夜里就是孤魂野鬼的世界，在黑暗里它们无时无处不在。尤其是一些屈死鬼的传说，更是在夜行中总能出现在头脑中。这是看不见的怕，而看得见的则最害怕路旁为行人避雨而不知挖于何年何月的土窑和坟地，最怕听到那黑洞洞的土窑里有什么响动传出。可那年月实在是遍地的苦主，有时有叫花子以及其他被迫有家不能归的苦主晚上就会栖息在里面，尤以冬天为着”。在偏远和落后农村长大的人都能理解他的这种对走夜路的恐惧。他后来告诉孩子们，“但实在别无它法，上学对我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这吸引力实在不是因为认识到知识有多重要，而是那书本里的文字世界对我有着神奇的诱惑力。”然而，三年里，孤魂野鬼终于没有出来吓过他。不过，他有三次记忆深刻的发生在冬季的可怕的经历。
一次是在一个风特别大的黑夜里与一只或许是狗的动物相撞。那是在他上学必经过的一段公路的急拐弯处，在幽暗里他顶风奋力前行，而一只动物却是被顺向的大风裹挟着前扑，恰巧在那拐弯处撞到了一起。“双方都受到了惊吓，双方的尖叫声更是强化了各自的恐怖”。由于惊吓，他的意识一片空白，但本能地听到随着那猛然一撞，那恐怖的尖叫声由近而远离他而去。但是他立即恢复理智，实际上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他提醒自己，刚才那一撞的对象是物质的，不是鬼，因为他实在地感受到了对方的存在，甚至在手上感到了对方的体温，又险些被撞倒。进一步冷静下来思想，实际上他的手触到的是一个有毛皮的体肤。而那尖叫着远去的声音，就像狗被踩住尾巴时的尖叫声音，于是他安慰了自己继续赶路。另一次是在漆黑寒冷的夜里经过一条小渠沟时，被渠沟中的或许是狐狸的动物吓了一跳。那条水渠大概四十厘米宽，三十多厘米深，路面宽不足三十厘米。在他跨越那条沟时，惊醒了一只蜷伏在其中酣睡的动物，它在他脚底突起的动静与尖叫声，把他吓得毛发倒竖。还有一次，他“像往常一样，紧绷着神经急匆匆地走着。走着走着，看见前面山顶上好像蹲着个人”。山丘很小，山顶离山根底的路距离不足一百米。他经过时则势必要惊动那当时还无法判断的不明物。他感到不解的是，数九寒天，深更半夜，假如是个人，在这个时间一声不响地蹲在山顶上干啥呢。他浮想联翩，思维快速转动着，并设法作出些响动来，试探着那黑物的反应，那物终于寂然不动，而他又不能不走向那里。他“踌躇了片刻，终于决定往前走，并故意跺脚弯腰捡起了两块土疙瘩”。一边期望能把对方惊走，另一面也让对方看到他是有抗击准备的。没料到，他刚走了一段，那黑状物猛地从山顶上朝着他跑下来，就在惊愕之间，那黑状物已从他的头顶飞过。哦！原来，那是一只大雕，它的习性与猫头鹰相同，昼伏夜出。
高智晟说，上中学真正的苦还是饥饿和每天的长途往返。每天天不亮起来，热一碗前天晚上留下的饭，“是用甜菜叶子或其它菜煮熟后，再用高粱面和成糊倒进沸腾的煮菜锅里，使清水变成了有点黏稠度的汤。喝了这样一碗后，要经过近十四小时后再回至家吃晚饭，晚饭也还是喝这么一肚子。这种饭食及进食模式三年一律。”求学路上，“严寒酷暑无阻、狂风暴雨无阻”。关于天气，最让他在乎的是下雨天，因为那时没有雨伞，一遇到雨天，就像他母亲说的，“淋得像只死鸡”。到了教室里，数小时间之内，他“坐的凳子上都往地上流着水，身上的衣服规律性地要靠着自己阴干，那样的一天是很不轻松的。水淋淋的衣裤穿在身上，那种难受难熬迄今没有能力述说清楚。但最恐惧的雨天经历是初春和晚秋时节。春寒料峭，秋风凄雨，那是诗境；这种时节遭逢雨天，那叫个苦。尤其是秋雨，在清冷中，雨下得是不急不躁，耐心十足。在这样的雨淋里，愁苦有时会让人生出绝望，抬眼望去，整个世界浸泡在亮生生的冷雨中”。但是，他的经验是“在恶劣的天气里夸张地奋力前行。奋力的结果是，在行进中，大大地减弱了苦楚的威力。最困难的还是坐在教室里的头几个小时，那是无力改变的。而冬季最大的苦楚是早晨那锋利如刀的寒风。最特别的遭遇是，有时竟出现竭尽全力奋力而不能前行半步的情形。”
“客观而论，按着固化了的托模标准，我在中学时期不算是个好学生，我喜欢一个人独处时学习，人多时则喜欢逗乐子，俗间称调皮。—— 高智晟”
对于在中学里的学习经历及功用，高智晟“认为它的作用是技术性的。那时，全中国都没有几本有用的书可读，消灭了书，消灭了读书人的胆气，是那时政治所制造的‘伟绩’。课本就是中学生的全部世界”。他进一步说道，“在三年的中学生涯中，从未在班里谁的手上见过一本课外读本。中学生的意识世界被禁锢在单调的课本上。上中学只成了一个技术过程，对于文字，我们只是有了量的积累，对文字的技术支配能力，可以说没有获得。而量的积累条件也十分拘限。对于写作，今天回过头来审视，那真是一种不幸，那些关于写作的灌输，它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在弱化、拘限人的思想能力，模化人的意识模式。当我们有了自觉的思考能力时，我认为我的老师针对我们的许多施教措施，都不宜在人类群体中提倡。那种教育机制，它的结果是捆绑了学生的人格和思想。它拓通的不是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生成之路，而是把所有人的人格和思想驱赶进一个预制场，那里的预制构件是死的，但却是一律的托模。你看学生的作文若其还有种特别的话，那就是它的一律的共性，唯一跟作文有关的个性那就是学生自己的署名。老师自己首先就局限了自己，现在我不大清楚，记得那时候的老师每个人手头都有一种叫讲义的本子。看那情形是，总不肯轻易修改的，更不可以变换。一本长期不更换的讲义，实际上使启发学生心智的老师自己的思想先硬化，他们的认识、见识也会慢慢地退化。使自己本身成了一种机械，一种死的工具。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此生最大幸运无过于没有再继续读高中、读大学。”
高智晟自己说，在学校里，按着传统的标准他不是一个好学生。在中学有点名气却是因着他的调皮，因为不太安分守己，不大听老师的话，常被老师处罚。其中有两个老师对他的辱骂和体罚给高智晟留下了极坏的记忆。一个周六的下午，初二年级的一、二班合并在一个教室上课，因为周日教育“专干”要来检查验收、听课。初二年级的语文老师李天德当时读错了一个字，他举手后给指了出来。尽管他确有显摆的动机，但也有为老师着想的一面，觉得干部听课中出错对老师是没有好处的。不料，李老师听了以后从从容容把书本一合，突然提起嗓门让他站起来，其喝斥声像炸雷一般，接着对他进行了近十分钟的全然失控的辱骂。“不愧是语文老师，那骂词滂沛，上迄祖宗父母，旁连兄弟，这大概是熟人社会最大的优势”。这个所谓的老师甚至骂道，“翻一翻你们祖宗八代没有一个好种”。作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当时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无助，而且老师是当着全年级近八十个同学的面。他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恨不能钻到地里面去。另一个叫崔徐章的老师则对他进行了体罚。那是在一天的自习时间，他擅自讲话，而被在教室外偷听了好一阵的崔老师抓住了把柄。崔老师进来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将他拎起来说，“逮的就是你”，然后将他拖出了教室。被老师拎着，他只能踮着脚尖前行。崔老师恶狠狠地说“我今天要弄死你”，将他拎进了高一班教室的讲台上，换了手揪住他的头发，迫使他仰起头，并且要他先说“我不要脸”，然后详细讲讲自己如何的调皮，让他“真的羞愧得不知如何是好！”假如他略有犹豫，老师的手就会更使劲，他不敢违背。整整一个下午，他就这样被拎着游斗，一个教室接着一个教室。在被游斗了第一个教室后，他已经大汗淋漓，从第三个教室出来后，他哀求老师放开他，并保证不再调皮，但是没有用。当看见老师的脸上得意地露出少有的雍容娴雅，他很后悔他的哀求。老师没有因为他的哀求和保证停止对他的侮辱性的体罚，他从开始的麻木中清醒过来，在后面的游斗中，他咬着牙不说一句话，尽管那个狠毒的老师用大头鞋猛踢他的小腿、狠劲向上拽他的头发。
高智晟的调皮不安分以及颇为强悍的个性，让他在一些老师的面前吃了不少苦头。然而，他在中学期间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一般在前五名，而且从1978年春季开学，他居然担任了班里的团支书。这或许说明，那些老师的教学对他来说，是相当的无味和没有吸引力。另外，他在家书中告诉孩子们，“我在中学三年里学习的一项本领有必要向你提及，那就是交际。我好与人交往，我在这方面与我的同学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他们的交际都局限在本班或本年级，我的交际范围则是在全校，尤其喜欢与高年级的同学交往。”高智晟很强的社交能力，无疑在他后来的律师职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走出了中学校门，加入苦人的大阵，成为一名受苦人成了必然归向，但一生能做一个好受苦人亦属于一种能力。—— 高智晟”
1980年，17岁的高智晟初中毕业，他的考试成绩达到了县重点高中的录取标准。但是，贫穷的家庭已经不能再支持他继续读书，那一年，他的学生时代结束了。因为不能上高中了，他流过泪。还有让他“一个人偷偷地流过泪”并且“迄今耿耿于怀”的是，他们全班的毕业照，至今没有能看到。“因为当时一张照片要一元七角”，而他“终于没有凑够这笔钱”。
高智晟的父亲说他长得“细蹄细爪”，“生在这种受苦人家里，却没生成一双受苦人的手脚，一辈子饿不死就算稀奇事”。他父亲的描述很像是预言，我们的大英雄命中注定不是农民。事实上，他既做不好农活，连貌似简单的放羊也出差错。不过，在当地农村，初中毕业的他，应该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了。
当年的下半年，他被村子里外派为修路的义务工，只给饭吃没有工钱。他和几个义务工住在一个熟人家里，几乎每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听他讲《三国演义》，讲《隋唐传》，实际上他是“现炒现卖”。那时他结识了邻村的一位好朋友，那位朋友家里有很多的小说和连环画，而且是非常大方地借给他看，“有求必应，要几本就给几本，想看多长时间就看多长时间”。对比他七岁时渴望了一年时间、在小伙伴的慷慨资助下用一角二分买的《二士争功》来，十年后的他，好朋友的家成了他的个人图书馆！他“带着活生生的饥渴，利用起所有那个时间阶段的多余精力，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些图书。三国世界的雄大、竑阔，梁山好汉们血性勇为的酣畅淋漓，使人感情激越，血脉贲张。”他感到，那些书籍比“课本要有趣得多，博大得多”。尽管“义务工的劳动强度很大，一天劳作十几个小时”，但是他“仍觉得那段劳动生活颇为惬意，这惬意的理由就是晚饭后讲故事给人听”。@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