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的20周年。纪念这个可怕的日子，我个人感触颇深。那天发生的事情和自那以后的种种曲折历历在目，一时间五味杂陈。
对我来说，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令人震惊和最重要的一天。那天早上起床后，我急切地想要准备副总统在国会山接待外国贵宾事宜。他将与众议院议长一起主持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的联席会议演讲。经济和外交政策是议程上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对亚洲和中东的政策。
在与白宫西翼员工核实后勤工作后，我回到了行政办公大楼的国家安全套房。一进门，一名军官就对我说：“先生，你得看看电视上发生了什么。”当我们讨论飞机的类型和如此高层的消防救援的独特挑战时，我们看到第二座楼被撞。我们明白了这是蓄意攻击。随后，整个白宫被紧急疏散。
当数千名工作人员挤满了17街时，我们得知五角大楼遭到袭击，也听说其它飞机下落不明。我们被告知，极少数被派往总统紧急行动中心（PEOC）的人员应该立即回家。我和同事们一起步行约三英里到国家动物园，第一次有机会通过电话与家人联系，第一次有机会登上地铁回家。
和世界上大多数美国人和朋友一样，我在电视上目睹了那可怕的一天。我女儿当时只有2岁，她问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在电视台意识到并切断直播之前，画面显示尸体砸落在记者身后。我们目睹了破坏、恐慌和损失。我们感到愤怒和悲伤，但大多数人决心在第二天调整过来，重返工作岗位，并尽一切可能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打败这个敌人。
考虑到最近政治的疯狂和两极分化，今天很难想像美国人民，无论左派右派，以及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曾聚集在美国国旗周围（在之后的很多年中，我们一直佩戴国旗领针），向我们的急救人员致敬，并支持我们的军队，因为他们准备履行布什总统的承诺，“撞毁大楼的人很快就会听到我们所有人的声音。”
当时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9·11改变了一切”。在紧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它确实改变了一切。
9月10日的优先事项是经济复苏、与俄罗斯重新平衡关系、寻求与印度合作的新机会，以及从克林顿与中共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过渡到布什的“火神”外交政策顾问在2000年竞选期间倡导的“战略竞争”。
“9·11”事件后，全球反恐战争成为所有关系的第一要务，“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跃升到第二位。在基辛格的“现实政治”实践者的眼中，俄罗斯的重要性下降到了中等层面；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上，我们给予印度强硬的支持；而我们对中共的态度又回到了传统思维的温水浴中——寻求合作而非竞争。
当20年后我们回顾这些政策，有证据表明，我们最初的调整和反应确实遏制了对美国本土的攻击，并挫败了主要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网络。不幸的是，对中共（和其它国家）的软弱使得北朝鲜的核能力正常化，并使伊朗的核能力取得重大进展。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重大军事行动中从最初的“震惊和敬畏”不幸地让位于长时间的任务拖延、反叛乱和撤退，并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美国公众和大多数盟国的支持。
与COVID-19的“15天拉平曲线”类似，美国与中共合作（而非竞争）贯穿了布什政府随后的7年和奥巴马政府的整个8年。川普（特朗普）政府执政的4年看起来只是一种反常现象，而不是方向的纠正，而美国对华政策现在似乎坚定地回到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轨道上。其首要任务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千禧年协议（而不是挽救美国人的生命或就业）。
在这个重大日子的20周年之际，最大的失败感来源于塔利班新政府的成立，中共在设法损害盟国对美国威慑力的信心，而美国令人生气的软弱使这种新的世界乱局成为可能。
作者简介：
叶望辉（Stephen Yates）是一名分析师，和一名在政治、政策、媒体和国家安全事务等高层和基层有着罕见的经验的从业者。他是总统决策、领导力、国际事务和战略沟通方面的有成就的专家。叶望辉于2001年至2005年在白宫担任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副总统副助理。
原文“9/11 Didn’t ‘Change Everything’”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