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8月28日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正月，在四海臣民的贺岁声中，唐太宗庙谟深远，撰著《帝范》十二篇共4000余字，将自己戎马一生的征战经验、励精图治的治国之道，作为对太子李治的训诫之辞。次年，太宗与世长辞。
《帝范》秘藏宫中，鲜为人知。新、旧《唐书》虽有记载，仅仅说明《帝范》内容有四卷，详文不知。《资治通鉴》也未见全文。《帝范》在宋代遗失，大多数内容已不为世人所知。庆幸的是，在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帝范》一书在云南被意外发现，重现于世。清代乾隆年间编撰《四库全书》，大儒纪昀等人参照元人注释，并考证其误，重作列注，附于原文之中，上奏清高宗弘历过目，经批准后，收入《钦定四库全书‧子部一》。此外，清朝又有日本宽文本回传中国。
本文是学习《帝范》笔者的一些浅见，敬请大家指教。
第一章 引言
一、今天为什么学《帝范》？
《帝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明珠。学习《帝范》，首先要明白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概括而言，窃以为，如下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我们生活和各种人群、各类民族、各国人打交道，需要讲普世价值。但什么是普世价值呢？这就涉及到传统文化了，因为传统文化是普世价值的基础。从历史上讲，东西方文化不同，但普世价值是共同的，只是表现方式不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确是“性相近、习相远”。什么又是“性”呢？“人之初，性本善”。普世价值是“性本善”的一种表现，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是人类的大智慧。从普世价值的角度来理解传统文化，对今日之人类尤为重要。
第二，当今世界，科技发达、物质丰富，令人眼花缭乱；但另一方面，人类又陷入空前的危机，毁灭并非不可想像之事，是为“人类困境”。人类怎么走出困境？要返观历史，借重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我们透视、剖析现状，寻找出路的一面镜子。
以上两点是普遍而言的。对于华人来说，又有其特别重要之处。华人的根在哪里？在传统文化上。中共窃国，“文化大革命”乾坤倒转，至少在文化意义上大陆人已是亡国奴了。海外华人呢？远离祖国，旅居异邦，只有学习、传承传统文化，才能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把根留住，维持生机。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抽象的，它有无数的载体和表现。我们这就讲到了学习《帝范》的具体价值，也讲三条。
第一，“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祗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帝范》后序）。唐太宗千古一帝，其对人生的体悟、对世界的察识，可以说达到了巅峰状态，足资后人“取法”。
第二，《帝范》是太宗的政治遗嘱和绝笔之文，“帝王之纲，安危兴废，咸在兹焉”。他将此书赐给太子，语重心长地说：“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帝范》凝结着太宗一生的心血，是学习太宗的首选。
第三，《帝范》既是一篇以君主的身份讨论君主的宏文，前所未有；又是一篇父子交心之作，秘藏皇室。满篇卓识，一片苦心，真诚、坦荡，没有虚情，全无伪文，是谓至珍。
二、如何学习？
学习《帝范》，学习传统文化，不要把它当作单纯的知识来学，满足于“晓得了”，而是要“入心”，人要因此有所变化。《论语》一开始讲什么？“学而时习之”。“学”不仅要“思”（“学而不思则罔”），更要“习”。“习”是什么？操练、练习，要身心俱化。
子路跟孔子说，老师请慢点讲，上次讲的我还没做到呢！（“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这是古人学习的一个榜样。
我们要特别注意，学习传统文化一定避免“博物馆化”。什么是“博物馆化”呢？就是虽然在读经典，但就像参观古代埃及文物一样，和我们的生命没有多大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人没有得到改变、提升。我们讲个孔子学习的故事：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史记‧孔子世家》）
这个故事意涵很多、很深，孔子之所以为圣人由此可以一窥。虽然，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所处的生活环境千差万别，学习的动机和出发点也因人而异，但都可以从孔子身上得到启发。
不过，毕竟现代人离孔子太遥远了。我们也讲一下现代人学习历史、学习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学习方法因人而异，但学习态度必须讲究。学习态度上，前人多有垂范，这里仅引述近代两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供借鉴。
其一，陈寅恪先生的“了解之同情”说：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先生这个态度，也有渊源。例如，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篇尝谓：“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
其二，钱穆先生的“温情和敬意”说：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推诿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国史大纲》）
三、关于唐太宗和《帝范》的两点说明
1. 唐太宗“崇文”与三教齐兴
《帝范》的压轴篇就是“崇文”：“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儒为正宗，但非独尊。太宗对儒释道三教采取的是“齐兴”政策。唐尊老子为先祖，故重道教，“道在佛前”，但佛教也在大兴。太宗晚年与玄奘往来甚深，“数攘袂叹曰：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还写下了著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此外，唐代对外来宗教相对宽容，期间多有外来教士传授教法，如景教、拜火教、摩尼教等等。
唐朝之所以是近2500年中国历史的最高峰，与太宗的“三教齐兴”有莫大关系。这里讲一件事情。高祖时，佛道之争颇烈。武德九年（626年），高祖惑于太史令傅奕，决心罢黜佛教，命令已经发出，但玄武门事件突起，李渊被迫禅位，废黜佛教的事自此搁置。这可是历史的关键时刻，不然，唐朝的历史还不知道在哪条路上走呢。总的来说，有唐一代，尊奉正教，后来武宗李炎“会昌灭佛”只是一个特别的插曲。
在中外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帝王却迫害正教，给自己和国家带来了厄运。例如中国历史有名的“三武一宗”法难（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北魏第三位皇帝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出生体貌瑰异，太祖奇而悦之，曰：“成吾业者，必此子也。”自幼“聪明大度，应付裕如”，心怀“廓定四表，混一戎华”之志，统一北方、大破柔然、饮马长江，敌国刘宋也称其“英图武略，事驾前古”。却偏偏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灭佛运动，命运陡转，四十五岁时遇弑而死。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也是雄主，他如果多活10年，将会一统天下，就没有后来隋文帝杨坚的事了；后周世宗柴荣（921—959）被后世称为“英明之主”，战功赫赫，如果不是在战争中暴病、速死，同样也就没有了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了，但这两人都因灭佛，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又如，古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近300年，空前的横跨亚欧非的大帝国灰飞烟灭。公元64年，古罗马尼禄焚罗马迫害基督徒，给尼禄和罗马人民种下了祸根：65年，古罗马爆发瘟疫；68年，罗马城暴动，尼禄在逃亡中自杀，时年31岁。但是，继任的帝王们不自醒悟、继续迫害，包括著名的“五贤帝”（96年至180年，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称赞这是“人类最幸福的年代”）。“五贤帝”最后一位是奥勒留（Aurelius，161年—180年在位），被后人称为哲学家、军事家，有《沉思录》一书传世，却延续迫害政策；166年，一场大瘟疫降临，肆虐16年，奥勒留也葬身其中。可惜，许多人不悟（包括一些大思想家），甚至妄称信奉基督教才是古罗马亡国的原因。
2. “贞观之治”标榜千秋，《帝范》彰扬“道统”
太宗在位期间（627年—649年），崇善广德，恩泽四方。《新唐书》称赞太宗“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为什么能做到呢？关键是太宗继承发扬了“道统”。
什么是道统呢？康熙帝有言“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中山先生曾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道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核心。“道统”有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精确地解读，历来都有争议。但大体上，《大学》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与其是相通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修己安民。“内圣外王”庶近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帝范》，“虽不中，亦不远”。
太宗光大“道统”，王道治国，遂有贞观之治。不过，要不要行“王道”，君臣之间曾有一场辩论。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魏）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太宗还是采纳魏徵建议。
结果，“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贞观政要》）
许多人认为“王道”是个幻想，政治是现实的，还得来“霸道”。这里也讲个历史故事。汉元帝刘奭（前75年—前33年）是汉宣帝刘洵在民间时所生长子，八岁被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对宣帝任用文法吏，持刑太深多有异议，曾劝谏宣帝应该用儒生治理天下，而遭到宣帝训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必太子也”。史家也多认为汉室之衰始于元帝（王昭君事就出在此朝）。
其实，汉室之衰，是有深刻原因的，并非“纯任德教”，而是不会“纯任德教”之故。“贞观之治”不就证明了“王道”之真实不虚吗！太宗之胸襟、胆略、见识、功绩，真真千古难得一见。@*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