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8月15日讯】）一年多来，中共用《港版国安法》迫害异己，压制全体港人以保其政权，催生了香港人移民海外的高潮；同时，其他的香港市民虽内心反感该恶法，但仍选择了留守。
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奖得主欧文杰，在2020年7月《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初就已经去了加拿大，他日前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亚博官网采访时表示，香港人反抗中共极权，触动了中共最核心的利益，因此招致其不惜一切的报复。现在市民可能因为一个标语、一篇文章、一句话就“触犯”了所谓《国安法》而被抓。如今在香港争取民主，恐惧已是事实，但他尊重不同的想法。
《港版国安法》还鼓动检举揭发他人，把中共特色的“笃灰（告密）文化”搬到香港，令人与人之间戒备不信任，无法畅所欲言。“我们的下一代又怎么样呢？这个其实一直是我忧心的东西。就好像今天我可以跟你畅所欲言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很英勇，不是因为我很厉害，只不过是因为我身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我讲完这一段话之后我没有事情。”
他指，中共敢于用《国安法》把香港的两制变为一制，说明它已经根本就不介意由此带来的后果，因为它认为，“很简单，你就看看金正恩，就算朝鲜有多穷，其实依旧它的政权都会很好的，受苦的最终都是普通的民众而已。”
不过，即便局势走到今天，香港人内心依然在渴望自由，期盼那个意想不到的转折点的出现。
政府打压异己越演越烈 似“港版文革”
梁珍：“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多了，现在回头看，对当时离开的决定又怎么看的?
欧文杰：我是刚好踩着《国安法》开始实施，去年7月中的时候来到加拿大。经历了一年的时间，你看到整个香港的局势，不同的异见人士，不论是有42人还是有47人被拘捕以后，一步步，《苹果日报》倒闭，不同的高层、编辑甚至只不过是写评论的一些朋友都一个个地被拘捕。
我太太早一些就希望我离开香港的，我当时就很反对，我自己觉得有没有这么严重？就是没有《国安法》之前。但是当到6月初开始有一些风声传出来，说有《国安法》会在7月份出现，那个时候终于都觉得，根据一些历史，政府不会无缘无故地出一些没有关系的措施或者条文出来，就是专门出一个法例来吓唬你这么简单呢？再加上这个政府是不是这么可信呢？最初跟你说只是一小部分人会受到（《国安法》影响）。
记者：对，一小撮人，他们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欧文杰：对，最初也说没有任何追溯，不会追溯以前的事情。但是比如最近唐英杰（案件），骑电单车，2020年7月1日挂“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那只旗子，都在讨论是不是在颠覆政权啦。刚刚6月份，这两个月里边，《苹果日报》不让它做，倒闭了，其实是越来越烈的，所以我就觉得不是（只是一小部分人会受到《国安法》影响）这样的。
当然有一帮朋友依旧都是，人家的理解现在都觉得香港还是可以留守的，或者香港还有些你可以做的，但是我觉得我只能给尊重。
记者：因为你拍了《十年》、《树大招风》在大陆都这么播的，你又跟《苹果日报》曾经合作过一个“一丁目”的网络公司。你觉得哪一条红线对你的威胁最大?
欧文杰：某个人去讲了同一句话，就可能已经说你犯了《港版国安法》，煽动（分裂、颠覆）国家。我之前参与创作的电影，《十年》、《树大招风》，或者之后和《壹传媒》合作搞的“一丁目”平台，比如说制作《反送中三部曲》，甚至我都参与去监制做了一个《六四备忘录》，搞一些关于社会议题的亚博官网，比如说《何去何从》。再加上2019年的6月份，我开始接受不同媒体的访问，甚至海外媒体的访问，都有提到我对于一些示威活动的看法。整体上加起来的时候，其实在它（政权）的角度，觉得你是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都说不定的，你都不知道的。
最近比如说黄耀明，其实他都没有（违反）任何《国安法》的，可能没有任何宣传，什么都没有，它都会找一个ICAC（廉政公署），他只不过唱歌表演然后讲了一句：大家要支持某个候选人。虽然走到最后，它都用了守行为或者罚款，但是这把尺子，这把“尚方宝剑”，对于整个政权来说它只会越演越烈。我想某些程度上其实是一个“港版式的文革”，我会这样形容。
讲回2018、2019年的时候，那时我都参与了一些政府里边的制作。我参与了一个电视电影叫“廉政行动”，那时是2019年，我还记得当时我去做，我们有四个导演，我是其中的一个，林超贤负责监制。当时其实在网络上都有很多蓝营或者蓝媒，它就会去攻击你，说为什么ICAC（廉政公署）会找一个黄色（背景）的导演去拍戏？去炒作一些风波出来，当时都还没有“反送中事件”。
你近看到运动员，他穿一件黑色的衣服去打球，都可以搞得很大的风波；又或者他讲了一句话，那个对话其实也变成了很敏感。在政治环境上，整个气氛都比较压迫。
中共害怕港人团结 制造蓝黄分裂
记者：你当时是算离开得比较早的电影人，当时纯粹是自己判断局势，还是收到了某些友好人士的提醒或者感觉到一些危险，被人跟踪或者某些媒体记者跟踪的情况？
欧文杰：其实很早期，自从开始有《十年》这套电影上映之后，我不停地时不时会收到一些朋友说，“你是很敏感的，你要小心一点。”也会有一些友善的提醒，可能他们真的很担心。也听过某些朋友真的收到一些国安可能会会面、去谈，在没有“反送中”之前已经收到这样的资讯。到了后来一步步，比如我与《壹传媒》合作过，看到之前那时候还不是那么大的一件事情，黎（智英）先生都会被拘捕，我自己确实开始会有一个看法。
其实《港版国安法》一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不是说玩的了。当你理解到中国的国情，权力其实对于中共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它们核心的价值就是怎样去拿人民的权利，就是中央集权；而香港人在争取的所谓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追求所谓的人权，正是触碰了中共的核心价值。在这么大的抵触之下，如果我们香港人本位思考，就会觉得你中共肯定要让步，是你不对；但是反过来你假设不是用香港人的本位思考，你用内地政权去思考的时候，其实它会怎么样对付香港人呢？你会想到它会做些什么方法去迫使香港人就范。
香港人真的要去面对整个政治局势，是很艰难的。但是你要去衡量究竟有没有一个真正可行的方法，去迫使这样一个邪恶的极权去就范。你与流氓打架的时候，你要用一些很斯文的方法是不是有效呢？我们经历了一个“理大围城”，整个我们普通市民手无寸铁去对付一个极权或者军警，它们用尽不同的方法去镇压市民，其实一定是人都知道那个极权是有问题的。
内地的媒体，它们会有很多的论述，为什么要形容香港的示威者是什么“黑暴”啊，“曱甴”呀，“恐怖分子”啊？其实它跟当年2009年新疆的时候，用的方法基本上都完全一致。
我还记得当时我身在香港的时候，我相信香港好似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听到新疆发生这样的事，什么冲击天安门呀，什么袭击呀，我第一感觉好像都是恐怖袭击呀，好像很极端呀，有些什么极端主义在新疆抬头了这样。而一般市民未必这么容易去研究，到底里面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对于内地很多人来说，的确他们大部分对于香港的事，可能有个很普遍的现象，就算生在香港都还有一些人觉得这些是“黑暴”。
记者：就是现在中共将对待新疆的手法用于香港，其实都是将香港人群之间分裂成所谓的黄、蓝呀，大家分裂得很厉害，其实都是中共的招数来的是吗？
欧文杰：是啊，你甚至说国安署长，就是他本身以前都是在处理“乌坎村”事件（群体维权事件）。总之它就要把你上标签了，它最怕你团结的，所以不停地说你勾结外国势力，不停地把你描述的全部都是外国势力的问题，然后打散你们。
《时代革命》上映 担心导演周冠威安全
记者：《十年》的五个导演都是各有各的去处，其中周冠威导演最近拍出《时代革命》这一部纪录片留在香港，也在康城（戛纳）电影节播放。你怎样看他的选择呢？其实有没有担心他的安全？
欧文杰：我当然很担心，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是演艺学院的同班同学，认识很多年了。所以当我知道那部戏去到康城电影节的时候，当然我很自豪有一个同学可以做到这么大的成就，同一时间当然就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的很担心，不单止是他，甚至是他的家人、小朋友等在安全上会不会真的有问题呢？如果那件事的风波越来越大的时候，《国安法》之下其实真是你不知道，它可以怎样，对你做任何事，就是那把剑、那把刀，别人已经放在你脖子上，随时它喜欢动就动。
Kiwi（周冠威）是一个这么有才华、有能力的一个导演，我更加觉得如果他身在海外，在其它地方很安全地，可以继续去做他的创作，可以为更多香港人继续去发声。
记者：是不是说过很多次叫他要走了？
欧文杰：是啊，我甚至都已经去找他太太了，希望去用他太太的角度去告诉他，其实我们很明白他的想法，也尊重他的想法。在他的角度，他真的依然觉得恐惧其实可以不存在的，以前都是神的指引。但是到底这个恐惧存不存在？我想都不是我们去讲的了。
既然去选择了，相信他去做这个决定，有很多不同的朋友都跟他说过，衡量过不同的（利弊），讲了一些建议；而他也已经经过三思或心里边的想法，“OK我决定留下了”，那我只能希望他平安了。
国安常早晨突袭 令人夜不成寐
记者：你当时走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自己走不了？8月1日新《入境条例》生效之后，加拿大都提出了一个旅游警告。越来越多人连出境自由都是担心了。你怎么看这个变化？当时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困扰？
欧文杰：我离开的时候，我其实觉得都很有趣。因为平时都经常搭飞机离开香港，但是那天我走的时候，见到其实那个机场真的在闸口那边都多了很多便衣，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单位、不知什么人，就好像要盯着。你的确（会想），到底有什么事情呢？有这么多便衣在不同的登机口，好像要看着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我现在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都说，晚上不睡觉在香港，就怕第二天早上，那些警察都通常是早上来跟踪你，所以等到过了早上之后才睡觉。
记者：你在加拿大会不会做跟香港同样的梦？你会不会担心自己。
欧文杰：不是，我身在加拿大的时候，就一定没有这样的风险，也都会觉得被保障了，始终（加拿大）是一个很强调人权的地方，很尊重人权的社会。
我身边都有很多不同人，同事、合作过的朋友，或者说那些学生，都可能已经被拘捕了，也都有不少的朋友有被拘捕的风险。就好像当天知道Kiwi康城影展这件事情，我很紧张，当然我不怕，觉得激动，很担心他的安危，担心他会有一些什么事。我都跟他太太说，我真的不想以后没有机会再跟Kiwi去对话。
《港版国安法》植“告密文化”入港 扭曲人性
欧文杰：在一个《国安法》的制度之下，那香港人一定要去适应，重新去改变一些生活的习惯。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继续会有人反抗；同时，你见到不同的人性的扭曲会越来越大。
当然我相信一定有少部分人，在中国境内仍然都有刘晓波、李文亮、李国扬啊一些这样的人，继续留守，保守住自己的良知，或者禁止的声音。但是其实大部分一般人来说，我想得可能悲观一些，比如你见到一个阿婆摔倒，那时你在香港，你还会去扶她吗？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不可信的时候，比如很简单你是教师，可能你说你买了十份《苹果》拿去派的时候，你的校长会不会举报？
当大家有很多笃灰（告密）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你对别人的信任会怎么样呢？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还很容易地会畅所欲言呢？所谓的心理，是否我自己摆脱了自己的恐惧就可以呢？我们的下一代又怎么样呢？这个其实一直是我忧心的东西。就好像今天我可以跟你畅所欲言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很英勇，不是因为我很厉害，只不过是因为我身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我讲完这一段话之后我没有事情，当然前提就是我不会再回到香港。
台湾也是一个借鉴，国民党去了台湾其实都经历了几十年，到最后才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才真有一个民主的。整个中华民族唯一有民主的地方就是台湾，都经历了很长时间。香港可能真是要经历这个过程，时间的确很漫长。
对拍揭露社会影片 香港与加拿大政府不同
记者：在加拿大做创作，与香港比较感觉如何？你觉得自己是否可以再创作另外一部《十年》？
欧：首先你做什么都可以，只不过是你是否想做而已。我觉得在加拿大，整个创作的气氛，相对当然没有这么大的审查，不会有，就算是，也有制度给你申请基金。它不会像在香港那样。香港也有的，你可以申请电影发展基金，但是假设，很简单，你试试写一个2019年反送中运动，行不行呢？应该是不可能的。
记者：《港区国安法》也加了红线，在电影界审查。
欧：是。你想像一下，譬如我想写一个警察，最近都有一些浪潮，一部短片都不允许，过不了片检，而你不要讲《时代革命》，不要说拿到资助了，连上映的机会都应该没有。
但是在加拿大，就算我拍一部电影讲原住民的，最近他们闹得最大的风波是，他们杀了很多原住民。我觉得就算我这样子，他们都不会说因为这样他不让你说，或者会有什么封杀，或者有什么危险，反而他会觉得你继续去做吧。
在这边，虽然我们华人，在加拿大始终都属于少数（族裔），20年前或者30年前，那一代的香港人过来想从事电影产业，可能他们面对的困难会大很多，因为真是一个白人的工业社会，同时，这里的电影工业的那种气氛跟现在也不同。但是今天，首先科技已经发达很多了，然后加拿大和西方社会，华人的影响力大了很多。
最近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是一个华裔导演，甚至是一个女导演。所以从我的角度，如果真的在海外去做创作，真是有一个好的题材的故事，你自己有信心做得好的话，其实那个发挥都会很大。如果香港导演比较顺手一些的，可能就会回内地去拍电影，因为北上文化适应比较简单，而且地域上比较近一点；但是合拍片或者内地的电影，相对就要面临不同程度的审查。
中共用《国安法》毁两制 人民期望转折点
记者：《十年》这部电影，算是一部标志性的影片，你们当时预测了很多东西，所以被认为是预言书，甚至郭臻那部《浮瓜》还提到了《国安法》。现在以你们电影人的角度来说，是不是预测香港的未来会更加困难？
欧文杰：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是一个预言，但其实当时我们上演的时候，有些观众都说已经不是叫做“十年”，应该叫做“今年”了。我拍《方言》那部分提到政策的预言，其实当时的香港已经是70%的小学都使用普通话教中文，你去推演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参考很多不同地方的政策历史，无论是西藏、新疆甚至台湾。当大家对于权力、金钱，对不同的欲望都是这样的时候，其实很难轻易摆脱历史的循环。
九七年以前香港那种特殊性，和九七年之后“一国两制”的特殊性又不同了。当“一国两制”走到2015年的局面，出现了《十年》这套电影；但去到今天，你再去说香港的《十年》，其实大家都不需要去再（多说了），我想大家都马上会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当有了《国安法》之后，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尘埃落定了。
梁珍：以前还有一些幻想是吧？
欧文杰：是啊。现在基本上是“一国一制”了，挂着“一国两制”（的招牌）。以前它还没有让你完全看清楚，它都还好像要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但现在你看到，当它“一国一制”都能做得出来的时候，它用得了《国安法》的时候，其实它根本就不介意。
因为很简单，你就看看金正恩，就算朝鲜有多穷，其实依旧它的政权都会很好的，受苦的最终都是普通的民众而已。
无论香港还是内地，不同的人继续去争取我们的人权和民主，究竟在如此恶劣的局势下，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去做呢？我只是写故事的人而已，我也没有这么厉害，去写一个那样的故事。因为故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起承转合”，那当中的转折点，我们现在还没能考虑得到，可能是一个很预料不到的转折点会出现，只是大家都在期待这个意料不到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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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