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美天津会谈之后，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冷战中的双方通常会在四大领域发生对抗，即军事对抗、谍报对抗、经济对抗和政治对抗。这次美中天津会谈不是一次单纯的外交交手，而是中美冷战的政治对抗再度升级。这次的政治对抗是在美国释放各种信号、寻求与中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共通过天津会谈主动造成了双方政治对抗的升级。
一、拜登当局连续对中共示好
今年1月到4月，美国海军与中共海军在从台湾海峡到南海的广大国际海域展开了一系列对抗型演习。这种貌似越来越紧张的局势之收尾出乎人们的意料，那就是，拜登当局用向中共示好的方法，希望换取中共的合作。
首先，拜登当局裁减了美国的军费。虽然此前半年间美国军方各军种发布了十来个关于中共扩军备战和美国需要提升军力、做好军事准备的报告，拜登也让国防部成立了一个中国任务小组，对美中两国军事对抗的局面做出评估，但最后做出的决定是，军费要减少，国防不必加强。
2021年美国的军费比2020年减少了2.2%。今年6月拜登当局公布的2022年国防预算是7,150亿美元，比2021年的预算7,040亿美元增加1.1%；由于2021年通货膨胀率达5%，实际上明年美国的军费下降近4%，加上2021年减少的比例，拜登上任后美国军费到2022年将累计减少6.1%。面对中共的快速扩军备战，美军现在却不得不连年缩减开支，更谈不上扩大必要的军备了。拜登当局的这个军费政策会造成美中两国军事力量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其次，按照拜登的政策，美国海军从6月份到现在形成了一个西太平洋海区的航空母舰“空窗期”，美国撤走了所有部署在中国周边地区的航空母舰。现在，北到日本，南到澳大利亚，在这个纵跨南北半球的广大海域，从日本海到东海，再到南海和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海，没有一支美国的航母舰队在值班。根据美国海军发布的最新航母与两栖攻击舰全球部署图，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的大型舰队只剩下1支在冲绳的美国号两栖攻击舰队，连长期固定驻守在日本横须贺港的里根号航母舰队也被远调到印度洋去了，它预定要10月才返回日本。这样，从6月到9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处于航母真空期。这给了中共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要回避海上对抗。
此外，美国最近突然重申，不支持台独，这又是一个对中共的示好信号。美国司法部最近还取消了对几个中共军方访问学者的指控，这几个人以伪装身份到美国进修，虽然不知道他们是否参与过窃密活动，但至少申请签证时涉嫌伪造履历。这5个人原来不敢离开美国，美国司法部撤销指控之后，中共马上安排他们立即回国。最后，美中天津会谈之前，拜登还放出了诱饵，如果谈判顺利，可以为拜习会铺平道路。
所有这些示好信号都是为一个拜登筹划已久的计划作铺垫，这个计划就是设法与中共修好。
二、中共变天津会谈为政治要胁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7月26日访问中国，在天津与中国外交官举行了会谈。谢尔曼去中国之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John F. Kirby）表示，谢尔曼将在中国之行中向北京展示，负责任和健康的竞争可以是什么样子；美国希望确保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两国关系存在“护栏”，以避免竞争演变为冲突。所谓的建立“护栏（guardrail），指的是公路边上防止汽车冲下坡的栏杆，在中美双方对抗的格局下，拜登想要让美中关系走在和缓的轨道上，不要脱轨而发生冲突。
但中共却故意回避美方的合作意愿，把天津会谈变成了“阿拉斯加会谈的2.0版”。有的国际媒体就事论事地批评中共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在天津会谈中像“战狼”，其实，谢峰这样做不单纯是发泄情绪，而是另有目的，即一定要破坏美方的会谈目标。所以，从会谈人选到会谈内容，中共的既定方针是，让美方理性的声音发不出来，最后把冲突管控这个议题不了了之。
谢峰还向美国提出了“纠错清单”以及“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其“纠错清单”要求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打压中国企业等。而王毅与谢尔曼会谈时也向美方提出了3条要求。一，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王毅说，这三个条件是双边关系的底线。
中共延续了阿拉斯加中美对话的基本策略，要求美方先无条件做出改变，纠正川普时期的对中共决策。而王毅提出的3条要求，实际上是要求美国遵循中共设定的中美关系轨道，亦步亦趋，让中共实现它要达到的目标。这3条要求相当于中共给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设定了它的轨道：第1条实际上是要美国承认中共专制制度的正当性；第2条要美国充分满足中共的经济需要，包括大量倾销盗版伪劣产品，大规模盗窃技术机密，继续保持巨额对美贸易顺差等；第3条则要美国不得过问中共对台湾采取的军事行动。
中共外宣官媒甚至赤裸裸地表示，拜登欲实现“拜习会”，前提是放弃台湾问题上美方的既定立场。这不但是政治威胁，也是政治勒索。为何拜登没料到如此结果？为何中共如此妄为？
三、拜登当局错误判断，中共与苏共截然相反
美国和红色大国的冷战期间，双方是不是没法合作呢？美苏冷战中双方曾长期有效合作，避免了“出轨”，防止了“起火”。苏联在冷战中与美国一直有一系列外交接触和谈判，包括双方高层的交往。苏联在冷战中表现出5个特点：一，光明正大，对自己干过的事不耍赖，承认事实；二，苏联虽是共产党政权，但与西方国家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最底线这一点上有共识，即避免核战争；三，苏联与美国虽然摩擦不断，但苏联始终保持与美国合作的意愿；四，苏联基本上遵守国际规则，不致于公然否定国际法规；五，苏联认为，与美国在冷战中既抗衡、又合作，短期来看是双赢，而长期来看，最终社会主义会战胜资本主义。
而中共在这5个特点上与苏联截然相反。首先，中共从来不敢光明正大，一向否定自己干过的坏事。试举3例：一，点燃中美冷战的几项军事威胁行动，中共做了之后却抵死不承认是冷战行动，反而倒打一耙，声称是美国有冷战思维；二，中共在南海侵占国际海域作军事基地时，根本不承认其作为是军事目的，也完全否定《国际海洋法》；三，对美谍战方面，大批中共间谍在美国被捕，中共假装没发生，它长期实施对美国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却永远矢口否认。
其次，中共完全拒绝苏共那种尊重人类生命、防止核战争的价值观，而是拒绝和美国就防止核扩散、限制核武器数量作任何谈判。换言之，中共不想在核武器使用方面受到任何国际约束，要保留自己为所欲为的最大空间。
第三，中共只愿意在有利于自己的前提下对美国做某些让步，但不会诚心诚意地合作；即便有局部而暂时的所谓“合作”，背后中共一定会做一系列破坏“合作”的小动作。那是它的本心，它从不甘心让美国顺心。因此，中美冷战中，美国若想谋求美苏冷战中与苏联那样的战略合作，完全是缘木求鱼。
第四，在对待国际法规的态度上，中共与苏共正好相反。如果中共在国际法规的约束下自觉无利可图，便把国际法规视为妨碍它在世界上称霸的障碍，既藐视国际法规，也全然不在乎其它国家的观感。中共内心倚仗其国家之大，各国忌惮，故横行霸道也毫不介意。
第五，中共在大国关系方面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美双赢，中共的思维里对美国从来只有敌我意识和零和博弈的观念，对美国只想弱你强我。所以中共始终抱持永远削弱美国的策略，在中共眼里，凡于敌有利者，决不为之；凡于敌有损者，绝不停手。
四、中共为何不愿与美国合作？——“小偷怕警察”
中共敌视美国，真的是因为害怕美国会动摇其政治上的统治吗？其实，中共很清楚，过去70年里，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始终是有限的；即便是“八九民运”期间，学生们也只是提出民主诉求而已，他们并无撼动中共镇压机器的条件。既然中共的“美国和平演变中国”之说从来就是一个国内宣传上的拙劣手法，那么，中共为何不愿意与美国携手合作，防止中美冷战引爆冲突呢？
苏联在冷战中与美国既抗衡、又合作，愿意接受一种双赢格局，不是美国逼迫的结果，而是苏共确实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最终社会主义会战胜资本主义”，有一种宗教式的信念。而中共其实完全没有苏共那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著和自信，因为中共上世纪末就已经事实上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以挽救其政权掌控下摇摇欲坠的经济。中共心里很清楚，共产党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枷锁，它改行市场化就是生存下去的迫不得已，但如果中国完全在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国际规则的约束下走世界上公认的正道，中共绝对不会有“出头天”。
改革开放之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共的基本战略就一直是，用共产党专制下的市场经济作支撑，利用一切国际条件，“崛起”成为世界上的新霸权（hegemony）。中共明白，靠正常竞争，中共的霸权梦永远实现不了。其主要原因是，21世纪的国际经济竞争早已不是钢产量、粮产量、汽车产量之争，而是技术发展能力之争。而中国的技术发展不但基础弱，而且受专制制度的压迫。
中共的制度扼杀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自然也就扼杀了创造自由；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科研人员，只能被官僚用经济利益和行政命令的鞭子驱使，资源则被政府胡乱支配。这种状态下，中共的技术研发永远只能在少数重点项目上实现自主突破，而在大多数行业，技术进步只能靠从民主国家连偷带抢（所谓的抢，指的是强制外企转让技术），永远也不可能产生民主国家那种自由思维状态下蓬勃兴旺的科技进步。共产党大国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却也只能在有限的项目中“集中力量办大事”，却永远无法在技术进步方面实现整体经济的完全、真正的自主超越。
既然中国大多数行业的技术本来就是从西方国家连偷带抢，中共又希望让偷抢而来的技术尽快形成全国范围的经济效益，所以对国内企业互相盗窃知识产权当然高度宽容，但这也就破坏了技术进步的市场机制。当创新的成果很容易被抄袭模仿时，创新就变成“替他人做嫁衣裳”，企业必然对自主研发望而却步，除非能拿到政府的资助；而企业的研发若经常性依赖政府资助，那就不是真正在追求实在的自主创新，而是在用项目到政府那里“钓鱼”、骗钱。中国最近“芯片热”的大起大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既然如此，中共又绝不肯放弃“霸权梦”，那么，中共的“崛起梦”很大程度上就不能靠国际市场上的公平竞争，而要走技术研发方面的偷盗“捷径”，而美国则是技术偷盗的主要对象。因此，中共对美国的敌对意识其实植根于“小偷怕警察”的心理中。职业小偷被警察抓住前，谁会主动与警察长期合作，那不是找死吗，除非那警察被小偷收买了。
五、为何中共选择与美国政治对抗？
虽然中国是《日内瓦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签字国，但中共绝对不肯老老实实地遵守这个国际公约，不偷不抢地按自己现有的技术能力来发展经济，那样，除少数与军工有关的重点项目，中共的经济就无法“弯道超车”，无法“崛起”了。正因为“小偷怕警察”，在中美关系上，中共既怕美国不让它偷，更怕美国等西方国家看穿了它的基本弱点。
在中共“韬光养晦”的年代，它假装自己很乖巧，实际上正一步一步地扩大技术偷盗。等大规模偷盗技术的有组织活动被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它便恼羞成怒，但绝不会痛改前非。川普总统抓住了中共的痛脚，用经贸谈判逼中共停止技术偷盗，这就是中共恨川普恨到骨子里的真正原因。
中共不肯遵守国际法规，也公然无视美国法律，这本属辩无可辩的恶劣行径；面对美国要求它老老实实地竞争，对中共来说，就像逼一个一辈子靠偷来混日子的惯盗改走正路、自食其力。中共很清楚，走正道即使不是死路一条，也是示弱之途。这种情况下，它只会采用流氓手段来回应美国的正当要求；也就是说，它唯一应对美国压力的办法就是威胁，点燃中美冷战是一种威胁，升级中美政治对抗也是一种威胁。中共的谋划是，用强权姿态逼美国让步。
这样，中共的对美战略就不可能是平等交往，而是要在威胁美国的同时，继续“掏空美国、削弱美国”。所以，中共面对川普总统的反制，外交上处于下风，就点燃了中美冷战，想要籍此逼美国让步；现在面对拜登，它一方面在冷战的军事层面加紧扩军备战，一方面又想在外交层面上逼拜登让步。在中共看来，只有美国让步了，它想在美国为所欲为，“掏空美国、削弱美国”的战略意图才能实现。
这样来理解中共的对美战略，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会出现1.0版和2.0版，几乎完全可以在意料之中。而期待美中关系和解、改善的意愿，希望中共理性地遵守国际规则的呼吁，注定是要落空的。
大纪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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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