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6月05日讯】按：不远处就是六部口。我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这类似于战时的奇特街景，就被路旁的一幅惨象吸引了过去。长安街西侧，胡同口，一些年轻人的躯体横七竖八，躺卧在地。他们已经死去。
三十年之后，我仍旧要用这个标题来记述那天的经历。
当时，上午八点多钟，从长安街回到学校宿舍，我就找出一张黄颜色的纸，用笔墨写了一篇同题大字报，并署名贴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门口，立即引来无数人观看并拍照录像。然后，我就回宿舍躺下睡着了。下午的时候，同宿舍的同学将这篇东西揭下来带回，进门劈头就说：“你怎么能把它贴到学校门口，还署了真名！”我知道这是同学在为我担忧，心里非常感激。年代已久，除了标题，就连那区区几十个字我也记不清了，还有写好后请同学给我拍的一张照片也不慎遗失。但是，因为所记述的情景已深深刻印在心里，一直没有丝毫的磨灭，反而觉得越来越清晰，而且每年这一时刻似乎就会放大而膨胀，以至于逐渐要从胸中挤压出来。终于，三十春秋波涛涌，我再也抵挡不住它的喷涌而出。
一
时近午夜，我们宿舍的几个人都没有睡意。注定这是个不眠之夜。刚接到通知，高自联要求大家待命，随时要去支援在各个进京要冲忙碌的市民和学生。我们暂时没有任务，便待在房间里。大家也是又奔忙了一天，此时悄无声息，养精蓄锐。
大概十一点多，远处突然传来了爆竹般的“劈啪”声响。我们的房间窗户朝南，那就是长安街及广场的方向，声音由此响起，由东向西逐渐连成了一条线。我们拥向了窗口，议论道：“开枪了吗？”“不会，最多是橡皮子弹吧！”是啊，谁会想到能真开枪呢！就算是他们急了眼，那最极端的也就是威吓一下，绝不会真的动武，大开杀戒。毕竟，就算是争斗惨烈的国共内战，古都北平也没有遭受一枪一弹。
这时传来指示，北面的安贞桥方向需要支援。我们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飞驰而去。
一路上还算平静，只见路边一些市民们三五成群的纷纷议论。我们赶到安贞桥下，那里聚集的人比较多，市民们正围着一队士兵在谈话。一打听，这是奉命到达这里的部队，大概一个连。他们全副武装，整齐地坐在桥下，枪支都抱在怀里。市民们则围在四周，告诉他们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在进行正当的争取民主、反腐败、反官倒和反对戒严的和平抗议活动，而且城市的秩序和人们的生活十分正常，根本没有什么坏人，没发生什么动乱，让他们不要与学生和市民作对。士兵们安静地听着，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没什么反应。我们也加入了谈话，向他们解释学生举动的正当性。他们的指挥官后来说：“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到这里还不清楚是执行什么任务。至于北京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了解。”他还表示，不会和学生与市民发生冲突。
这时传来消息说广场那边非常紧张，我们看这里的情况比较稳定，便决定赶往广场。
奋力骑行，疾风撩面。街道上的气氛显得躁动起来，人们在不安地走动，挥动着手臂，大声地说着，喊着，争辩着，怒斥着。我们不时停下来打听消息，听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可怕。
“部队开枪了，死了许多人！”
“广场和长安街已经封锁了，到处是死尸，血流遍地啊！”
“政府开始镇压了！刽子手！匪徒！”
“怎么能开枪呀，疯了吗！”
“谁说的？消息准确吗？”
我们向南飞驰，心情急迫而忧虑。我们想尽快赶到现场，想尽力做些什么。不知怎的，似乎肩上担负着什么使命和责任……是想去制止吗？是想去拯救吗？谁可能都不清楚！反正我没想那么多，只想尽快赶到，了解真相。
二
骑到地安门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看到向南的路被一溜垃圾桶堵住了。停下打探，市民们说：“政府开始在天安门广场镇压了，我们要行动起来，先把路堵上，不能随便把他们的车放进去。”正说着，一辆军用吉普车飞速从南边驶来，车上的人大声喊着“快让开！快让开！”大伙见这辆车向外面疾驶，一时不知是怎么回事，便手忙脚乱地挪开了几个垃圾桶，只见吉普车三摇两晃地从狭窄的通道冲了出去。
惊魂过后，我们继续朝广场方向进发。经过了故宫和北海，进入南长街。将到达联接广场的拱门时，密集的人群挡住了去路。我们把车扔在一边就朝人群里挤，到近处才看到，原来是全副武装的军人封住了通往广场的去路，他们头戴钢盔，手持枪支，面向广场外横向排列；而他们对面则是赤手空拳的市民，双方对峙。
这时，我透过人群看见广场内一片混乱。远处火光四起，烟雾升腾，火光和灯光混杂在一起，映照在大会堂的墙壁上。近处不时有人在四处奔跑，慌不择路。见一军官举着手枪，挥着手臂在大声喊叫，一边朝天射击，枪声刺耳。又见几个士兵将一奔逃的男子逼至墙边，命其转身靠墙，双手举起，然后将其浑身上下摸索一遍，就反扭双臂押走了。这简直就是以前在电影中看到的抓捕共产党情形的现实翻版。
大概是不忍再继续看下去了，与军人对峙着的市民中有人向对面扔去了一个汽水瓶，招得士兵大声吼道：“干什么？不许乱动！”同时响起了“哗啦啦”拉动了枪栓的声音，甚是可怕，吓得人群中忙有人喊道：“别扔了别扔了！”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手持短枪走过来厉声说：“请你们克制一些，要是惹出什么麻烦可就别怪我们了！”嘈杂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看来，我们是不可能进到广场里了，而且就眼前的情形来说，谁还敢往枪口上撞呢？我们又骑上车向西单方向行驶。
这边更显得纷乱无序了，虽然枪声基本停息，但耳边嘈杂声不断，眼前慌乱的行人和稀疏的车辆在晨光里朦胧模糊，影影绰绰。我们到达西单路口时，天色大亮，宽阔的长安街笼罩在烟雾之中，到处散布着丢弃的杂物。中间的隔离栏曲如蛇形，其中一段被一辆货运三轮车倾压倒地，周围遍布着破碎的牛奶瓶，沿街流淌的白花花的奶液刺人眼目。街上人并不多，大都瑟缩着躲在路边，或是伸头观望，或是逶迤挪步，似乎是既好奇又害怕，而他们周围歪七扭八地堆放着大量被主人丢弃的自行车。
此日，上天甚通人性，一个多月来的晴天丽日突然阴云密布，使得凝重的空气更加让人感到沉闷而压抑。我们几个对眼前的情景觉得无可奈何，感到大势已去，无可作为，便决定先回到学校，静观事态的变化。
回程的路上，在新街口外豁口路边，一群市民拦住了一辆拉满木材的军车。愤怒的人们将司机拽下来，向他质问“为什么向军队运送物资”，那男子显得很委屈，忙解释道：“我只是拉货，什么也没做，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没有在此多多停留，迅速回到了学校。
三
休息片刻，几个同学都出去了，我也心神不定，还是想出去看看，也许能做点什么，便带上相机，又骑车出了校门向南而去。
再次经过新街口豁口，看到那辆满载木材的军车燃起了熊熊大火，司机已不知去向。此时我心中暗暗想到：那司机看来也很委屈，可市民们已是民怨沸腾，任何能让大家引起联想的东西都可能成为这股怒火中的牺牲品，谁赶上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一路向南骑行，又到了西单十字路口。与路上似乎还感到平静相比，这里则明显让人觉得仍是处在骚乱之中。虽然一时看不见军人和枪炮，但就好像正在经历一场战争似的。最扎眼的是一辆正在燃烧的无轨电车横卧在路口中央，半个车身已被浓烟遮蔽，车顶的电线支架无力地瘫坠下来；巡视四周，还有若干燃烧点分布于远近各处，灰黑的烟尘笼罩着街旁的建筑和树木；街道上人影稀疏，神色张惶，满眼杂乱不堪，弃物遍地，往日的繁华一扫殆尽。
我打算到广场上去看看，但纷乱的街面已不适合骑行，便将自行车靠在路旁一棵大树边，向东步行。走到首都电影院前，见一男子仰面躺在地上，身体裸露得只剩一条短裤，头顶汪在一滩血迹之中，人显然已经死去。三五个市民在旁围观，其中一男子指着他愤愤而言：“这是一个连长，他开枪打死了好几个人呢。该死！”见到这一情景，我一时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如果真像市民说的这是一个杀人凶手，那么的确死有余辜。
我拍了一张照片后正要转身离去，忽听见轰隆隆的声响由远及近。抬头一看，只见一行坦克和军车正由西向东经过西单路口驶来。从我这个角度望去，宽阔的长安街上，灰绿色的坦克打头，后面是一辆212吉普车，紧接着又是一溜坦克，再往后……望不到头的军用车辆正冲出烟雾，急速前行。机声轰鸣，车轮飞转，履带搅动，这钢铁游龙的确气势非凡，但给我的却是一种强敌入侵、我们正在遭受亡国灭种之灾的感觉！
不知是否旁人也有和我类似的感觉，而眼前的情景却令人精神一振。车队所经之处，虽然市民人数寥寥，但都在奋起抗争。有人向车队抛掷石块，虽然这对坦克无济于事，但那吉普车上的人不得不从里面用衣物尽力遮挡，从那早已破碎的车窗玻璃可以看出，他们就是一路这样开过来的；好像是一些民工，把民航大楼工地的砖堆当成了弹药库，举着块块红砖冲到坦克近处，用力甩出，砸得坦克上红点斑斑；更让人惊叹的是，几个小伙子将交通警察用的圆形指挥台树立起来，推滚到行驶的坦克前面，虽然根本挡不住它的行进，但这样勇敢的行为令人钦敬，也为他们的安危捏了一把汗。
我立刻端起相机冲到了街上，大概就离第一辆坦克几十米的地方拍了照片，记录下这一“入侵”情景。当时我分明清楚地看到，越来越近的坦克上射击孔里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我，但不知怎的，心里根本没有害怕的感觉。不过实话来说，事后想起这些还是后怕得很，如果……
四
长长的车流在大街两侧市民的夹击下驶了过去，我也继续向东行走。
不远处就是六部口。在长安街西侧的胡同口有一家摄影用品商店，我为了买胶卷等用品经常来这里。顺着胡同往里走是建成不久的北京音乐厅，当年曾是北京的音乐艺术圣殿。六部口的斜对面，也就是路口的东北角就是中南海了。还没走到这里，就看见刚才开来的车队停在了这里路口的东侧，无数坦克一律炮口向西，排成数道横列，贯穿长安街南北，组成道道钢铁墙壁，把守住了通往中南海的要冲。
我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这类似于战时的奇特街景，就被路旁的一幅惨象吸引了过去。
长安街西侧，胡同口，一些年轻人的躯体横七竖八，躺卧在地。他们已经死去。
我已年过三十，近距离观看鲜血淋漓的死人，如果不算刚才看到的那个连长，这大概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在离我上学的小学校不远的良乡昊天塔下，一个跳塔自杀的中年男子躺在地上，开裂的头颅下鲜血凝于——由于死去的时间较长，那血已是黑红色的。那时我才七岁，不谙世事，反而对此等异常情形充满好奇，完全是带着看热闹的心理。后来才逐渐知道，那不过是苦难年代无数含冤屈死之人中的一个。还有一次，大概是初中时，不远的铁路上一个小姑娘被火车撞死，跑去看热闹的邻家孩子回来描述说，小姑娘的奶奶一边痛哭流涕，一边跌跌撞撞沿着铁道捡拾孙女的尸骨，兜在衣襟里，鲜血顺着她的衣角往下滴……多亏我没去看，不然那悲惨的景象恐怕会让我几天睡不着觉吧！
血肉模糊，肝脑涂地，肢离破碎……这人间惨景将是多么的不忍目睹，不忍耳闻。然而这次，也就是1989年6月4日上午十时左右，铺陈在我面前的这幅惨象并没有使我害怕和惊悚，就好像我已预感到它的发生和出现。
我端着相机，慢慢移动脚步，围着那一张张血肉模糊的年轻的面孔仔细观看。都是男孩子，大都还可以看清楚他们的长相，尽管有的脸上布满血污，有的被挤压而面部扭曲。
我不时踮起脚尖轻轻走过，因为地面上不仅会有一片片鲜红而略渐深色的血迹，还会有一滩滩杂糅着血迹的白花花的液体，让人实在不忍去踩踏……现在我才领会了什么叫做“肝脑涂地”。
我有时竟分不清他们各自的身形，不仅是因为他们衣裤凌乱，周围弃物堆积，更因为他们大都是身形具无，在强力的碾压之下早已肢离破碎。
此时周围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在唏嘘哀叹，有个妇女好像只是身着睡袍，他们大概就是附近的居民。一个年长一些的男子对我说，这是被坦克轧死的学生，一共十一个人，这里躺着的是六个。他们凌晨时从广场向外撤出，政府要求他们路上不许呼喊口号。大概是觉得已经走出了广场，这些孩子压抑不住了就又喊了起来，结果一直跟在后面押送的坦克就冲了过来……关于与此相关的史实，当时的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辑的《惊心动魄的56天》有这样的记载：
四时半，天安门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同时广播了北京市人们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的正常秩序的通告。……
停留在广场的数千名学生听到通告后，立即集结队伍，布置了手拉手的纠察队，于5时前后，打着各自的旗帜开始有秩序地离开广场。戒严部队在广场东侧南口开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保证了学生迅速、顺利、平安地离开。这时，还有200余名学生坚持不走，武警战士按照通告的要求，强制他们离开了广场。5时半，清场任务全部完成。
能想到那是怎样惊心惨烈的情景啊！机声隆隆，天地震裂，履带转动，血肉横飞，哀声四起，万物悲鸣！
除了几位市民，还有几米开外坦克上的一些士兵，他们则好像是在另一个空间。头戴钢盔手扶枪支轻松地坐在那里，旁若无人，谈笑自如，吞云吐雾，悠闲自在。这时那位穿着睡袍的妇女愤怒地指着他们开口怒斥：“强盗，刽子手，这么狠毒！这么凶残！……看看你们都干了什么？”然而，那些当兵的毫无反应，不为所动。不知是谁悄悄地说道：“听说这些当兵的是刚从越南前线下来的，他们杀人都杀红眼了……”
旁边传来了呜呜的哭泣声，原来是一个戴着黑边眼镜的男学生不知所措地在对着死者抹眼泪。我走了过去问他怎么了，他抽泣着诉说：“这……是我同学的手……我，我可怎么办呀！”这才看清他一手托着一个已经被鲜血染红一片的白毛巾包裹，一手捏着一个红色塑料皮的学生证，那上面是一张面目清秀的男孩子的照片，注明的学校我记得好像是北京理工大学。
天地同悲！一直阴沉的天空此时竟然落下了丝丝细雨，就像哀伤的滴滴泪水从天而降。此刻，那位长者说了一句：“要下雨了，咱们大伙帮着给他们收拾一下吧。”
在场的人们无声地行动了起来。整理死者的衣服，盖住死者的面容，用路边被丢弃的自行车当担架，将这六个学生抬到了胡同里，停放在了一家院落的门口。我帮着抬了一个学生，因为他的脸被盖着，不知道他长的什么模样。
完事之后，我站在那里又愣了一会儿，也不知心里在想些什么，不久就离开了。
还有另外五个被坦克轧死的学生在哪儿，当时谁也不清楚。
五
离开六部口，我是打算原路回学校的。
又走到了首都电影院门口，看见刚才那个死去的军官还躺在那里，但已是一丝不挂。在事后政府部门的六四事件电视宣传片中也有他的镜头，已是全裸着被人用绳子吊在了一辆正在燃烧的汽车窗户上，并知道了他的名字叫刘国庚。
我在西单路口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浑身疲惫地骑着往回走。过了西单商场，看见一个小伙子歪着头坐在路边。我忙停车询问，他勉强抬起头对我说，他是一个大学生，刚从广场那边回来，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我就说带他走一段，当他直起身的时候，白衬衣的胸口上满是血迹，吓了我一跳。“你这是怎么了？”“我在广场救人来着，抬了不少死伤的学生和市民。”听了他的话，我没再多说什么。用自行车把他带到新街口时，他说可以了，要自己走，分手时一再感谢我，只是当时我没有问清他的学校和姓名，也没留下他的联络方式。
最后还要说一下，我非常在意的那些现场照片竟然没能留下，这是我最为懊恼的，但似乎也无可奈何。
两个120胶卷，当时不敢拿到洗印店去冲洗，就托妻子交给他所在的医院放射科的同事去办。以往，为了省钱，我也常这样做。没想到几天后，传来话说，胶卷都作废了，我也看到了那两条空无一影的作废胶片。这霹雳一声，让我大为惊异。但托人风险之事，无从询问和发作。后来和一些朋友谈到此事，有人开导说“也许人家是为了保护你而故意的”，也有人说“也许被掉包了”。尽管此事让人颇感遗憾，但让人欣慰的是，这段历史、这个事件总会有人记录下来。记得在我帮着抬死难学生尸体的时候，就看见有人手持相机在面前拍照；后来我在朋友那里还曾看到过当时和我在同一地点并且相似角度拍的军车进城的照片；而且我相信，这类影像在北京市民当中存量巨大，它们总会有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
虽然1989年夏的这一天，这一天的这一时刻，这一时刻的六部口惨相没能被我记录下来，但当时情景的一帧帧、一幕幕一直刻印在我的记忆里，“六部口”这个地名对我而言也变得异常敏感，以至于此后每当我从那里经过，心中都会阵阵发紧，因为它于我已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地名，而是一个惊心的故事，一个惨烈的事件，一段难忘的历史。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