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6月01日讯】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及周围全面枪杀爱国青年，然后开坦克在六部口追上并碾压已撤出广场的学生们，血流遍地。大屠杀一夜之间结束了全国的民主运动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短暂的自由开放。
同情并到现场看望学生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软禁至死，而最早表态支持中央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学生的地方官江泽民被选中，成了中共新的总书记。
“六四”就要32周年了。不幸的是，在这32年当中，中国的现实却离人们对民主的期望越来越远，不只中国大陆人民继续遭受中共的压迫与迫害，如今连澳门和香港也都彻底沦陷。
今年在澳门集会纪念六四，首次被警局定为“违法”。而香港警方没有说违法，但以疫情为由禁止维园六四烛光集会。5月30日，香港的王婆婆举着写有“32 June 4th 天安门哀歌”的牌子独自上街，竟被数十警员包围，后被以“涉嫌非法集结”拘捕，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被指“非常荒谬”。
六四屠杀见证人、前学联代表会成员陈清华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亚博官网采访时，回忆了32年前的情况，表达了他对香港现时状态的看法。
三权制衡荡然无存 香港走向终局
“我会形容香港现在是终局的，美好还是不美好视乎你的政治立场，但是对我来讲，已经是终局。”
他说，香港人一直在关心六四，这甚至是定义过去32年香港角色的一个焦点，最终都要受压。“今年更加明显，去年就已经开始了，去年还需要找一些借口，跟你讲这个那个的，今年就不再是这样了。”“虽然不是由中联办出来讲，但是说话的人有人大，有政协，其实那也是一种喉舌，告诉你 ‘有辱国体’。”
“我是不明白的。为什么讲一个历史事实，跟国家安全会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做。”他形容，他的心情，就像看着一辆火车快要被人推出轨道，“现在就看着它（香港）出轨了”。
去年5月22日，中共人大宣布将“港版国安法”纳入议程，当晚陈清华和林耀强到香港中联办外，打出“背信弃义 中共可耻”的横额。一年前于香港人恍如隔世。
“如果你站的位置是，一直用传统的西方模式，或者是民主、三权分立的模式去看，香港的状况就是越来越走向一个相反的方向。”“中共自己都承认的，不相信权力分立，全部最终都是党的领导之下的体制。”
中国大陆也有法院，还有人大，但是很清楚地表明，“这不是三权分立，掌权的是最高当局”。他认为，香港现在就是走的这条路，而中共当局自称是代表人民的，所以权力压下来行使之后，一切已经没有了香港以前那种西方式的民主。
“有人说香港从来都没有民主过。如果用行政机关来讲，你可以回答是。但是以权力分立来讲，其实以往是有的。”他指，起码在70年代末到97年前，香港的司法是很清楚的独立架构。虽然在立法方面，只是部分直接选举，行政更加说不上；但由于有独立司法，延伸到许多法例的基本自由能够行使。
而中共“港区国安法”凌驾一切，实际则是“你讲的那些言论，既然是违反当局旨意的，就是它会针对的东西。”“只要它认为什么东西影响了它的管治的，它就去做了。”
这一刻，中共没有正式宣布纪念六四非法，但澳门已经指明六四集会具有“非法性质”。“没错。澳门一直是比我们快的，什么都比我们快，打针也比我们快，防疫也比我们快，连宣布做事也比我们快。香港还没有，但是看到这个势头很清楚了。”
他强调，实际上，《港版国安法》并不只针对涉及国安的案件。现在所有的判刑，就算跟《港版国安法》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案件，只要牵涉到挑战政府权力，已经在用同一把尺处理了。
“（去年）六四的集会，涉嫌非法集会会坐牢四个月、一年。这是很难想像的，在《港版国安法》前的香港是没可能发生的。”“你一个人坐在集会那里，不要说煽动暴力，就连肢体冲突都没有发生过，大家都坐的相距很远。”
所以，“一切以前香港所珍视的，所谓比较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方式，不同架构之间的制衡这个逻辑，已经荡然无存了。”
大学校监代替校长负责国安事项
以往每年“六四”，都会有一些学校邀请陈清华去演讲，但今年“正式全都没有了”。他以往都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校长，今年发现了传媒很少报的一个现象，即在大学关于《港版国安法》的文件，如今已经不是由校长签名负责了，这是“最大的不同”。
“以往所有校政、校务的东西，下面签署的是校长。但是《港版国安法》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执行指引，还是所谓向上报告一些不正常的情况，还是定期报告，很奇妙的是整份报告没有校长签名的，签名的是校监。这是从来没有的。”
他指，以往唯有那些周年财务，因为关系到背后团体的钱，核数要求有校监，但也都是校长在前面，校长然后是校监。“其它事情就不用校监管了，平时的行政，跟钱无关的行政的东西是校长签名的。”
但是这次《港版国安法》之下，从指引到季度报告，到不正常报告事项，报告的表格，每一张都是校监签名。“关校监什么事？校监就是办学团体的老板、头，或者是头的代表，你办学团体不看着你的校长吗？不关校长的事，你（校监）负责。”
这就变成，香港的大学涉及国安的所有东西，已经完全由不得任何老师来自主，连校长也已经没有担当的权限。“一个这么简单的改动就已经足够了，不会有学校够胆量怎么做，因为也轮不到他们做。”
中共“假改良”使一些人麻木不仁
他已经看清，除非有一天中共不存在了，只要中共政权在一天，六四就不可能平反。“其实中共看得准确，只要它令积极反对者的声音少了，那些当时的反对者，慢慢就会有一些就不敢出声，也有一些人是转方向了。”
而这个转方向，在他眼中是人之常情。什么意思呢？“你身处的环境很差，很恶劣，你看着旁边的城市又有高楼大厦什么的，就觉得它有一些事情肯定做对了。”
这种错觉，在心理学叫“归因偏误”，“就是说将眼前美好的原因，归功给了上面的政权。”说过去中共策划成功也好，西方傻也好，部分企业家贪婪也好，它确实建构了一套方法，“英文叫做have your cake and eat too，就是可以又拿又吃，你又可以赢到西方的支援，你又壮大了自己的管治。”而在物质上，大陆的贫富悬殊可能比香港更严重，但是“在十几亿人口里面有4,000万人、5,000万人很有钱，那个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
所以就会有一帮人以为“它们做得好了。”“当时（六四）真是血腥了一些，它们没有经验。现在不是很好吗？”这正是共产党梦寐以求的结果。
中共从来没有停过对人民的镇压
陈清华作为八九学生运动的亲历者，每年都要讲述当时的见闻。他表示，一是情感因素，二是自己经历过，“我没有流过血，但跟他们一起流过汗，他们说过的话，他们的声音，他们流出来血的气味，一辈子都会在我心里面。”
他强调，若谁把现在的中共比作88年的台湾政府，虽然没有全部开放，但已经愿意改革，并且慢慢地正在朝民主方向改革，那“我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他今天想起六四屠杀仍然很愤恨，因为根本不是哪个人来负责的问题，而是中共政权从来都没有停过对人民百姓的镇压。
“2012年之后，就是现在的这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好处的。唯一的有质量好处就是，他不再令大家有幻想。”他通过习近平清楚地知道了，中国民主的这扇门已经关起来了。
他坦承，胡温年代，中国“十佳律师”高智晟给其写公开信，只是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自由信仰者、履行依法治国等，就遭到严重虐待。即使这样，当时他还时而对中共抱有一定的幻想。“他（高智晟）完全不是挑战这个政府，又不是走出来说结束一党专政，不是说这些东西。其实跟八九（民运）很相似，没有人挑战这个政权，大家只是说现象，希望你正视。但是他的下场大家看到是怎样了。所以当时的我是很矛盾的。”
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这个朝廷所做的特性就是，一个正常脑袋的人看这件事，你就明白：哦原来从来都是这样！”“它用棍子直接打下来的方式，就是告诉你：这个才是我的本质。”
所以他直言，“六四”怎么能够忘记呢？中共现在在财力和影响力上“进化”了，但是它对人权的掣肘，对异见者完全不留情，将反抗的火苗消灭在萌芽之中，这些根本的东西是从来没有变的。
“八九年的前那一两年，是有打压，但是无端端会有《河殇》的，无端端地政治也允许你搞，民主沙龙，在校园讨论政治是没有人会抓你的。当然你做到某些程度的时候，它突然就会去抓你的，就是两种情况都会有。”
这令他觉得，中共里有不同的派系，原来曾经尝试走过不同的路，不过它学精了之后，最后走了现在的路。“用经济，用所谓物质的自由，去换取把你交回给它，你的忠诚，对它绝对的依从，和你真真正正的言论自由，全给回它。”这让他认识到，中共不断变换着表皮，但邪恶本质其实从来没变过。
他心里很喜欢维园的六四烛光晚会，以往主办方都会播放一些真实片段，而他有点受不了那些枪声，“他们一播放这些画面出来，那个枪声很大，就是好像突然间在那一刻，这个人又回到那个情景。”
他不会唱歌，也不善于喊口号，通常是静静地点燃蜡烛。但他完全觉得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大家一起去到那里，点起烛光去悼念，一起去唱歌，甚至喊口号。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表达，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承。”
六四屠杀之际 在天安门广场见证自发抗争
陈清华展示了很多学生运动和六四的现场照片，不过前面的部分不是他的记忆，因为“我去的日子是很短的，我是在最后的那一个星期，在5月27号到6月5号而已。”“当然，我们不知道那是最后的一个星期，也是最多事情发生的那一个星期。民主女神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天安门民主大学也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镇压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生。”
1989年4月22日，中共党政高层在人民大会堂为胡耀邦举行国葬。约十万学生和民众在门外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胡耀邦。香港学联当时派出代表团到北京，观察并声援学运，记录下了天安门广场声势浩大的场景。
“第一团上去的时候很搞笑的，因为当年学联和中国有官方交流的，所以第一团呢，竟然是全国学联安排上去的。”
他说，香港第一团的人去的那几天，参与集会，并跟同学们聊天，然后去了学校跟他们开会，很短的时间里就与大陆的学生建立了基本的友情和认知。而且北京的民众也很支持学生运动，事实完全不是中共官方所说的“被人煽动的”。
“他们要求甚至不是体制，就是说不是政权本质的改变，他们在提出一些很民生的事情。”“反对贪污腐败，唯一冲击底线就是舆论的自由，但是其它都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是这样。”
陈清华是半夜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他背着背囊物质、奶粉去到广场，因为当年的北京没有那么富庶，“你明白他们的支援能力都有限，那我们上去是将一些帐篷、将一些奶粉甚至是糖水那些，都给他们，作为他们的资源。”
他看到，当时在广场上有很多留宿的学生，他们很安静。因为是自发行动，所以从5月20号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开始，一个礼拜都没有什么冲突发生。
“发生的事情就是北京的学生很多，北京有地址的学生很多都返回校园或者回家；留在广场上的就是不同省市来的学生，他们就真的是没有物质资源的，所以我们上去其实就给一些物质资源给他们，还有参与他们的示威游行。”
照片中“香港同胞全力支持”的横幅，就是陈清华所在的代表团写的。“在写的时候才发觉不够位置，就没有写学联两个字上去。”“就成了香港同胞支持，在没有计划之下发生的。”
他回忆，他所在的代表团有二十多个学生，有一组香港人参与了游行。而有的香港学生则去了两次天安门。“林耀强上去了两次。绝食刚刚开始的时候上去一次，留了五到六天，当戒严之后他回来，接着留到5月27号再上去。李兰菊这个女孩子，她就是第一团上去了，接着5月27号再上去，所以他们两个都是上去了两次的。”
“我只是一次（上去），见到广场上面一些情形都是疏漏一些，还有那些帐篷都是比较简陋一些的。其实正如我刚才说的，军队退出城外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强调，因为学生的游行和绝食等是自发行动，其实跟香港占中一样，并没有什么人故意挑衅政府，相反是对政府抱有希望。当地很多学生和群众都是自然的回家，然后有事发生了再回来。
“如果整件事是被外国势力操控的，不是你军队退出去的时候，是我造反的最佳时候？我不是，正好相反。那军队退了之后，因为那些人（群众）只想保护学生而已，所以没有人去攻击他们，那些人就回家了。”
所以他经常澄清，这些情况正说明整件事情是自发的。自发就会因应情况而变，不够资源的时候就会走一些人，有些留下不走是因为他们是外地的，还没有计划要回去。
“香港的学生上去之后，角色是给物质资源。还在想，如果运动持续下去，官方也不镇压，那我们还有一些什么事情可以做的呢？”
他指，北京的学生运动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大台，这跟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很相似。香港学联代表团“甚至没有一个动机去想：不行，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没有这些东西的。”
“纯粹就是说，你这样做不对，我要走出来，告诉给你，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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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