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是上海人,姚文元也是上海人;王沪宁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大笔杆子,姚文元是毛泽东的大笔杆子;王沪宁是十九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意识形态总管;姚文元是中共九大、十大时的政治局委员,中共意识形态总管。
王沪宁因替江泽民包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替胡锦涛包装“科学发展观”,替习近平包装“习思想”,获提拔重用;姚文元因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头阵,获提拔重用。所不同的是,姚文元在秦城监狱被关押20年后,曲终人亡,王沪宁仍在继续走姚文元的“老路”。
姚文元走上“末日”不归路
1976年9月9日,中共独裁者毛泽东病亡。主子一死,姚文元的末日即到。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郭木文,将一份紧急通知送给姚文元,通知他晚上8点到中南海怀仁堂二楼,列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会议议程是: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当晚7点40分,姚文元从家里驱车前往怀仁堂。一进怀仁堂的门,姚文元就被中央警卫局的两名军人抓捕。
“末日”降临前,姚文元是有预感的。姚文元曾收到两封让他心惊胆战的信:第一封信是1976年4月写给《人民日报》的匿名信。信中写道:“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人民日报)应改为:法西斯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第二封信是1976年7月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一名记者写的。信中透露,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对在北京养病的一位河南官员说,毛主席病得很重,活不了几天了。政治局存在新派和老派之争,老派不开口,是因为毛还活着,毛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秘密串连,接下来将是血雨腥风。纪登奎的儿子叮嘱这位河南官员回去后要预做准备。
这两封信,姚文元思考再三,没有上交,而是锁在自已家里的抽屉里。从姚文元后来的交代看,他预感到毛死后可能会出大事,想给自己留后路。一旦江青被抓捕,他就把这两封信送给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再搞一次投机。但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跟江青等一起被抓捕了。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姚文元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姚文元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姚文元奉命打响文革第一枪
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至1976),被称为“十年浩劫”。1980年8月,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在北京问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邓举例说,仅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一个冤案,就牵连138万多人,打死1万7千多人,6万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1493人,打残9661人。
被毛泽东妻子江青称为“无产阶级金棍子”的姚文元,就是奉命打响文革第一枪的大笔杆子。
1965年,毛泽东开始蕴酿发动文革,打倒他曾经选定的接班人、中共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跟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等,因为毛担心他们阴谋“篡党夺权”。
毛泽东一直在寻找一个突破口。找来找去,最后找到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认为,《海瑞罢官》是一台“骂皇帝”、借古讽今、为1959年毛打倒的中共元帅彭德怀翻案的戏,是“大毒草”。
毛指使江青到上海找到姚文元,要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一听说是江青所求,倍感“鼓舞”,闭门数月,数易其稿,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毛改定后,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这篇文章成为毛发动文革打响的第一枪。
后来,江青盛赞姚文元:“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从“挖”吴晗起,进而“挖”出“三家村”,“挖”出“中共北京市委”,“挖”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挖”出“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姚文元为文革立了“头功”。
姚文元紧跟毛泽东的投机路
姚文元,是作家姚蓬子之子,1931年出生于上海,17岁加入中共。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历任共青团上海卢湾区工委宣传部长,《萌芽》杂志、《文艺月报》编辑,《解放日报》编委等。其特点是善于观察政治风向,见风驶舵,善于“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且文笔毒辣,极具煽动性,颇对毛泽东的口味。
1955年,24岁的姚文元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崭露头角。胡风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也是他父亲的老朋友。姚文元曾经非常崇拜胡风,一度想做胡风的“入室弟子”,专门写过一本《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书,歌颂胡风是“最优秀的理论家”。这本书出版前,毛泽东突然发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姚文元立即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反戈一击,在北京《文艺报》1955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分清是非,划清界线》,攻击胡风的理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震惊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序幕。姚文元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又到了,立即写出一篇独出心裁的文章《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刊登在《文汇报》上。毛泽东看到后,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加编者按予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yabo88官网亚博官网中摘要播发。如此一来,全国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从此,姚文元成为全国反右运动的急先锋,储平安、王若望、施蛰存、流沙河、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一大批著名文人成为他棒打的对象。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因替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头阵立大功,经江青提议,35岁的姚文元被提拔重用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由此开启了他在文革中以笔做刀枪棍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辉煌岁月”。1969年中共九大上,38岁的姚文元被提拔重用为中共政治局委员,成为最年轻的中共政治局委员。1970年8月,毛泽东的“大秘书”陈伯达倒台后,姚文元接任《红旗》杂志总编,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总管。1973年中共十大上,姚文元再次“当选”中共政治局委员,继续掌管中共宣传机器,总管中共意识形态。
文革中,毛泽东要打倒谁,姚文元就紧跟着打倒谁。1966年8月,毛泽东写了意在打倒刘少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姚文元立即写了《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之后,毛泽东要打倒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姚文元就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毛泽东要打倒中共政治局常委陶铸,姚文元就写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毛泽东要打倒文革中的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姚文元就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6年4月,毛泽东再次打倒邓小平,姚文元就积极组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称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文革中,姚文元的刀笔所至,杀气腾腾,血光照人,导致冤狱遍地,惨祸四起,血泪斑斑。
姚文元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
然而,中共的绞肉机是冷酷无情的。今天整人的人,明天可能成为挨整的人;明天整人的人,后天可能成为挨整的人。毛泽东在世时,由于有毛的庇护,姚文元跟在毛的妻子江青的屁股后头到处整人,无数知识分子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数中共官员被折磨得生不如死、死去活来。
但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立即遭报。1976年10月6日,就是姚文元遭恶报的日子。从这一天起,在十年文革中红极一时、害人无数的姚文元,沦为阶下囚,被关进阴森森的秦城监狱。直到1996年,姚文元被关押整整20年。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