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1月26日讯】2022年香港特首选举办法正在酝酿，今年将产生新一届特首选委会。分析指，如今在港区国安法之下，中共人大可能更加为所欲为地更改规则，以防止其计划像上次区议会选举般流产，并报复代表多数香港人的泛民主派。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接受《珍言真语》亚博官网采访时表示，特首无论是梁振英说的“协商产生”，还是林郑月娥说的“选举产生较好”，他不会管他们怎么看，因为核心问题是，实质上特首选举“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从来没有真正的选举，也从来没有真正的协调，只是中共“高层捡卒的游戏”。讲得好像真的一样，最后是为另外真目的服务。
人大2007年承诺香港2017年可以实行特首普选，及此后立法会普选，2014年却反口通过了对于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和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的“831决议”，继续搞1200人小圈子选特首，没有了双普选，直接刺激了雨伞革命爆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走回头路了”。
现在不只是官方选举，所有涉及政治和经济的决策都是越来越左，歪风已经扩大到了港人所有的生活和教育层面。中共以惯用的“打击一小撮”的名义砸烂了原本的香港。
特首产生靠高层捡卒与一人决定
“高层拣卒，就是说很高层高层，各自有自己的利益，各自有自己的意见，那么哪一匹马好？那这个是不是咨询呢？完全不是我们概念里面那个咨询、协商嘛。”
他指，《苹果日报》1995年创刊时的头条及内页连续有几篇是说当时形势的。那时就有了很多高层拣卒的游戏，由15人名单慢慢缩小到9人名单，再缩小到5人名单，最后挑选哪一个是特首。捡卒用了两年时间，后来的报导完全证实了那时候所说的事情。
“从来不是所谓协商去选择，而是说高层很少的一批人，按照他们的思维、他们的利益去选择的。”
过去几届所谓特首选举，外面都对谁是“真命天子”说得很热烈，有些被视为“真命天子”的人还事先庆功，大家排着队请他们吃饭，结果短短时间之内忽然间改变。“不是他，是另一个喔，最近两届都是这样。”
这说明，连最初的高层捡卒到后来都变质了，“变成就不是高层集体拣卒，而是到了最后决定性那一霎那呢，很可能是一个人做决定的。所以哪来的协商啊？”
他强调，即使外界觉得某人已经被钦点，上面也给了其信号“就是你啦”，到最后都可能改变，这是中共的“钟摆效应”。“可以说到了最后，哪一个人他自己本身都不敢说最后那一霎那，他自己是不是特首的。”
至于下届特首黑马有哪几个，他觉得，这样来猜测是没有意思的。因为中共是“钟摆政治”，即使有心参加选举的也不想你说他是黑马还是红马，哪一个人突出自己一定是见光死，或者见了光全身都变成箭猪，这是游戏的规则。
人大将随意改选委会规则是焦点
2022年新一届特首“选举”就要开始了，今年年底就会出现新一届所谓特首选委会，他认为，很可能连选委会游戏规则都要改了。
“上一次人大加开会议里面，那些议程又是鸡毛蒜皮的，为什么会加开会议呢？忽然间就出一个DQ（取消资格）4位泛民立法会议员的事情。这些已经是随时突然袭击，现在大家心中有数了。”
他介绍说，按上一届选林郑的特首选委会游戏规则，上届选委会泛民已拿到200多一点席位，加上现在117个泛民区议会成员，是300多个。再加上建制派里面一些不听话的、公报私仇之类的，以及工商界阴沟里翻船的，可能要达到400多票，接近600票当选门槛。
“从共产党的那个文化来讲，它要90%多它才会觉得安心的嘛，70%，80%它都不安心的，它觉得很危险的。所以我那时候说，一定会改变这个游戏规则。”
他强调，大家的焦点应该放在中共的政治暴力，那种随意而改、完全都不是按照法律框架做事的做法上，而不是小圈子捡卒。
“现在有些人已经说到明了，说特首选举不是法律问题，是政治问题，那么就是政治决定啦。他们有一些人都讲到明，讲到透了嘛。所以我们民间就应该多从这个制度上面去说。”
建制派批林郑两大目的
现在很多建制派批评林郑，他认为有两大目的，一是上面也觉得林郑做得不好，但是上面又不想去直接批评林郑，影响大局；二是建制派要创造自己的本钱，林郑将来无论是否连任，都要做做样子、低声下气，这“全部都是利益考虑的”。
目前建制派内部利益矛盾到了表面，“那些建制派已经放消息出来，林郑向北京汇报的时候，就说不仅仅是骂泛民，是骂建制不配合，那建制派怎么会不生气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个时候去批评林郑呢？以前不见他们批评？就是因为现在，新一届的特首‘选举’，很快就开始了。”他说，“现在就是要在特首选委会成立之前，既要帮助中央去打烂旧的游戏，这个是要向中央邀功的，另外一方面又创造自己的本钱。”
从建制内竞争到走回头 中共不断变脸
《基本法》规定了最终达至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2004年七一大游行之后，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乔晓阳到香港说，普选“不是一步登天，是循序渐进”。时间表自然是由中央决定的，这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普选了。但是“理论上应该看到，即使你不是立刻实行，你是要一步步放开的。”
看回近二十年来的轨迹和历程，事实却不是这样。
2002年特首选举董建华没有对手，无需投票自动连任；2005年董建华辞职后补选行政长官，也是“一人参选”。到了2007年特首选举的时候，上面就有了新精神。
“上面觉得是要有竞争，不过这个竞争是在体制内的竞争。所以，曾荫权，你也要出来玩一下，做一场戏。”那一届是中共钦点的建制派曾荫权和泛民梁家杰一对一。
到了2012年，梁振英当选那一届选举，又有另外一个精神了。即“如果是一个泛民派对一个建制派，那就不好看，这套戏就骗不了香港人了。”“当时的理念，就是说创造一个建制里面有竞争的，让他们尝试一下真正的竞争。只是嘴巴说，最后还是中共决定的。”所以规定可以有三个候选人，但是不能多于三个。
“要有竞争，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多给一个建制派的人加进来，就是二比一。其实另外那个一定是陪跑的。”
为什么不可以多于三个候选人呢？他分析说，选委有1200人，一个泛民派对两个建制派，就能协调一个建制派赢得足够600票，但如果是三个建制派就不好分。“这很简单，因为泛民已经拿了200票，就只剩下1000票，1000票分给三个人，如果有些人不听话的时候，可能就会流选。”
他总结说，2007年北京答应了香港人2017年可以有普选，所以2012年才有建制内的竞争，要一点点地向前走。但是2014年北京反口了，下了五项决定，没有了普选，实际上就是关上了普选的门。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走回头路，连内部竞争都没有了。
回头看整个过程，“遗忘初心的不是我们，不是老百姓，是最高层。因为它们担心这样慢慢演变下去，它们很可能会失去或者减弱了它们的控制权。”
决策越来越左 歪风扩至港人所有生活
他表示，现在不只是上面左，也不只是在选举上越来越左，任何涉及政治经济的决策都越来越左。“大家记住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有精神，下面有精神病，一定是这样的。上面下的命令80分，下面是用200分的力量去执行。”
对于港区国安法要求公务员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之类，他觉得原则上，如果说效忠特区政府而不是效忠某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自己是特区政府的一员，效忠特区政府实际上是效忠回自己。可以按照“意愿，能力，背景，环境”四方面各自考虑是否做公务员。
中共经常说港版国安法只是打击一小撮，他认为，是三类特区政府处理不了的它们才处理，分别是外国势力、来自大陆民间的反共力量，以及国内政圈里不满习近平的力量。
但实际操作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很多被捕的人其实是按照法律框架来做事的，没有触及港版国安法。是上面的人下了命令，还是香港的执行者自己去扩大，“是没人知道的，历史才能说明。”
他最痛心的，不是港区国安法在政治层面的打击，而是它三个范围的歪风扩大到了香港人所有的生活层面，尤其是教育。因为共产党经常觉得，控制人要从脑袋里面。
甚至人家还没有行动就实施迫害，“它认为你是好像林彪那样，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当时它批判林彪嘛。那你怎么证明人家是反你的呢？”他说，中共党魁的心魔认为很多人都反自己，已经到了不理性的程度，下级由于利益考虑层层加码，左就是这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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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