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中国和越南，共产党人的态度有时有点不同。由于儒家传统，人们给再教育的可能性留下了更多的余地。中国劳改的运作，寄望于囚犯（被称为“学员”或“门生”）会在其看守教员的指导下改造自己的思想。但归根结底，这种思维比直截了当的暗杀更加虚伪。强迫敌人改变方式并屈从刽子手的说教，有可能比直接杀死他们更为恶劣。另一方面，红色高棉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激进的政策。由于认为对人口的整个一部分进行再教育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因为这些敌人已经太腐败了），他们寻求改变人民。为此，他们对知识分子和城市人口进行了大规模的灭绝，试图通过瓦解敌人的人格并强加给他们不断的自我批评过程，来从心理上将其消灭。这种自我批评迫使他们蒙受严重的耻辱，同时还极有可能遭受最高刑罚。
极权主义政权的领导人将自己视为社会的卫道士，并为他们有权将其选择的任何人置于死地而引以为豪。基本理由始终是相同的：有科学依据的必要性。在反思极权主义的起源时，茨维坦‧托多洛夫写道：“帮助建立极权主义思想基础的，是科学主义（scientism）而非人文主义（humanism）。科学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限于通过所谓的科学必要性（生物学或史学的）来为行为辩护：要相信社会的完全透明性，并因此相信通过革命手段改造社会以符合理想的可能性，人必须已经是科学主义的实践者，即使它是‘狂野’的科学主义。”
托洛茨基在1919年清楚地说明了这种“科学的”方法。他在他的《为恐怖主义而辩》（Defense of Terrorism）中宣称：“暴力革命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因为迫在眉睫的历史需求无法通过议会民主机制找到一条道路。”为了支持这一主张，他提出了“证据”：
无产阶级是正在历史性地崛起的阶级……[相比之下，]当今的资产阶级是个正在没落的阶级。它不再在生产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并通过其帝国主义的盗用手段，正在普遍地摧毁世界的经济结构和人类文化。不过，资产阶级的历史性韧劲却是巨大的。它紧握权力，不愿放弃它，从而扬言将整个社会随自己一起拖入深渊。我们被迫剥除这个阶级，然后将其砍掉。红色恐怖就是用来对付一个尽管注定要毁灭却不愿灭亡的阶级的武器。
托洛茨基由此让历史变成了一股神圣的力量，一切都必须献祭给它。他展示了一个革命者无可救药的天真，幻想一个更加公正和人道的社会将从辩证过程中产生，尽管所采用的手段具有犯罪性质。十二年后，高尔基则残酷得多：“反对我们的是整个过时的社会，它曾经存在过，应该使我们得以认为自己仍处于内战中。因此，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敌人不投降，则由我们来消灭他们。”同年，阿拉贡写下了几行诗，例如“残酷的需求，在革命的蓝眼睛里燃烧”。
与这些作家不同，考茨基于1918年以勇气和诚实正视了这个问题。拒绝被革命言论所欺骗，他写道：“社会主义是要废除各种剥削和压迫，无论它是针对阶级、政党、性别还是种族。不过，确切地说，这种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的目标……如果向我们证明……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完全可以基于私有财产来实现，那么我们就会抛弃社会主义，同时完全不必放弃我们的目标。相反，这将有利于我们的目标。”尽管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最知名的拥护者之一，但他把人文主义放在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信仰之前。
把人们处死需要一定数量的研究。相对较少的人积极希望其同胞死亡，因此必须找到促成这种死亡的方法。最有效的手段是通过非人化（dehumanization）过程否认受害者的人性。正如阿兰．布罗萨特（Alain Brossat，译者注：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清洗的野蛮仪式和全速运行的灭绝机器的理念，在迫害的话语与实践方面，与将他人（the Other）动物化（animalization）紧密相关，与让真实或虚构的敌人沦为动物状态（zoological state）紧密相关。”
这一过程有许多例子。在莫斯科大审判中，检察官安德烈．维辛斯基──一位接受过传统经典培训的知识分子，投身于一股名副其实的动物化狂热中：
枪毙这些疯狗！去死吧，这个对人民隐藏其凶猛牙齿和鹰爪的团伙！打倒秃鹰托洛茨基！从其嘴里滴下来的血腥毒液，腐蚀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让我们使这些撒谎者无法造成伤害，这些在腐烂的尸体周围跳舞的可悲的侏儒！打倒这些卑贱的畜生！让我们一劳永逸地消灭这些狐狸和猪的卑鄙杂种，这些臭尸！让他们可怕的尖叫声最终结束！让我们根除资本主义的疯狗吧，他们想把我们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花朵撕成碎片！让我们把他们对我们领导人的野蛮仇恨塞回他们的嗓子吧！
让-保罗‧萨特也在1952年粗鲁地说：“任何反共产主义者都是狗！”这种妖魔化为动物的言论，似乎支持安妮．克里格尔关于被操纵之审判秀的公共教育功能的言论。就像在中世纪的神秘剧中一样，一切都被安排好了，这样好人就不再怀疑托派异教徒坏蛋或“世界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cosmopolitan Zionists）的真实身份：他们代表了魔鬼的化身。
阿兰．布罗萨特回忆说，欧洲喧闹的庆祝和狂欢开启了将他人动物化的长期传统，这种传统重新出现在18世纪的政治漫画中。这种隐喻式的仪式使各种隐藏的危机和潜在的冲突得以表现出来。在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根本没有隐喻。被动物化的对手实际上像要被追捕的猎物一样被对待，然后头部中弹。斯大林将这些方法系统化，且率先进行大规模使用。它们也被他在柬埔寨、中国和其它地方的后继者所采用。但斯大林本人并没有发明这些方法。责任或许应当落在列宁肩上。掌权后，他常常把他的敌人称为“有害的昆虫”、“虱子”、“蝎子”和“吸血鬼”。
在被称为“工业党审判”（Industrial Party Trial）的被操纵的表演秀中，国际人权联盟（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the rights of man）发出了一份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译者注：1875年～1955年，德国作家，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人签名的抗议请愿书。高尔基以一封公开信作出回应：“我认为，处决是完全合法的。工农政权把敌人像虱子一样消灭，是很自然的事。”
对于这一动物化过程，布罗萨特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如往常，极权主义的诗人和屠夫首先通过其所用的词汇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俄国刽子手的“肃清”，是纳粹暗杀者所进行的“治疗”的近亲，是一场无法挽回的精神和文化灾难在语言上的缩影，这场灾难在苏联舞台上一览无余。人类生命的价值观崩溃了，把人分门别类的思维（“人民的敌人”、“叛徒”、“不可靠分子”等）取代了伦理思想……在纳粹灭绝者的话语和实践中，将他人动物化无法与对种族纯化和污染的痴迷分离开来，它与种族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它是用无情划分等级的种族术语“次等人类”（subhuman）和“超人”（superman）构想出来的……但在1937年的莫斯科，关于种族的话语和与之相关的极权主义措施却大相径庭。相反，重要的是对“他人”的完全动物化，这样，让一切皆绝对有可能的政策就可以付诸实施了。
然而，有些人毫不犹豫地越过意识形态障碍，把关注点从社会转移到种族上。高尔基在1932年的一封信中（应当记住的是，他是格别乌头目根里克．雅戈达的私人朋友。其子也为该组织工作）写道：“就敌人而言，应当由生物意义上的厌恶培养出阶级仇恨。必须把敌人视为劣等人。我深深地相信，敌人是我们的次品，不仅在物质层面上而且在道德意义上都是堕落者。”
他把这些思想推向其逻辑极限，赞成创建苏联实验医学研究所（U.S.S.R. Institute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1933年初，他写道：
这样的时刻日益临近：科学将傲然地向普通人讲话并说，你们是否希望对有机体的所有疾病、残障、缺陷、衰老和过早死进行详尽而精确的研究？不能单靠对狗、兔子和豚鼠的实验来进行此类研究。对人类的实验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必须研究的是有关机制是如何作用于人类的，包括机体机能、细胞内过程、造血作用、神经化学以及有机体内发生的所有过程。需要数百只人类豚鼠（Human Guinea Pig）。这将是对人类真正的帮助。相较于为了让可悲的、在生理心理和道德上堕落的捕食者和寄生生物一类感到舒适而消灭数千万只健康生物，这将重要和有用得多。
如此一来，社会历史科学主义的最糟糕部分又重新与生物科学主义聚合在了一起。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