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1月11日讯】香港警方1月6日出动千名警员拘捕53名民主派人士之后，国际社会一致强烈谴责。北京当局被指报复民主派初选，以恶霸行径野蛮压迫民主人权，破坏自由社会及一国两制，践踏《基本法》。评论指，中共操纵港府一年多的恶行，已把香港从明珠变成触目惊心的炼狱。港人的心情则同天气一样越来越冷。
香港社工总工会总干事许丽明去年9月被控袭警，后改成阻差办公，上个月法庭终裁定其罪名不成立。她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亚博官网采访时表示，香港近两年与过去比，变得“真的很假”，但也有一帮强韧的香港人如风中劲草，在面对着黑暗，哪怕自己被控罪，也要用信念支持其他被审讯的人。
令她很不开心的是，1月6日一位被捕者已经讲明，他参与初选不是讲政治，而是说关于社福界一般人的民生权益，但他仍然被捕了。政权想怎么处理这批人、以及未来怎么对待香港人，她都不懂得，暂时只能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尽量支援。
从被控罪到无罪释放，她亲身经历了被关押、见律师和起诉等整个过程。更多的转变是，自己多了这方面的知识，未来若帮不同的人面对这个过程的话，会更实在一些、使得他们的安全感高一点。
明知自己无罪 仍要做最坏打算
虽然过去她都会帮助一些被捕者或被起诉的朋友，但实实在在轮到自己的时候，的确会有一些不同。无论罪成不成，自己都有很多事情要预备。
“特别是我自己都在做一些权益的个案，那些社工来求助我，他是要我来帮忙，那我又帮不到他，那不行。”
她坦言，有时候自己未必可以很静的坐下来去做这些事，因为“实在太多事情要想了。”而且不是人人都可以理解你的，或者知道你有什么需要。
就去年9月29日金钟太古广场外的冲突，她表示，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大家都会觉得她不会罪成。因为证供证词都很清楚，她根本没做过袭警或阻差办公的行为，也没有这个意图。但现在香港毕竟有点不正常。
“黎智英先生他本身还没正式被起诉，就还在扣押。其实我不是把我跟他比，只是大家正面对的是不同环境的时候，是要做最坏的打算的。 ”
感动于港人困难中帮助别人
在她认识的一些年轻学生中，有的也正面对一些控罪，或者跟她同一天被捕，其中有来看她的审讯的。有一次她下午两点多上庭，早上10点多就有来关心的人排队了。她指出，这件事说明，虽然香港人不一定每位都有信仰，但他们有强大的信念来支持别人——我们未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
法庭上的旁听者，有些是认识的，有些则是陌生人。一位叔叔在她被判罪的那天早早就来了，判了之后，他挥手让她过去，给了她一张门票，说“我给你这张票作为留念，是第1个位置。”她当时感动得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不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点什么，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些事是可以做的。而在他能力上做到的时候，他就能发挥一个很大的功能。”
被关押曾独自坚守
她介绍说，她在2019年9月29日与其他人一起被捕，但10月2日就所有人都走了，只剩她自己一个人。那时她在医院，身体状况不好，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而且24小时都有警察守着，去洗手间也有人跟着进去同一格，不准关门。
“这些就实在让你感到你是被捕者，要受限制的。于是就用一句话帮助自己过关，其实真的时常拿来讲的，其实存在本身也是一种抗争。”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知道许多人在挂念着你。”
她借这个机会说，如果你真的被捕了或者面对困境，暂时没有找到人陪你，不要紧，要去找，一定有人会帮你的。社工有一帮义工团队在支援一些被捕者、被起诉的人，包括他们的家庭都愿意去支援。有尊严的生存也是重要的。
显眼的默默无闻的一起撑
她觉得，无论高风骇浪有多残忍，总会有好多温馨的东西在。甚至如果她真要坐牢，房租也会由朋友或义工来搞定。“就是大家完全令你很放心，不需要太担心了，有人一定会帮你做这些事。”
当她知道有这么多人一起努力的时候，她就明白，很多人说社工很好啊，到前线做人道救援工作，其实如果掉过来去想，恰恰是有一帮很好的人在身边支持着她们社工。
有一次，有个年纪很大的退休叔叔要请她们吃饭，她想为什么无缘无故去吃饭呢？去了之后，他没有说任何事，只是说你们年轻人没事就可以了。而实际在她心里，她已经不年轻了。
“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很明白，我们可能有被看见我们做了一些事，其实还有很多不被看见的人在支持整个香港，一起撑着。”
现在香港从表面上看，人们不像反送中运动中那样大声地讲出来，但是人心不死。许丽明肯定地说，这是无可否认的。
“我有一次去旺角的一间黄店吃午饭，那天因为他们是‘save 12’的行动，12月12日12点多这样，里面灯全关了，我就进去问开门了吗？有个客人就说“开啊，开啊”，然后我就走进去，接着他们又说因为现在要关灯行动。”
她看到，黑暗的屋子里每张桌子都有人，大家很明白，不会质疑任何事。然后就不断有人离开、有人进去。她看得出，大家其实都知道，我们的信念是为什么。
曾去内地探望 热爱这片土地和人民
她曾在一间主要是大陆学生来香港读书的小学做社工，读大学的时候还参加过一些内地交流团。1991年华东水灾，电视上很多中国人很惨，没有东西吃没水喝，她们一帮大学生就组织了一个团去了华东探望他们。
“村民就问我们‘你们是什么人啊？是不是记者呀？’如果是记者就想要说很多说话给我们听。”她说，“我都记得有一些村民是会因为水浸，被浸了三份之二，就剩下屋顶，在屋顶上站了两天这样，没有东西吃，要吃树叶。”
她直言，那个时候她们很想解中国的情况是怎样，其实很爱这一片土地与内地的人，还会带一些净水剂，带一些粮食过去。一直到现在，她跟一些很好的内地朋友还有联络。
她在跟内地小学生沟通的时候，发现他们就是一帮正在成长的小朋友，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唯一可能是他们的家庭背景有一些不同。有的家长体罚孩子，小朋友就给她看，她就会跟家长联络。
“无论任何家长他们为什么要体罚小朋友，就是想教好他，不过他可能不懂得教，只要我去联络他们，他们真是会问‘其实我真是不知道怎样做？’”
“其实他知道没有用，打完了会越来越不听话的。”要说怎样去沟通，她相信，其实就是作为人与人之间，互相去体谅。
有个小朋友跟他妈妈通电话，第一句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我有问题”，于是他妈妈就跟他倾谈。她强调，其实大家就是拿一颗心出来。无论教书也好，做社工也好，最重要的两样东西都是“尊重”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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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