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不僅如此，人情、人倫、仁愛、良知等等，都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共性，或曰超階級的共同的普遍的人性。人性自古有之，具有相對的不變性，其中包括善與惡兩個不同的部分，善又制約著惡，從而構成人類社會存在、穩定和發展的基礎。所有的非共產黨社會，大多承認人性善惡同在的現實，然後以固定的契約來達致社會平衡。

但共產黨卻與眾不同，它明確否認超階級的共同的普遍的人性的存在，既不承認人性中先天的善良，也不承認人性中天賦的貪惡。在共產黨看來，人的本質在於人的社會性，是在後天的社會生活和社會實踐中形成的，並且隨著社會關係的變化而變化。在階級社會中，人的本質主要表現為階級性。而無產階級階級性的最高最集中的體現則是「黨性」。 換句話說，黨性是至高無上的。

作為無產階級階級性最高最集中體現的黨性，具體是指共產黨員的政治屬性。它要求黨員必須時刻聽從黨的召喚，隨時準備放棄一切個人的理念和原則，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黨性的核心就是對黨和領袖意志的絕對服從，講白了也就是黨叫幹啥就幹啥，要你為善就為善，讓你作惡就作惡，否則就達不到黨員的標準，就是黨性不強的表現。共產黨歷來強調，黨性是絕對的，高於一切，不能被懷疑也不能被挑戰。在所有共產黨國家，增強黨性不僅是黨對每個黨員的要求，而且還常常被變相推廣為對每個公民的要求。

正如《九評共產黨》所說，「共產黨是不講人們公認的道義原則的。共產黨的一切原則都絕對為其集團利益服務，以絕對自私為最高原則，沒有任何道義原則抑制其集團慾望。」共產黨的這種唯我是從的本性決定了黨性與民眾利益之間的水火不容。正因為如此，共產黨否認普遍的人性，強調黨性至上，雖然不會使客觀存在的普遍人性因此而消失，卻將不可避免的導致對人性的徹底顛覆，也就是對人性中善的部分的踐踏和扼殺與對人性中惡的部分的放大和縱容。試想，既然黨性至上，既然黨的利益和需要高於一切，既然根本就不存在普遍的人性標準，親情人倫和道義良知當然也就可以統統拋於腦後，善良和貪惡、法律和原則當然也就成了可以隨意移動的標準，只要目地正確手段當然也就可以在所不記。舉例來說，不能殺人是人類的公理，但黨認定的敵人卻可以除外；孝敬父母是社會的通則，但階級敵人的父母可以除外；仁義禮智信是道德的基本要求，但黨不想或不願意的時候也可以除外。共產黨就是要剷除這些抽象的善惡觀念，按照馬克思的話說，也就是要徹底顛覆舊世界的上層建築，所以共產黨註定是反人性的。

中共就是一個反人性的典型。

中共誕生之後的近一個世紀，特別是建制之後的五十多年中，在「黨性」的強制之下，為了所謂黨的利益與需要，難以記數的黨員和民眾置親情人倫和道義良知於不顧，干出了許許多多傷天害理荒誕不經的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人性被嚴重變異、扭曲甚至吞噬，要麼變成了中共這部「絞肉機」的「馴服工具」、「螺絲釘」，要麼變成了具有雙重乃至多重人格的「兩面人」、「多面人」。嚴格的講，這樣的人其實已經不能也不配稱之為真正的人了，已經完全變成了非人！

虎毒尚不食子，親情更乃天經地義。但中共卻把人變成了虎狼，甚至比虎狼還凶殘。在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父母，子女，夫妻之間互相揭發，斷絕親屬關係的可以說比比皆是。即便連周恩來這樣的中共領袖也無法完全倖免。

周恩來夫婦生前關愛的「戰友遺孤」很多，但其中與周恩來夫婦關係最密切的只有兩人，一個是孫炳文的女兒孫維世，另一個是李少石的女兒李湄。她們倆都是周恩來當年親自認下的乾女兒，也一直稱呼周恩來夫婦為乾爸、乾媽。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是周恩來的早年戰友，1927年他去世時，孫維世才五歲多。後來，孫維世兄妹四個在母親任銳的艱辛撫養下長大。抗日戰爭爆發那年，孫維世跑到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申請要去延安，可誰也不認識她，16歲的孫維世一個人站在門口哭得很傷心。後來周恩來回來了，他不但認了孫維世為乾女兒，還把她帶到了延安。這之後的幾十年裡，孫維世與周恩來夫婦的感情一直非常好，1950年她獨自在西花廳為乾爸乾媽布置慶祝銀婚紀念日，令周恩來夫婦大為感動。在孫維世寫給周恩來夫婦的信裡，也一直稱他們為「親愛的爸爸媽媽」。

文革中孫維世夫婦受到江青的迫害。1967年12月，公安人員闖進了孫維世的家，先是以「特嫌」的罪名逮捕了她的丈夫金山，後來把孫維世也送進了監獄。孫維世在牢房裡一直戴著鐐銬，還經常遭到毒打，最終於1968年10月4日被迫害致死。死後孫維世的家人發現她的頭上被釘進了一顆長釘子。

周恩來夫婦得知孫維世去世的消息後十分難過，鄧穎超感慨她「死得太可惜啦！」但誰也沒有想到的是，當初在孫維世的逮捕書上簽字同意的卻是周恩來。身為孫維世的乾爸，周恩來明知自己喜歡的乾女兒是無辜的，卻不但不勸阻對她的迫害，竟還簽字同意逮捕她，相信每一個有良知的人了解了這件事後都會說，這樣做太殘忍太沒人性了！

周恩來這樣做當然不是出自自己的本意，在簽字前，他一定也有過每個人面對這種選擇時都會經歷的內心鬥爭甚至是掙扎，但最終他還是簽字了。是什麼使他最終做出了這種毫無人性令自己也非常痛苦的選擇？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既然黨的利益和宗旨高於一切，絕對服從是唯一的選擇，當黨要置一個人於死地時，哪怕這個人是自己愛著的人，甚至是自己的親人，作為黨的一分子，也要強忍著痛苦，義無返顧的無條件的將他送進監獄，或送上斷頭台。身為中共最高領袖之一的周恩來都不能例外，別的人就更不用說了。在中共歷史上，高級幹部的家人被劃為階級敵人被鎮壓，中共幹部無法相救的事例可以說相當多，這就是黨性吞噬人性必然帶來的惡果。

到了文革期間，中國人父子相殘，夫妻反目，母女告發和師生互斗的事情就愈加普遍了。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卞仲耘老師就被女學生們戴上高帽子、往身上潑黑墨、敲簸箕遊街、掛黑牌子、強迫下跪、用帶釘子的木棍打、用開水燙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女校長則被學生強迫敲著一個破臉盆喊「我是牛鬼蛇神」，頭髮亂七八糟被剪光，頭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古人云，「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如此殘忍的行徑，哪裡還有一點人性可言？！

黨性至上、顛覆人性的結果，不僅讓父子相殘、夫妻反目、母女告發和師生互斗，而且使許多為人類所不齒的惡行居然變成了崇高的事業和正當的行為。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們都不會忘記張志新，她被投入監獄後，獄警多次毫無人性地將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銬在背後，投進男犯人牢房，任人輪姦，終至精神失常。即使這樣，在臨處決她時，因為怕她呼喊口號，在「黨」的授意下，監獄今年感派人直接把她的頭按在磚塊上，不施麻藥就用刀切開了她的喉管。這明明是殘無人道的獸行，卻因為是所謂黨和革命的需要，竟也成了名正言順的正當行為！

無獨有偶。1989年，在新當選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等舉行的中外記者會上，當一個法國記者問及一個女大學生因「六四」被發配到四川農場搬磚，遭當地農民多次強姦一事時，在場的人誰也沒有料到，江竟回答說：「我不知道你說的事情是否是事實。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應得。」按照源於人性的道德通則，強姦一個人，無論這個人是誰，哪怕是個罪犯，也是應該受到譴責的。但作為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對此卻顯然不屑一顧，公然聲稱如果是「暴徒」遭人強姦就是「罪有應得」，可見中共對人性的顛覆和扼殺已經到了何等地步！

迫於形勢的變化，今天的中共雖然與時俱進穿上了西裝打起了領帶，竭力裝扮出一副很有人性的形象，但絕對服從的黨性要求沒有任何變化，反人性的本質沒有任何改變，因而類似上述這類顛覆和扼殺人性的悲劇仍然在中國繼續上演著。試想，這樣的中共能代表中國人民嗎？！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