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和嫌疑人
试图从当地研究中得出总体数据很困难，因为全国各地的情况差异极大。“70年代人”遭受的苦难远远小于“75年代人”，尤其是饥饿之苦，即使考虑到公布的大多数目击者陈述是来自新人而不是农民这一事实所引起的失真。来自城里的人中，死亡率极其高；今天，几乎不可能找到一户没有失去一个或几个成员的家庭。城市居民占人口的一半。在北部大区一个村庄定居的200户人家中，只有50户活到1979年1月，只有一户家庭“只”失去了祖父母。某些类别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我们已经看到来自朗诺政府的前官员和高级士兵是如何受迫害的；连续的清洗冲击了等级制度的较下层。只有被认为无可替代的铁路员工才未受到波及。（译者注：为了免受波及，）车站主管中较明智者宣称，他们所从事的实际上是低下的职务。传统上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僧侣被认为地位太过突出，那些未解除僧职的人则被系统地消灭了。1979年，在被疏散到干丹省（Kandal Province）一个村庄的28名僧侣中，只有1人幸存。在全国范围内，他们的人数从约6万下降到1,000。几乎所有的摄影记者都失踪了。“知识分子”的命运相差悬殊；有时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是谁而受到迫害；然而，更常见的是，如果他们不再以在任何领域拥有专长而自居，并抛弃书本和眼镜等标志，他们显然被允许存活。
农民的待遇要好得多，特别是在食品供应方面。在一定限度内，他们可以食用水果、糖和少量肉类。他们的食物配给量比较大，他们能吃上硬质米，而不是普通的清米汤。后者对该国很多居民来说，逐渐成为饥荒的象征。尽管高棉人士兵自诩节俭，但他们总是率先吃饭的。“70年代人”有时可以接触到中国的药剂师和真正的药物。但这样的优势只是相对的。尽管村民们没有被驱逐，但仍然被迫远离自己的家园和村庄执行任务，且工作时间极长。生活在金边军营氛围中的微型工人阶级，也受到极其严厉的纪律的束缚。渐渐地，被认为比工人更可靠的贫农取代了1975年以前在金边的工人。
1978年，有一些迹象显示，农民与新人之间的藩篱将被拆除。到那时，一些新人甚至已开始占据地方当局的低级职位。这里的正面解释是，这样的人已经适应了新政权的要求。更有恶意的解释是，面对与越南正在酝酿的冲突，当局正在尝试统一人口，类似于1941年斯大林统一苏联人口对抗德国人。或者说，考虑到清洗的普遍规模，国家机器上可能确有诸多漏洞，以致于别无选择。无论原因为何，该政权的镇压曲线似乎已经由去年的普遍加剧开始减弱，并逐渐下行趋于平稳（downward leveling）；正是在此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大多数“70年代人”开始默默地反对红色高棉。
1970年占人口15%的约20个少数民族的命运，往往大相径庭。应该首先区分实质上的城市少数民族与农村少数民族。前者如华人和越南人，后者如湖泊和河流地区的占族穆斯林（Cham Muslims）以及高地高棉人──一个通用术语，涵盖了稀疏地遍布于群山和丛林的各种群体。直到1977年，城市群体才遭受特定的报复。1975年5月至9月，约15万越南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被遣返（为1970年朗诺统治下的一半）。这一行动使社区减少至数万人，其中大多数人已与高棉人通婚。但是，对于许多高棉人来说，逃离红色高棉足够重要，即使尝试冒充越南人也在所不惜。这种行为似乎并不是特别危险。在被驱逐者最终落脚的地区，城市少数民族与其他前城市居民之间似乎没有了什么区别。他们新的共同考验似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纽带：“来自城里的柬埔寨人、中国人和越南人被不加区别地集中在一起，这些人都被置于一个令人讨厌的标签‘新人’之下。我们都是兄弟。我们忘记了古老的民族主义的敌对和积怨……柬埔寨人可能是最沮丧的。他们对红色高棉的行径感到厌恶。红色高棉是他们本民族的人和他们的刽子手……折磨我们的人与我们是同一民族的这种想法，令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反感。”
那么，一些少数民族是如何被红色高棉政权彻底灭绝的呢？有人提出，40万华人中有50%死亡，和1975年以后留下的比例更高的越南人一样；斯利文斯基计算出越南人死亡率为37.5%，华人死亡率为38.4%。答案必须从与其他受害者群体的比较中去找：根据斯利文斯基的说法，82.6%的共和军军官、51.5%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41.9%的金边居民丧生。最后这个数字与普遍引用的少数民族的数字非常接近。这些少数民族中，许多人被当作“超级城市居民”（根据1962年的人口普查，金边居民18%是华人、14%是越南人）或商人和交易商来追捕。后两者中，许多人无法掩盖他们最近的过去。这些人中很多都比高棉人富有，这既是一种祝福，也是一种诅咒：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通过使用黑市来活更长时间，但它也使他们容易变成新主人的目标。然而，作为“优秀”的共产党人，红色高棉认为，阶级斗争要比不同民族或种族之间的斗争重要得多。
这并不是说，红色高棉不屑于使用和滥用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1978年波尔布特声称，柬埔寨正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他在1977年在北京向毛泽东致敬的讲话没有在国内报导。越南曾在18世纪“偷走”下柬埔寨（Kampuchea Krom），并将其并入科钦中国。对越南的仇恨成为高棉宣传的中心主题，似乎是很少几位今天仍在政治上活跃的红色高棉人员唯一的存在理由。1976年中期以后，待在该国的越南人发现自己被禁止离开。在地方一级发生了一些杀戮事件。1977年4月1日中央的一项指令要求，将所有越南人逮捕，并移交给中央安全部队。之后，杀戮变得更加普遍。到此阶段，他们的人数已经被大大减少。另外，他们的朋友也要被逮捕；在与越南交界的橘井省，其他任何说越南语的人也一样；有一个越南人祖先就足以使人们可能被捕。当局把所有越南人都划为“历史敌人”。在这种氛围下，指控东部大区的所有居民都是“高棉体内的越南人”，无异于判处他们死刑。
据斯利文斯基说，柬埔寨天主教徒是命运遭际最不幸的群体；其中至少有48.6%的人失踪。有许多因素共同对他们不利：他们大多来自城市、主要是越南血统，且不可避免地与殖民帝国主义相关。金边的大教堂是极少数被夷为平地的建筑之一。少数民族的单独身份被否认。根据一项法令，“柬埔寨只有一个民族、一种语言──高棉语。今后，柬埔寨境内不再有不同的民族。”来自山区的人，例如高地高棉人和小群的森林猎人，在早期得到了相当的优待，因为柬共在那里拥有了首批基地，并从这些群体中招募了大量士兵。但是在1976年以后，为了满足官方对稻米生产的痴迷，红色高棉摧毁了高地的村庄，并迫使其居民在山谷定居，彻底破坏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甚至波尔布特的嘉莱（Jarai）族卫兵都在1977年2月被逮捕并肃清。
占族因其穆斯林信仰而有着独特的命运。他们是最大的土着少数民族，1970年数量达25万人；他们大多是农民和渔民。由于他们被誉为优秀战士，在“解放战争”的早期阶段红色高棉曾讨好过他们。当时，他们通常被并入农民群体，尽管他们经常因过度从商而受到斥责。他们是柬埔寨大部分地区主要的鱼类供应商。但从1974年开始，按照波尔布特的秘令，他们的小村庄被摧毁。1976年，所有有占族血统的干部都被撤职。1975年红色高棉的一份文档要求占族人取新名字，要更类似于高棉人的名字。“占族心态立即被废除。凡是不遵守这些命令的人都将相应地受到惩罚。”在西北大区，人们有时仅仅因为讲占族语而被杀。妇女也被禁止穿纱笼（Sarong），并被迫剪掉头发。
铲除伊斯兰教的尝试引发了一些非常严重的事件。1973年，解放区内的清真寺被摧毁、祈祷被禁止。此类措施在1975年5月以后变得更加普遍。《古兰经》被收集起来并焚毁，清真寺要么被改造成其它建筑，要么被夷为平地。6月，13名穆斯林要人被处决，一些人是因为去祈祷而不是参加政治集会，另一些是因为从事活动争取举行宗教婚礼仪式的权利。穆斯林经常被迫在养猪与吃猪肉或被处死之间做出选择。考虑到这些年里肉类几乎从柬埔寨饮食中消失了，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要求。一些占族人被迫每月吃两次猪肉（其中一些人当然是随后呕出了饭食）。较虔诚者几乎被彻底清除：这些年，在前往麦加朝圣的1,000人中，仅30人幸存。与其他柬埔寨人不同，占族人频频反抗，其中大批人死于这些起义随后的大屠杀和报复中。1978年年中之后，红色高棉开始系统地灭绝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一些占族社区，尽管他们已同意吃猪肉。本．基尔南计算出，占族的总死亡率为50%；斯利文斯基给出的数字是40.6%。（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