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口的放逐和隔离
红色高棉胜利后金边的完全疏散，既让该市的居民也让世界其余地区非常震惊，这些地区开始首次意识到，柬埔寨正在发生异常事件。该市的居民自己似乎接受了其新主人所做的解释。后者声称，疏散是一种安全措施，可确保免受美国可能的轰炸袭击，且人们在其它地方会吃得更好。该政权无疑将因城市的疏散而永远被铭记。它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却牺牲了相对较少的生命。当时，人们仍然吃得饱足，身体健康，且获准携带一些有交换价值的物品，如黄金、珠宝甚至美元。尽管惩罚了抵抗的人以警戒他人，但鲜少有系统性的暴行，并且当然不乏对敌方囚犯的处决。大多数被放逐者既没有被抢劫也没有被搜查。疏散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医院患者、老人、病人和体弱者以及自杀的人（有时是全家）──在200万至300万的城市总人口中，数量或许达万人。数十万人也被迁出了其它城市，所以全国46%～54%的人口都在到处奔走。尽管暴行并不多见，但城市的疏散是一个创伤性事件，仍然不可磨灭地铭刻在所有幸存者的记忆中。他们有24小时离开家园。虽然他们将在三天后被允许返回的谎言让他们有点放心，但他们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人类的大混乱之中，在其中很容易失去他们最近的亲人，也许是永远失去。不苟言笑的士兵（yothea）把他们拖到了一处出发点，其目的地取决于他们离开的邻居；因此，到达出发点之前被分开的家庭几乎没有可能再见面。死亡和绝望的场面比比皆是。无人在前往目的地的行程中接受过红色高棉的任何食物或医疗援助。这趟行程往往持续数周时间。
对城市居民的第一个分类是在首次驱逐期间于该国路边进行的。这是相当初步的，且或多或少取决于人们说了自己什么。其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发现军官和中高级官员，从理论上说，是为了名义上担任国家元首直到1976年的西哈努克能够在首都组建新政府。实际上，他们中大多数人被立即屠杀或不久之后死于狱中。从警察控制的角度来看，难以理解的是，红色高棉已下令销毁所有身份证件；结果，许多政府雇员和前士兵得以冒充为农民，凭着一点幸运，活了下来。
控制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外流远远超出了红色高棉的组织能力。它在1975年只有12万名活动分子和支持者；其中大部分是近来加入的，只有一半是士兵。这样一来，只要村长同意，被疏散者就获准建立自己的新家园，无论他们想要在什么地方建（或无论他们能够在什么地方建）。柬埔寨既不大也不人口密集，几乎所有城市居民都有亲戚在该国的某个地方。许多人只是去加入他们，因此如果他们不再被驱逐出去，就大大增加了其生存概率。总的来说，情况并不是太艰难。有时村民甚至杀死一头奶牛款待被疏散者，他们常常帮助被疏散者建立新家园。更普遍地说，从此刻直至该政权垮台，所有的证人陈述都一致认为，人们往往互相帮助，并未参与很多身体暴力或进行自发的谋杀。与高地高棉人（Khmer Loeu）（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似乎一直特别友好。在最后这个群体中，红色高棉已经建立了其首个基地。这一群体特别受到该政权的支持，至少到1977年。这一事实使我们得以得出结论，农民与新移民之间在别处正在上升的紧张关系，通常起因于普遍的贫困。这种贫困使得一个人多吃一口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挨饿。这种情况很少有助于伟大的利他主义行为。
城市居民涌入村庄造成农村生活的巨大动荡，尤其是在资源与消费之间的平衡上。在西北地区5区肥沃的稻米平原上，21万名新移民加入了17万居民的行列。柬埔寨共产党在乡下人prasheashon shah与“新人”（New People）prasheashon thmei（译者注：红色高棉使用的术语，是指柬埔寨城市居民、银行家、知识分子，与之相反的是乡下的农民，称为“旧人”）之间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前者也叫“70年代人”，其中大多数人自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处于红色高棉控制之下；后者也叫“75年代人”或“4月17日人”（17 Aprils）。它试图在“爱国无产阶级”中煽动对这些“资本帝国主义者（capitalist imperialists）走狗”的阶级仇恨。一种双重法律制度被引进了；实际上，只有占微弱多数的农村人才拥有一些权利。在早期，他们被允许种植少量私人财产，在强制性食堂里当着其余人的面吃。他们的食物略微好一点。偶尔，他们也获准在选举中投票。在这些选举中，只有一名候选人出现在选票上。隔离制度迅速实现。这两个群体居住在村子的不同区域，原则上连彼此交谈都不可以，更不用说通婚了。
这两个人口群很快又被细分。作为完全集体化的一部分，农民们被分为“贫农”、“拥有土地的农民”（landed peasants）、“富农”和前商人。在新人中，非政府人员和那些缺乏教育的人很快就与前公务员和知识分子分开了。最后这两个群体的命运通常很悲惨：它们被逐渐清除，每次连续的清洗都沿层级结构进一步下走一些，直到两个群体完全消失。1978年以后，清洗也包括了妇女和儿童。
但是，对于柬共领导人来说，将全部人口农村化是不够的。仅仅几个月后，许多新人被命令到新的驱逐中心，这次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没有发言权。例如，仅在1975年9月，就有数十万人离开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前往西北部。一个人被放逐三四次并不罕见。此外，还有“工作队”。他们将所有年轻人和没有年幼孩子的父母带走，远离其被分派的村庄好几个月。该政权的意图有四个方面。首先，为了排除任何潜在的政治威胁，该政权试图预先阻止农民与新人之间形成任何持久的联系。其次，该政权试图通过防止新人随身携带其财物和有时间收获其播种的东西，来将他们更彻底地“无产阶级化”。第三，红色高棉试图通过启动大规模农业项目来维持对人口流动的全面控制，例如，在山区和该国边远地区人口稀少的丛林地区耕种比较贫瘠的土地。最后，该政权无疑试图摆脱最大量的“光吃不做的人”。每次连续的撤离──无论是步行、乘坐运货马车还是乘坐有时需长达一周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的缓慢而严重拥挤的火车──对严重营养不良的人来说，都是一次极其艰难的经历。鉴于医疗设施严重短缺，损失很大。
“自愿”转移是个稍微不同的问题。新人经常获得机会“回到自己家乡的村庄”，或在条件较容易、医疗保健和食物较好的合作社工作。然后，往往相当多的志愿者总是会发觉，自己身处条件更糟糕的地方。品雅特海──这样一次转移的受害者，学会看穿了这些承诺：“这实际上不过是一种除掉有个人主义倾向者的手段罢了……任何落入这个圈套的人都显示，他还没有摆脱其老式的倾向，需要在一个条件更恶劣的村庄里经历更严厉的再训练制度。通过自告奋勇成为自愿者，人们实际上告发了他们自己。使用这个绝对可靠的标准，红色高棉根除了我们中比较不牢靠的人──那些对其命运最不满意的人。”（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