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今天很多人都以為啟蒙運動是好的。為什麼？因為教科書上就是這麼寫的，學校裡都這麼教。但實際上啟蒙運動是針對當時所有具備正常傳統思想的人進行的一次大洗腦運動，為的是從思想上打掉人的正信，並為其後的殺人革命提供理論依據。
啟蒙運動的那幫人各行各業都有，但有一個很大的共性，就是在反對傳統宗教信仰上是一致的。他們把對神還有著虔誠信仰的時代形容為黑暗的時代，自詡為「光明人」（Hommes des Lumières，現代中文裡被轉譯為「啟蒙主義者」），為的是消滅信仰，把魔鬼的「光明」帶到人間，建立「光明的時代」。
在啟蒙時代突出的人物，那些我們所熟知的著名思想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理論家等等，其實都是有選擇地被寫入教科書的。以中國的義務教育來舉例，中共有目的有選擇地在教科書裡放入一些觀點親共的歷史名人，讓中國人從小就建立起一個被邪靈規劃了的世界觀和歷史觀。
對於信息相對開放的今天，光明會在歷史上滲透共濟會已經是一個公開的話題，早已不是什麼不得了的祕密。而中國人所熟知的許多歷史名人其實都是共濟會成員，比如常年辱罵基督教的伏爾泰（Voltaire）、大肆宣傳無神論的霍爾巴赫（Paul Thiry d’Holbach）、公開反對君權神授的孟德斯鳩（Montesquieu）等等。
由於時代已久，有的人雖然還沒有百分之百確鑿的史料證據證明是共濟會成員，但卻與那個圈子密切相連，親密合作，例如寫書論證無神論的唯物主義者狄德羅（Denis Diderot）。而許多在西方歷史上有名的聖人及其事蹟在中國卻毫不知名，甚至被政府機構控制著不讓傳播。對於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而言，各個時代中肆意褻瀆神靈的人，比如十八世紀的伏爾泰、十九世紀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之流卻遠比路易九世（Louis IX，被冊封為聖徒的法國國王，以虔誠與仁政、德行聞名）要知名得多，這不得不說是某種蓄意控制的結果。讀書人根本想不到他們一本正經地去學習、崇拜的名人好多都是些戰天鬥地的瘋子，而對好人卻知之甚少。
「理性崇拜」這種完全不能讓人信服的無神論「國教」註定是短命的。埃貝爾那伙人在1794年春的權力鬥爭中失勢被殺後，羅伯斯庇爾認為民眾接受不了完全的無神論，開始鼓吹一種另類的有神論，發明了一種新的信仰——「至上崇拜」（Culte de l』Être suprême）作為新國教，崇拜某種定義不清的自然神，並於1794年6月8日推出了「至上節」（Fête de l』Être suprême）。巴黎地區自然是由當時負責宣傳工作的大衛來組織，在戰神廣場（Champ-de-Mars）當年的人造山周圍舉行。
這個新版本的國教很明顯帶有當時已故的伏爾泰觀點的影響。伏爾泰是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自然神論」者，雖然承認存在一種人所不知的至高力量規範宇宙的運行，但否定各種違反自然規律的現象和神跡。他認為所有被稱作上帝兒子的都是巫師行騙的故事，因此敵視天主教會，把基督教歸結為盲目的迷信。他在給普魯士腓特烈二世（Frédéric II）的信中甚至寫道：「只要有騙子和白痴就會有宗教。」（「Tant qu』il y aura des fripons et des imbéciles, il y aura des religions.」）他之所以敢在那個時代如此膽大尖銳地攻擊傳統宗教，與其背後團體勢力的宗旨和支持是分不開的。從狄德羅、伏爾泰、霍爾巴赫、達朗貝爾（Jean Le Rond d’Alembert）等啟蒙運動者一起編撰《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就可以看出，這些行為的目的是藉助實證科學知識和無神論觀點在意識形態上取代宗教信仰，為破壞傳統的社會秩序打下思想基礎。
實際上人們都知道，那一個個奇奇怪怪的邪教自然是無法哄騙大眾的，它們的曇花一現依靠的是流氓勢力的武力強制與屠殺威懾。隨著巴黎公社在1795年的垮台和武裝力量的更替，沒有幾個人會真的去信那些人為製造出來的所謂「宗教」。幾年後還出現過類似「有神博愛教」（Théophilanthropie）之類新興的東西，但都沒有掀起多大的風浪。不過，這種隔三差五就蹦出一個「某某教」的現實，卻從直觀上削弱了所有宗教在人心目中的威望。
死亡藝術
1793年夏到1794年夏的一年內，雅各賓派主導巴黎公社在已知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將恐怖暴力寫入正式的官方文書中，定為政府的國策。當時所記載的巴黎死刑人數為2639人，全法國被處決總數為16594人。但事實上，還有更多的人未經法庭正式宣布判決就被殺害。
從1794年6月10日開始，公共安全委員會還通過法律開創了一個後世稱為「大恐怖」（Grande Terreur）的時期。從6月10日到同年7月27日羅伯斯庇爾倒台前，法律規定每個市民均有權逮捕反革命者及其同黨，並要將被抓捕者交給治安官員，而該治安官員則必須馬上正式指控被捕者。同時，惡名昭彰的「革命法庭」（Tribunal révolutionnaire）禁止被指控者雇律師或自我辯護，不得對判決結果上訴，並規定死刑是唯一的刑罰，死者的一切財產收歸國有。
因此，這種變相鼓勵隨便殺人奪財的法律允許革命法庭在斷頭台當場宣判處決數千人。社會流氓也把不少人誣陷為所謂的「反革命分子」，很多人僅僅由於單純受到懷疑就被捕處決，當然還有不少是因其它一些私人恩怨而被藉機滅口的。在動盪的時局下，一些暴徒任意攻擊弱小致死的事件也不計其數。
我們早已知曉，這種嗜殺的瘋狂和對血腥的渴望來自於邪靈。雖然在現實裡體現出來的暴力與屠殺是在歷史的演繹中一步步升級而來，但邪靈早已存在，並影響著人的心智。這一點可以從與人類思想緊密相連的藝術作品中反映出來。
仍然以當時的代表畫家大衛來舉例。大衛前期的作品在主題上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畫別人是怎麼死的。他在1794年失勢前畫了至少10幅死亡主題的作品，甚至其中一半的題目直接就是「某某之死」，例如：
《塞內卡之死》（La Mort de Sénèque，1773年）
《帕特羅克洛斯的葬禮》（Les Funérailles de Patrocle，1778年）
《十字架上的基督》（Le Christ en croix，1782年）
《安德洛瑪刻在丈夫屍體前的痛苦哀悼》（La Douleur et les Regrets d’Andromaque sur le corps d’Hector son mari，1783年）
《蘇格拉底之死》（La Mort de Socrate，1787年）
《侍從給布魯圖斯帶回他兒子們的屍體》（Les licteurs rapportent à Brutus les corps de ses fils，1789年）
《勒貝勒提耶之死》或《勒貝勒提耶的最後時刻》（La Mort de Lepeletier de Saint-Fargeau ou Les Derniers Moments de Michel Lepeletier，1793年）
《馬拉之死》（La Mort de Marat，1793年）
《送往斷頭台的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Antoinette conduite à l’échafaud，1793年）
《年輕的巴拉之死》（La Mort du jeune Bara，1794年）
……
有的作品所表現的內容雖然不是死亡場景，但其背後的故事與立意也是可怕的，比如他那幅著名的《荷拉斯兄弟之誓》（Le Serment des Horaces，1784年）。作品講述的是這麼一個故事：公元前七世紀的時候，羅馬與相鄰的阿爾巴朗格（Albalonga）之間發生戰爭，雙方約定每邊選出一組三兄弟，三對三一決勝負。羅馬這邊選出了荷拉斯（Horace）三兄弟，敵對方則派出了庫里阿斯（Curiace）三兄弟。決鬥的結局是庫里阿斯三兄弟全部戰死，荷拉斯三兄弟死了兩個。當僅存的那個荷拉斯兄弟凱旋而歸時，他的姐妹卡蜜兒（Camille）從他的戰利品中認出一件外衣，那是她親手為庫里阿斯兄弟之一縫製的，原來她早就是此人的未婚妻。卡蜜兒的悲傷和痛哭引起了她兄弟的不滿，於是將她殺死，並說：「所有膽敢為死去敵人哭泣的羅馬女人都應被這樣處死。」
這種摒棄人性的「大義滅親」式題材在1789年為迎合大革命宣揚共和理念而創作的《侍從給布魯圖斯帶回他兒子們的屍體》中體現得更為露骨：公元前509年，布魯圖斯（Lucius Junius Brutus）發動兵變，驅逐了羅馬王蘇培布斯（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成為羅馬共和制的建立者和執政官。但他的兩個兒子卻試圖推翻共和制，並復辟君主制。在政權和兒子之間作出選擇，布魯圖斯處決了自己的兩個親生兒子，保衛了羅馬的共和制，以及他的權力。
（未完，待續）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