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3月25日讯】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袁国勇及龙振邦3月18日发表文章《大流行缘起武汉，十七年教训尽忘》，并于同日傍晚撤回该文，称不希望卷入政治。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及前系主任张灿辉接受《珍言真语》主持人专访时说，“对于知识分子的打压，我觉得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学术自由对于老师而言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龙振邦及袁国勇撰文指，网传中共毒源（俗称武汉病毒）自美国之说，毫无实证，自欺欺人，勿再乱传，以免贻笑大方。外界认为，袁国勇与龙振邦虽以学术专业发表文章，却触动中共敏感神经，被迫撤回该文。
“我这两天听到这些消息，老实讲是很悲哀。这两晚睡不好的原因，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同为知识分子、一生追求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张灿辉十分感慨。
去年6月反送中抗争以来，香港的自由与法治状况日渐恶劣，中共与港府的专制残暴与武力镇压，触发港人大规模游行与抗争，“大家都看到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愤怒和良知的问题。”张灿辉说。
“我们每个人都面对不同方向的打压。问题就在最后，知识分子也好、做人也好，最后就是良知的问题。”他说，港人面对强权挺身抗争，会面临不同的困境与打压，也许失去生意、影片被“黄标”丧失广告费……有人仍旧挺身而出，有人不出声自称中立，但最终人人都得面对良心问题做出抉择，“这就真真正正的看到每个人的人格，和每个人对于自由怎样去理解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每个人需面对的事情。”
张灿辉还提起一段亲身经历。2018年五年一度的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张灿辉受邀与会，不过他回绝了，“当一个地方没有真正学术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任何言论自由，一个不尊重自由的地方，有什么资格去举办一个世界哲学大会？”
张灿辉说，他若出席就赞同中共是所谓哲学的一个领头、领导的单位，“我不参与是一种‘态度’，一个读书人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是有态度的。”
记者：袁国勇师徒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撤回。作为知识分子，一生追求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想听你的高见。
张灿辉：我这两天听到这些消息，看到的文章，老实讲是很悲哀。这两晚都睡得不好的原因，就是在想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在我这一代人中，有一份天真，比如我总是以为打压、不自由、劳役、强权等这些，是过去了的东西。我们很幸运的是，从1949年到最近的年份，我都在一个很自由的地方生活，（香港）除了没有民主之外，自由、法治都是我们拥有的东西。
从小到大，我看什么书，写什么东西，到我读完书回来在大学教书，这么多年里，没任何人告诉我，什么东西，不允许教；什么东西，可以教；什么东西，是一定要教的。我觉得只有一个立场，我们教书不能随便乱说，要有根据，有学术根据。因为在人类的历史、在学术历史里，过去的科学家，他们思想不断的聚积在一起，让我们分享。我作为老师，看过很多文章、很多书，消化之后教给同学。所以我们觉得学术自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看见不公 沉默或中立也有问题
记者：这次袁国勇的事件，大家觉得讲真话是被打压的，过去香港9个多月反送中运动，很多人从沉默到现在够胆出来讲，在这一过程的改变中，你觉得有什么意义？
张灿辉：在过去一年里，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够胆讲出事实。从去年6月，慢慢开始出现的问题和现在不同。到有问题的时候，很明显我们整个（政府）会用强权，所谓反送中条例等等。上次我们说为什么香港演变到会有91%的市民反对我们特首呢？反对特首的不只是一众“勇武者”，是有很多的所谓“和理非”，知识分子也好、普通的市民也好，都看到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愤怒和良知的问题。
除此之外，很多人是因为看不过眼而出声，甚至出声的时候，都会有后果的，你出声的时候，你可能生意有问题。比如近来YouTube有“黄标事件”，或者不给你生意做，或者不给你广告（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都面对不同方向的打压。问题就在最后，知识分子也好、做人也好，最后就是良知的问题。如果你肯去出声，可以说是很正面的事情；但是不肯出声，说自己是很中立的，或者根本没有意见，这样一样是有问题的。
中共办国际哲学会议 不参与是种态度
记者：上一次讲到如果面对共产党的极权，不出声就等于做了帮凶。
张灿辉：是啊，是啊。我讲一个帮凶的故事。
2018年在北京有个很重要的国际会议，就是每五年一届的世界哲学大会。世界哲学大会每五年在雅典和很多地方举行过，上次是在雅典，每次都有六七千人去，很大型的。当北京在2013年拿到哲学大会主办权的时候，很多人都很雀跃，“啊，等于我们中国人拿了奥运（主办权）一样，会是一个盛事。”我做过中文大学的系主任，和他们有很多交往。2018年早期的时候，我当然也有被人邀请出席当年夏天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哲学大会。当有人邀请我的时候，我就很酷的回答他，我问他一句话，“你会不会1936年去柏林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什么1936年？
记者：纳粹党的时候。
张灿辉：纳粹在1936年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想在那个地方以壮他们的声威，以及向全世界宣示他们纳粹的威力。如果2018年我去的话，当然不是帮凶的问题，就会是endorse（赞同）中共是所谓哲学的一个领头、领导的单位。我和他说，当一个地方没有真正学术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任何言论自由，而哲学和我们中国也好、西方也好，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自由，一个不尊重自由的地方，有什么资格去举办一个世界哲学大会？
回过头来说，正是我们人类历史里所讲：一个读书人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是有态度的。当然你受邀前去的时候，飞机票、酒店都有人招待的，但是这种事情是否值得我们去肯定、参与的呢？我不参与其实是一种态度，当然这个事件不会因为我不参与而不出现，但是，是一个态度问题。
白色恐怖渗入大学 为前途要考量言论
记者：中共非常重视香港的学术界。香港大学的法律系，或者中文大学的公共行政系，都是中共重点监察的对象。你在中大有没有遇到这些情况？受到他们的监视？
张灿辉：我在中文大学很多年了，做过中文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及负责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的领导，做了主任14年。至少在那段时间里，我一辈子在中文大学，基本上没有受到监视，就算有的话也是很间接的，或者是很隐晦的。但是至少直到我离开，退休的时候，我还大胆的说，我们中文大学还是一个真正有学术自由、尊重言论自由的地方，没有任何我们的老师，他们想的事，他们教的东西需要审查、需要禁止的，没有的。但是我知道，慢慢的怎么将我们大学教授的意见慢慢的收缩，很简单的制度就可以了，他们的升职、他们的实任，很多方法使很多的老师们不敢讲这么多大陆的事情，他们做事的时候，想着如何去升职等等问题，可能就会有危险，不敢讲出想讲的，这个是自动的self-censorship（自我审查）。
记者：在中国大陆的大学有“举报文化”，学生举报老师讲了些什么，很多老师就变得不敢讲，这种举报文化来到香港的话，你们会怎样去……
张灿辉：我想这种举报文化暂时没有，有的话就是在很久很久之前，我刚刚读完博士之后，有一年去台湾教书，那时仍然是蒋经国未取消戒严令的时候，我教书的时候的确有学生、有人在听我讲什么，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戒严令取消之后，台湾有民主的发展。但是以香港来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相信没有，但问题是，如果这种惧怕，每个老师、教授都怕的话，我们就会很凄凉了。
现在最主要的自由，学术自由之外，比如所谓公民自由里，最重要的是我们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些白色恐怖使我们觉得，这些自由慢慢在收缩，慢慢被人压着的。如果这样说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如果那样说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这些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相信无所不入的维稳组织里，用这么多的钱来维稳，怎样不会知道我们说过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一言一语，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不过就会视乎它是否够影响力，是否有危险性。
当然我现在觉得，我们仍然还拥有言论、思想自由，我就够胆讲一些话。有一天发觉，共产党对于所谓的自由怎么做法，可能不需要对付你，有很多事情的，这么说的话有什么ABCD后果的，这些可能已经发生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现在我的同事在中大里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但肯定的如果你够大胆敢说话的话，你的学术前途，可能会有麻烦。我暂时未听过真的有人这样出现问题。
面对良心问题说“不” 体现真正人格
记者：作为一个老师，为人师表是非常之重要的，要怎样面对这些挑战？应该走一条怎样的路？
张灿辉：我想这个当然是很难说的。每个人如何去面对强权，怎么去抗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困境。比如，如果我不需要养妻活儿，我一个人，又没有家庭负担的，不用供房子的，当然可以说（做）很多不同的事。但我们不要说风凉话，就是有个人在你面前（不出声）你就马上和那人割席，（出声）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比如现在发生的事件里，我理解到每个人的背后有很多因素，但是到最后，每个人、知识分子就真的会面对良心的问题，当你“say no”（说不）的时候，你承受的后果是多大，但问题是你不“say no”的时候，你不“说不”的时候，这就会真真正正地看到每个人的人格，和每个人对于自由怎样去理解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每个人面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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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