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在中国和世界继续蔓延，中共隐瞒疫情造成的恶果正在发酵。国际医学界和外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武汉新冠病毒的来源，很大可能来源于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也就是武汉P4实验室。与此同时，与武汉病毒实验室相关的事件和人物，也开始出现在公众和媒体上。
通过梳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相关信息资料，可以探究这个一向神秘机构的人和事。
中共官方的信息
2015年1月31日，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在武汉建成，标志着中国正式拥有了研究和利用烈性病原体的硬件条件。这也是亚洲首个即将运行的P4实验室。
武汉P4实验室位于武汉市江夏区的中科武汉病毒所郑店园区内。是“中法新发传染病防治合作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国家投资建设的大科学工程装置之一。该实验室是国家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成为中国公共卫生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内外传染病防控研究的技术平台。
什么叫P4实验室？P是英文protection防卫和防护的意思。根据传染病原的传染性和危害性，国际上将生物安全实验室分为P1、P2、P3和P4四个生物安全等级。等级越高，就能研究具有更大传染性和危害性的病原。
第一级危害群微生物：与人类成人健康和疾病无关；
第二级危害群微生物：在人类所引起的疾病很少是严重的，而且通常有预防及治疗的方法；
第三级危害群微生物：在人类可以引起严重或致死的疾病，可能有预防和治疗的方法；
第四级危害群微生物：在人类可以引起严重或致死的疾病，但通常无预防和治疗的方法，如炭疽杆菌、霍乱弧菌、埃博拉病毒、天花病毒等。
P4实验室是专用于烈性传染病研究与利用的大型装置，也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建造的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如埃博拉病毒等对人体具有高度危险性，但尚无预防和治疗方法的病毒必须在P4实验室中进行研究，因此P4实验室被誉为病毒学研究领域的“航空母舰”。
除中国外，全球公开的仅有法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蓬（法国巴斯德所）、瑞典和南非9个国家拥有P4实验室。中科院称，该项目的建成，标志着中国正式拥有了研究和利用烈性病原体的硬件条件，为中国公共卫生科技支撑体系再添重器。
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的升迁史
武汉病毒所所长的行政级别为正厅级，和地级市委书记、市长平级，现任所长是王延轶。官方是这样介绍的：王延轶，1981年出生，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学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免疫学硕士，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学博士，研究员。
百度百科显示：王延轶，在国际权威或主流期刊作为通讯作者（拥有研究成果所有权的）发表11篇；通讯作者论文包括：Immunity1篇，Cell Research2篇，Cell Host & Microbe 2篇,PNAS 2篇，Cytokine Growth Factor Reviews 1篇，Journal of Molecular Cell Biology 1篇，Protein & Cell 2篇等。
80后的女子王延轶为何年纪轻轻，就位居正厅级官位？王的升迁，主要是因为她的丈夫舒红兵“举贤不避亲”。
舒红兵，汉族，1967年1月出生，重庆市荣昌区人，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医学研究院院长。
王所长生于1981年，舒院士生于1967年，俩人相差14岁，女方北大读大三时两人相识，当时男方是学院特聘教授，属于师生恋。
王延轶23岁毕业，两人结婚，24岁赴美，一边生子，一边在舒红兵任职的科罗拉多大学读研。
婚后多年，舒院士和王所长，在北京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武汉大学都形影相随。2005年，舒红兵到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做院长。安排王延轶提前从美回国在武汉大学当讲师并在职读博，
2010年11月，刚刚拿到博士学位5个月的王延轶，晋升成为武汉大学生命医学院副教授。此时，该院院长是舒红兵。
2012年，王延轶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分子免疫学学科组，研究员/学科组长，此时，舒红兵已于201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2014年11月，王延轶被评为国家杰出青年（博士毕业四年被评杰青），此时舒红兵是武汉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副部级。
2015年，王延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湖北省五四青年奖章。
2018年12月，王延轶升迁为武汉病毒所所长，担任武汉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会委员，时年37岁。
双黄连之母和双黄连之父
2020年1月31日晚，“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研究的这项初步发现被媒体报导。消息发布后，民众如潮水一般涌入网上及线下药店抢购双黄连口服液。当晚2小时内，淘宝、京东、1药网等电商平台上，双黄连口服液显示无货或下架。还出现了荒唐的一幕：兽用双黄连也卖断货了。在2003年“非典”时是板蓝根，2011年福岛核电站泄漏时食盐，这次是双黄连口服液。
2月1日丁香医生发文称，没有足够的公开数据能证明它在人体中“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人民日报》当日早间也发微博提示，“抑制并不等于预防和治疗”。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用于预防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
2月1日，上海药物所发布声明称，其与武汉病毒所1月31日向媒体提供的《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一文，内容是准确无误的。上海药物所称，研究团队通过实验室体外试验证明，双黄连有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作用，下一步还需通过进一步临床研究来证实。
随后，中共人民日报等官媒传播报导了这一重大成果，只花了半个晚上，速度之快让王所长被坊间誉为“双黄连之母”。
中科院旗下武汉病毒所、上海药物所和“双黄连”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不是上药所第一次推双黄连，非典后的17年来，不管是H7N9、H1N1、H5N1，还是其它冠状病毒，只要疫情肆虐，他们总会适时出现，推荐双黄连。
据多家媒体报导，上海药物所长期从事抗病毒药物研究，2003年非典期间，上海药物研究所左建平团队率先证实双黄连口服液具有抗SARS冠状病毒作用。十余年来，左建平团队陆续证实双黄连口服液对流感病毒（H7N9、H1N1、H5N1）、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具有明显的抗病毒效应。在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疫情发生后，上海药物所联合武汉病毒所证实了双黄连口服液对该病毒具有抑制作用。
早在2003年SARS期间，左建平团队曾称，1:100浓度的洁尔阴洗液能有效抑制SARS病毒，对病毒感染细胞具有较理想的保护作用，且对细胞不产生毒副作。
继2003年宣传“洁尔阴可预防非典”后，2019年又在论文中宣传可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结果被饶毅实名举报论文造假。
此次上海药物研究所公布 “双黄连可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市场有质疑声音称，或许有药厂利用科研机构做宣传营销。记者发现上海药物所投资或控股多家与药品相关的企业。
上海药物研究所下属的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2018年6月退出股东列表），绿谷制药的副董事长丁健，是上海药物所第六任所长（2004年至2013年），董事耿美玉也在上海药物所任职。而这家公司却在2008年被曝光虚假宣传：
2008年1月，中央电视台曾播出了揭秘“绿谷”骗局的报导。报导称，从1996年开始，绿谷集团先后推出了三代所谓的抗癌产品，分别是中华灵芝宝、双灵固本散和绿谷灵芝宝。绿谷集团十余年不断变换名称虚假宣传，且在没有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发布产品广告，成为彼时近十年来全国最典型的系列虚假广告宣传案之一。
被央视曝光的次年，《解放日报》一篇报导指出，绿谷制药就与上海药物所签订了总金额数千万美元的合同，获得“GV-971”的全球开发许可权，而那时绿谷制药的年销售收入只有1000万元。
这一研究历经10年，2019年11月初，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有条件批准了绿谷制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九期一®（甘露特钠，代号：GV-971）的上市申请，主要发明人是耿美玉团队，随即2019年11月28日被饶毅实名举报论文造假。
据《哈尔滨日报》，1月26日，哈药集团旗下的中药二厂、哈药生物和三精制药就相继开工，加班加点生产双黄连口服液等药品。恢复生产当天，三精制药生产了130万支双黄连口服液供应市场，是如此的巧合！
从2004年，绿谷开始和上药所所长丁键合作，邀请其担任副董事长、绿谷研究院院长，另一个董事耿美玉，也在上药所任职，武汉病毒所王所长的丈夫舒红兵院士，就是绿谷的关联人之一。因此，舒红兵也被称为“双黄连之父”。
石正丽的“生命担保”
对于武汉肺炎疫情的源头，外界一直质疑是否跟专门研究病毒的武汉P4实验室有关。对此，2月2日，现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武汉P4实验室副主任的石正丽在微信圈声称，2019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并称“我用自己的生命担保，与实验室没有关系”。
石正丽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其中有名为“武小华博士”的微信网友公开要求与石正丽对质的帖子也相当火爆。
“武小华博士”说，“请问你一条命和几百条人命相比，哪个更鸿毛哪个更泰山。”“现在你论文公布的实验室数据和CDC的基因对比，这中间如果没有SPF动物做为中间宿主，会发生这样的变异？我把话撂这里，咱们可以公开对质，我看你能糊弄几个人！本人亲自养过SPF动物，也做过SPF基因实验，你不要把大家当白痴！”
“武小华博士”认为，实验室发生生物泄漏那就是管理的问题了，并举例，有些实验室非常糟糕，向外兜售参与实验的实验动物，比如狗当宠物，还有把实验动物的尸体随便处理，因为按照医疗废物火葬的钱更多，更有按野生动物售卖的等等。
在武汉P4实验室2017年刚投入使用时，美国马里兰州生物安全顾问特雷文曾发文，表达过对实验室的担忧。
他说：“科研人员计划将病毒直接注入实验室小动物体内，这个做法具有不可预测性，小动物会乱跑，你根本不知道它会将病毒带向哪里，这不安全。”
石正丽“以生命担保”这口气，舒红兵当年曾说的“我对得起我的祖国和人民”， 只是，做学术要用数据和成果说话，而不是用“大自然惩罚”和“生命担保”这种煽情字眼。
最新的一个例子子，1月3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判决公告：农大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李宁，贪污课题经费3756万多元，被判刑12年。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把研究过程中淘汰的实验室动物，猪、牛，以及牛奶等，都给卖了，官方认定的截留赃款是一千多万元。一边向国家申请经费买猪牛羊研究，研究完了再把这群动物卖了换钱，还一卖就是一千多万！判决书的日期是2020年1月2日，那时新冠肺炎已开始出现并蔓延。
那么，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多年来在做完试验后的包括蝙蝠在内的数以万计的动物，又都是怎样处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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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