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06月05日讯】邵德廉(Dan Southerland)在1989年学运期间是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他不但亲眼见到了六四期间北京普通市民被军人击毙，也赶赴成都了解到军人对普通市民的集体枪毙事件。
记者：邵德廉先生，在1989年学运期间，您一直都在北京吗？
邵德廉：我是驻在北京，但六四屠杀之后，我也去了外地，包括成都、上海等地。要知道，当时不止是在北京，实际在全国都有抗议，这很让人振奋。我想像不出当年有任何一个省会城市，没有这样的抗议活动。
记者：您在北京的时候，您采访过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是谁？
邵德廉：我实际没有采访到像总理一级的高级官员，但我有非常接近他们的信息渠道。所以，我提前就知道赵紫阳会被清算。
记者：您是提前就知道了吗？
邵德廉：是的，我提前就知道了。而且我能读懂中国的官媒。
记者：6月3日晚至6月4日临晨，您在天安门广场吗？
邵德廉：我没有在场，但我有几位中文能力很好的助手。我当时派了其中一个去了天安门广场，另外一个在广场附近的北京饭店的一个房间里，那里可以看见广场的情况。
记者：你们怎么保持联系呢？
邵德廉：他们有两个电话。但当时发生了意外。我派到广场上那个会说中文的美国记者，很久都不打电话给我。后来我才知道，国安警察在广场边缘上把他打倒在地，扔进一辆车里，然后开到一家理发店，给他戴上蒙眼布，威胁说要枪决他。我想这是要恐吓他。然后，警察又把车开到10英里之外的一个村庄，把他扔在那里，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记者：当您把有关大屠杀的报道发回美国的时候，您听到美国人的反应是什么？
邵德廉：人们对发生的这件事情很愤怒。在很多年中，美国人有一种感觉，认为中国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人们也有一种假设，中国会逐渐走向民主。但现在这件事情证明这种假设是错误的。
记者：您前面提到，在大屠杀发生后，您去了中国的其他地方，调查当地发生的情况，是吗？
邵德廉：我必须说，大屠杀发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医院调查到底有多少人被杀死了。我还记得，当时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所医院，有位医生走了出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因为当时周围都是一些政府的人在阻止、吼叫，但他就对我说，快进来。他为了让我进去，不得不使劲把门推开，我跟着他进去。这件事后来成了我刊登在头条的报道。我报道的内容是我去医院调查死人。
记者：您在医院看到的尸体，您能辨别出身份吗？是学生，还是其他人？
邵德廉：我看到的是，尸体一个堆一个，我看他们的脸，基本是三十岁左右，不像学生那么年轻。他们看起来是那些去支持学生的人。我必须要说，在整个事件中，死去的工人可能要比学生多，虽然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
记者：您还记得那天您看到了多少具尸体吗？
邵德廉：大约20-25具吧。我当时还和其他记者沟通过，我估计整个事件死亡人数有800人，但也有可能超过一千人。
记者：在这天之后，您去了外地？
邵德廉：我以最快的速度去了成都，因为我听说那里有很多抗争和杀戮。我在那里发现确实如此。
记者：您在成都看到了什么？
邵德廉：当地人告诉了我很多情况，包括警察和军队向民众开枪。
记者：您去了成都的天府广场吗？
邵德廉：是的。
记者：您在那里看到了什么？
邵德廉：我去晚了，并没有看到任何死尸。但那里有人告诉我当地发生的枪击，还有人跟我说，他的朋友在那里被枪杀了。而且还有人在美国领事馆附近被枪杀了。有人看到了。当时是有集体枪毙！
记者：什么样的枪毙？
邵德廉：就是把人排在一起，然后用枪击毙。
记者：是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邵德廉：政府后来指控学生是被外国操控。但这显然不是事实，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中国政府对那些被指控的人最后都判决说是有美国、台湾的操控。
我认为，真正让中国政府感到恐惧的是，工人也出来参加抗议活动。他们发现工人不像学生那样容易吓唬和攻击。
记者：学运期间，您住在什么地方？
邵德廉：建国门外公寓。所以，当时我们可以从我一个邻居的阳台上看到停在外边的军用卡车和军人。有一次我向外望。我看见下面有一个中国军人，他正好看到我，就对我吼说：快离开阳台，不然我就开枪了！所以，我就退后了。
这些军人看起来长相差异比较大。我听到他们谈话有很多口音，我意识到，邓小平从全国调集了军队过来。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很多士兵并不想开枪。
记者：您怎么知道这一点的？
邵德廉：后来的一些采访证明了这一点。我从自己的信息渠道了解到，当时的38军军长就抗议这种镇压举动。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责任编辑：谷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