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初赵紫阳去世，在网上引起一片哀悼。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该积极动员民运力量复兴的难得机会。至少必须尝试一下。
因为八九民运，反对派的情绪就是被胡耀邦猝然去世而点燃，怒而走上街头抗议。我希望再来一次，再造辉煌，争取这次能够一举结束中共暴政。
那些天我全力以赴，写文章、通过微博发言悼念赵紫阳，推波助澜。国外民运人士还成立了赵紫阳悼念委员会，并且请我担任副主任。
山东民运人士车宏年电约我赴京共同推动事态发展，我立即答应了，并且还约了一个朋友同去。我离开家时，我的两岁女儿突然在门口发出凄厉的叫声：爸爸！爸爸！
车宏年被拦截在家里，我到了北京，去了金轮酒店当局临时设立的赵紫阳治丧办，被拒绝参加追悼会。我在北京走了几圈，没看到北京市民有任何动静。人们似乎不知道，或者毫不在乎赵紫阳去世。
这让我很寒心，感到无法下手。没想到回到蚌埠，刚下火车，我就被国保带走了。我还记得那一天是2005年1月29日。他们认为我想要组织动乱。
后来在狱中，我脑海里反复回荡的，就是我女儿安妮那童稚而凄厉的叫声。仿佛她已预感到我正在走向人间地狱。安妮是个神奇的孩子，直觉异常敏锐。
我是民运人士里，坐牢次数最多的人。而且我大部分牢狱生活，都是在状况最恶劣的看守所或劳教队度过。
这是我第七次失去自由。从北京到安徽，到广东福建，我几乎经历过各种形式的共产党牢狱，甚至包括民政局收容所、民政局劳动队、公安局收审站。
每次入狱，我都痛苦不堪，总是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不管一个人蹲过多少次监狱，也不管被关押多久，任何时候再失去自由，都会感觉难忍的痛苦。对于生命，没有什么比自由更珍贵。
我一生都在为中国人的自由而奋斗，恰恰我失去自由的次数还最多。
每次入狱，我都是怀着悲壮的情怀，反复告诉自己，我在殉道，就像人类历史上的英雄那样在抵抗暴政，像德国的绍尔兄妹那样在奉献青春，在从事人类最美好的事业-争取自由，所以只能承受苦难！必须承受苦难！
那时六四过去已15年，中共依然维持对民运的政治高压。98年民运小阳春，国内积极组建民主党的秦永敏、陈西、刘贤斌等人先后入狱。
在中共当局的严厉压制下，有组织的民运活动根本无法进行，一片肃杀之气。
2001年底，第六次出狱后，我修整了一年，感到有些恢复，就开始再鼓余勇，在网上发表文章，抨击中共的极权体制，呼吁启蒙和维权。
当时中国最勇猛的民运人士，江苏杨天水和湖南谢长发。多次千里迢迢来找我共商大计。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