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四弟，少年时即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1933年秘密加入中共，并受中共派遣到廊坊东北军六十七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中共建政后先后任东北大学校长、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张学思还几次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仕途一帆风顺。
然而，文革爆发后，张学思被批执行刚刚被打倒的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要其交代所谓房产不清的问题，免职后被关进营区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小房间。在关押期间，张学思还给周恩来写信称自己不是叛徒，但没有任何回音。1968年，张学思住进了医院，因迫害严重1970年离世。临死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已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上了中共这个恶魔的当所致。
抗日名将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年轻时舍弃了父亲为她安排的出国留学的机会，24岁那年接受中共党组织的安排，成为中共安插在父亲身边的一名特工，她背叛疼爱自己的父亲，为中共窃取了傅作义卧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中共得到她拍摄的胶卷，称之为“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而傅冬菊也被中共称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
但傅冬菊在北京的晚年却十分凄凉，一直住在二十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里，拿不出钱买房改房，病危之际中共当局都不让她住高干病房，她不得不住自己掏钱的特需病房，由于负担不起特需病房的开销，护理她的人关键时刻甩手走了。傅冬菊曾说，想写一本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没有动笔，她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为时已晚。
以《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而知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了晚年才醒悟。1936年他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进入延安，成为第一位进入延安的外国记者，当时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左权、聂荣臻等多位中国红军领导人，在不同的英文媒体上发表了多篇文章，1937年整理出版了这本书。这本美化毛泽东的书为中共在世界上争取了不少外援，也促使众多不明就里的青年投奔延安。
斯诺书中所描述的只是中共的一面之词，因为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了解的只是中共希望向外界传递的声音，至于共产党内的严酷内斗是不可能让他知道的。直到斯诺晚年1970年访华时才如梦方醒，毛泽东对他说感谢日本皇军的侵略，中共有机会占领大陆，斯诺才知道自己错了，内心对中国人民有了深深的歉意。
斯诺夫人比斯诺幸运，她在斯诺去世后直接看到了中共的邪恶，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之后，她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中共，立即谴责这场镇压，此后成为中国人权活动的坚定支持者。
时至今日，那些追随中共迫害好人的人是不是也应该重新思考一下呢？中共向来借刀杀人，在没有利用价值之后将你抛弃，你还会为它做替罪羊吗？
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的迫害长达十九年，初期很多人对这场迫害佛家弟子的邪恶政治运动毫无辨别能力，加之本身不信神，中共用谎言和小利使恶人助纣为虐。但随着法轮大法弟子广传真相，许多人也渐渐明白而停止迫害。那些紧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人却遭到恶报。
明慧网近期发表的《迫害法轮功 19年间逾两万人遭恶报》一文显示， 据不完全统计，十九年中有20784人遭恶报，其中包括被殃及的亲友等4149人。在遭恶报形式的分类统计中，死亡人数最多，高达7405人，占总人数的35.6%。在对遭恶报人员所分的九大类中，公安系统本人作恶遭恶报的最多，高达4540人，占公安系统总数的26.5%，他们殃及的亲友也最多，高达972人。
通过粗略统计还发现，在遭恶报的20784人中有310人在遭恶报后，通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开始醒悟，有的睁一眼闭一眼，不再参与实质迫害了，有的调离原单位，不参与迫害了，有的明白真相后病很快好了。
希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不要像他们一样遭到恶报才醒悟，也不要像傅冬菊一样到晚年才忏悔，停止迫害，才是为自己负责的明智之举。
——《明慧网》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