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40年的高增长，不但让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跃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使中国有了一座座现代化都市和成千上万的高楼大厦，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以及举世无双的北京奥运和惊艳奢华的上海世博——然而，揭开这些光鲜华丽的外衣，当下的中国其实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其中最突出的矛盾莫过于官民矛盾，最突出的危机莫过于统治危机。
纵观近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共当政后，动辄自称代表人民，实则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但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千方百计地榨取他们的劳动血汗，官民矛盾日积月累，不断加深，直至十年文革，终于酿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
文革后，中共为了挽救这场危机，搞起了改革开放。客观地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推行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官民矛盾得以缓和，统治危机也有所缓解。但好景不长，中共的邪恶本性注定了它容不得党内任何有良知的力量做大，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很快便因为遭到整肃而失势。此后，以镇压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为标志，中共的改革开放迅速走上了一条完全背离民众利益的歧路。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毛式社会主义是一党专政加计划经济，那么改革开放后建立的邓式社会主义（中共自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一党专政加权力市场经济。相比较而言，邓式社会主义不仅沿袭了毛式社会主义的一党专政，还把这种一党专政与市场经济嫁接到了一块，也就是把权力与资本嫁接到了一块，权力因此变得加倍的蛮横贪婪，共产党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巧取豪夺的本性非但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变本加厉。
表现在政治上，改革开放后，中共各级政权尤其是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不但更加官僚化了，而且呈现出向流氓化甚至黑社会化方向演变的明显趋势，越来越依赖于使用黑社会惯用的手段特别是暴力手段治理社会，以至于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衙门”和“合法化的黑社会”。
政府本应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但因为变成了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衙门”，共产党的政府根本不把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对百姓的困苦和呼声经常不闻不问。这且不说，更严重的是，政府本应是人民的保护者，但由于变成了“合法化的黑社会”，共产党的政府不但不竭尽所能地保护民众，而且经常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徇私枉法，野蛮执法，暴力执法，甚至采用黑社会惯用的各种手段——从威逼利诱到赤裸裸的暴力，明目张胆地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肆无忌惮地打压他们的合理要求。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和基层政权干脆直接雇用当地恶霸和黑社会成员帮其执行公务，或者公然与黑社会组织合作，共同经营经济领域的业务。
正如学者何清涟女士所指出的那样：“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接近黑社会组织的行为，唯一的区别在于黑社会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则是合法的，这种‘合法的黑社会’比之于非法的黑社会，其暴力肆虐之处，更让公众无所逃遁。”对此，有线民描画得更加惟妙惟肖：“你和他（指官府）讲情理，他和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你和他讲文明，他和你讲孔子；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装孙子。他要是听烦了，就搞逝世你。”
表现在经济上，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民众，主要是受中共政权的掠夺压榨，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众，不但要受中共政权的掠夺压榨，还要受到形形色色的官僚集团和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的掠夺压榨。形象地讲，如今共产党插在中国民众身上的吸血管比以前不知增加了多少。别的不说，仅仅“新三座大山”就已经压得黎民百姓喘不过气来了。
从财富分配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固然让中国的财富蛋糕成倍扩大了，但大头都被不创造财富只消耗财富的共产党和贪官污吏巧取豪夺去了，而作为财富创造者的老百姓，拿到手的却微乎其微。横征暴敛之下，国富民穷、官富民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其结果，尽管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准在改革开放中都有所提高，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却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了举世罕见的“阶层认同偏下”的现象。来自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中国人还不到40%，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下层的却占了将近55%。一些中国水准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人士，却将自己看成了社会的中下层乃至下层，对自己的阶层定位明显低于实际情况。这样的调查结果全世界都没有。
比之于政治上的欺压凌辱和经济上的掠夺榨取，让中国民众更难忍受的是经济高增长所付出的沉重的环境生态代价，因为它们对民众的健康和生命构成了更直接的威胁，严重侵犯了他们的生存权，这也正是中国的GDP之所以被称为“带血的GDP”的原因所在。
总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陆民众无论是政治上受到的欺压凌辱，还是经济上受到的掠夺榨取，以及由于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对他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的危害，都比改革开放前明显加重。在这种大背景下，改革开放初期一度趋于缓和的官民矛盾怎能不重新变得尖锐起来，一度开始缓解的统治危机又怎能不重新死灰复燃呢？时至今日，无论是这种矛盾的尖锐程度还是这种危机的严重程度，可以说均已明显超过了文革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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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