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历了中国这场灾难和上世纪20年代初期欧洲的失败，共产国际仍确信其步入了正轨。所有共产党，包括民主共和国合法组建的党派，都有一个秘密的军事派别，偶尔公开露面。最常遵循的模式是德国共产党（KPD）的模式。KPD由苏联军队干部所控制，拥有庞大的军事机构，其任务是肃清对手（特别是右翼的对手）和可能已渗透该党的线人。拜有名的红色阵线（Rote Front，该组织拥有数千名成员）（译者注：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时期由KPD领导的准军事组织）之赐，KPD也扮演了更大的准军事角色。在魏玛共和国，政治暴力司空见惯，但共产党人不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新成立的纳粹党这样的极端右翼运动上，还解散了他们所称的“社会主义的叛徒”（sociotraitors）或“社会法西斯主义者”（sociofascists）所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会议。他们也毫不犹豫地袭击警察，把其视为反动国家甚至是法西斯国家的代表。1933年及随后发生的事当然地显示，真正的法西斯敌人是国家社会主义党（National Socialist Party），而与其它寻求捍卫“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党结盟对抗纳粹，本来会是较为明智的做法，但共产党人却完全无法接受民主思想。
在政治气氛平静许多的法国，法国共产党（PCF）也有自己的武装部门。该部门由阿尔伯特．特伦特（Albert Treint）所领导。他是党的书记之一，曾在战时担任上尉，因此拥有军事经验。他们首次公开露面是在1924年1月11日的一次共产党会议上。当时，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在会上大声表示反对。特伦特下令，10个手持左轮手枪的人起身，向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近距离开火，当场打死两人，打伤另外几人。由于缺乏证据，所有刺客均未被起诉。一年后，1925年4月25日，市政选举的几周前，PCF安全部门在巴黎当雷蒙街（rue Damrémont）一个名为“爱国青年团”（Patriotic Youth Group）的右翼组织的选举会议上，卷入了另一起暴力事件。一些激进分子武装起来，并毫不犹豫地使用他们的武器。3名爱国青年团成员当场遇害，另一位在几天后死亡。爱国青年团领导人让．泰亭哲（Jean Taittinger）被捕。警方多次突袭了那些共产党激进分子的住宅。
然而，该党行事依然如故。1926年，作为新当选议员，享有充分议会豁免权的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受命掌管反法西斯防卫组织（Anti-Fascist Defense Groups）。它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退役军人，以及从共产主义青年组织（Communist Youth groups）中招募的反法西斯青年卫队（Young Anti-Fascist Guards）组成。1926年11月11日，这些准军事组织密切模仿德国的红色阵线，穿着制服游行。同时，杜克洛负责反军国主义分子的宣传工作，发表了一篇叫做“红色战士”（Le combattant rouge）的评论文章，讲授了内战的艺术，描述和分析了历史上有名的街头战斗等等。
《武装暴动》描述了自1920年以来的各种暴动，并于1934年初在法国重新出版。1934年夏季和秋季，法国人民阵线（French Popular Front）的政治厄运使这本书人气衰落，但这种衰落对暴力在共产党实践中的根本角色几无影响。1936年，暴力的正当化、日复一日的阶级仇恨实践，在西班牙再度上演，内战和恐怖的理论再度被使用。共产国际向那里派出了一些在共产党镇压中表现突出的干部。
选拔和培训参加未来武装暴动的干部，与苏联特务机关，尤其是一个部门──格鲁乌（GRU或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密切相关。格鲁乌由托洛茨基创立，作为红军第四局。即使情况发生变化并被大幅缩编，格鲁乌也从未放弃过这种教育角色。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法国共产党的一些年轻干部也在苏联受到过苏联特种部队（Spetsnaz，音译为“斯佩茨纳兹”）的培训（学习如何射击、拆卸和组装各种枪支、制造炸弹和无线电发射器，并使用破坏技术）。苏联特种部队被用于培训安全部队。格鲁乌也有一些必要时可被派遣至友党的军事顾问，例如曼弗雷德．施特恩（Manfred Stern）。他是奥匈帝国人，因1923年汉堡暴动而被借调至德国共产党军事机构，后来也被派到中国和满洲（Manchuria），之后在西班牙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 Brigades）中以“克莱贝尔将军”（General Kleber）之名更加声名大噪。
许多这些地下军事组织是由声名狼藉的人物所掌管的。成员往往不过是当地的土匪，他们偶尔自己组成团伙。上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中国共产党的“赤卫队”或“红色中队”（Red Squadrons）就提供了一个最显着的例子。他们的活动范围在上海。那时上海是党的运作中心。在前秘密社团青帮（上海两个黑帮家族中较强大者）流氓顾顺章的带领下，他们每天都与其国民党对手，尤其是模仿法西斯分子的蓝衣社（Blue Shirts）发生冲突。这两个对手进行了一系列冲突，以恐怖对付恐怖，伏击每天发生，报复性杀戮司空见惯。所有这些活动都得到了苏联驻上海领事的全力支持。该领事有自己的军事专家，例如戈尔巴丘克（V.Gorbatyuk），以及自己可支配的人力。
1928年，顾顺章的手下清除了两名被警方释放的嫌疑人：何嘉兴（He Jiaxing，音译）和何继华（He Jihua，音译）在睡梦中，浑身布满了弹孔。其他同谋在外面燃放烟火来掩盖枪声。类似有效的方法被用来解决党自身内部的意见分歧。有时，一个单纯的指控即被认为是充分的证据。在共产国际代表巴威尔．米夫（Pavel Mif）以及听命于莫斯科的其他领导人的共同策划下，何孟雄（译者注：1898年—1931年，中共第一批党员，中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在内斗中失势。1931年1月17日，出于不满，他和来自工人派别的约20名同志在上海的东方宾馆会面。他们一开始讨论，武警和国民党中央调查局的特工就闯入房间，逮捕了所有人。国民党人此前接到了关于该会议的匿名密报。
1931年4月顾顺章投诚，立即回到他的青帮老家（他早前曾改变立场投靠蓝衣社），并向国民党臣服。之后，一个由5名共产党干部（康生、邝惠安、潘汉年、陈云及柯庆施）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在上海的活动。1934年是中共在上海市的组织几乎永久性崩溃的一年。这一年，该市共产党人武装组织的最后两名领导人丁默村和李士群落入了国民党手中。他们继续为日本人效劳，之后落到可悲的下场：丁默村因叛国罪于1947年被国民党人枪决；李士群被一名日本军官毒死。康生自1949年起担任毛泽东秘密警察的头目，直到1975年死亡，因此是共产政权下屠杀中国人民的主要刽子手之一。
在苏联内部，外国共产主义团体的成员有时被用来进行秘密警察行动。库特波夫（Kutepov）事件似乎就是如此。1924年，亚历山大．库特波夫（Aleksandr Kutepov）将军被尼古拉（Grand Duke Nicholas）大公召到巴黎，担任全军事联盟（ROVS，译者注：俄国白军一流亡组织）的负责人。1928年，格别乌决定瓦解该组织。这名将军于1月26日失踪；传言开始满天飞，其中一些无疑是由苏联自己散布的。经过两次独立调查，谁应对这起绑架承担责任，就变得明朗起来。第一次调查由弗拉基米尔．布尔特塞夫（Vladimir Burtsev）进行。他以揭穿渗透社会革命党组织的奥克拉纳（Okhrana，沙皇秘密警察）特工埃沃诺．阿泽夫（Evno Azev）而出名。另一次调查则由《巴黎回声报》（Echo de Paris）记者让．德拉格（Jean Delage）主导。德拉格证明，这位将军被带到霍尔盖特（Houlgate），并被带上一艘苏联船只“斯巴达克”（Spartak）号，于2月19日离开勒阿弗尔（Le Havre）。没人再见到这名将军还活着。1965年9月22日，苏联将军施马诺夫（N.Shimanov）在苏联军方主要报纸《红星报》（Red Star）上声称为这次行动负责，并披露了事件行凶者的名字：“谢尔盖．普兹茨基（Sergei Puzitsky）……不仅参与了俘虏土匪萨文科夫（Savinkov）……而且还领导了以惩戒性方式逮捕库特波夫将军及其他白军首领的行动。”今天，绑架的情况更为人所知。那位将军的流亡者组织已被格别乌渗透。1929年，海军上将高尔察克（Kolchak）的白军政府有位前部长──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列季亚科夫（Sergei Nikolaevich Tretyakov）秘密转投苏联，并交出代号为“Ivanov No.UJ1”的情报。由于他传递给其联络人维琴金（Vechinkin）的详细情报，莫斯科几乎知道这名将军活动的所有情况。一支伪装成警察的突击队在街头没收了库特波夫的座车。此时，法国人查尔斯．霍内尔（Charles Honel）──巴黎郊区车库的一名机修工，让库特波夫跟着他走。霍内尔的兄弟莫里斯（Maurice）因与苏联特务机关的联系，也参与了此次行动。他后来于1936年当选为共产党议员。库特波夫拒绝合作，被刺而死，尸体埋在霍内尔车库的地下室里。
库特波夫的继任者米勒（E.K.Miller）将军让尼古拉．斯科布林（Nikolai Skoblin）担任他的二把手。斯科布林实际上是一名苏联特工。他和他的妻子、歌手纳迪娅．普列维茨卡娅（Nadya Plevitskaya）一起筹划了米勒将军绑架案。1937年9月22日，米勒失踪；9月23日，苏联船只“玛丽亚．乌里扬诺娃”（Maria Ulyanovna）号离开勒阿弗尔。随后，斯科布林将军也失踪了，嫌疑越来越集中在这艘船上。米勒将军当然在船上，但法国政府决定不扣留这艘船。一到莫斯科，米勒就受到审讯和拷打。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