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堪忧的不仅是国人的实际生活境况，还有他们的心理状态。
“改革开放”40年来，尽管经济持续增长，短缺经济一去不返，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多数人的生活水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普罗大众的相对剥夺感同时也越来越严重，使得生活水准提高的意义不免大打折扣。
简单地讲，所谓相对剥夺感就是人们在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参照群体进行比较时产生的一种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参照群体可以是现在并存的“他”或“他们”，也可以是过去的“我”或“我们”。人们将自己与现在并存的“他”或“他们”相比较时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叫横向的相对剥夺感，与过去的“我”或“我们”相比较时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叫纵向的相对剥夺感。
就今天的中国而言，横向的相对剥夺感主要源于由贫富差距悬殊导致的民众的相对贫困化。
正如人们经常谈论的那样，“改革开放”不仅是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各阶层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由于这一过程始终是在权力的主宰和操控下进行的，呈现出向权力和资本倾斜的明显态势，其结果，使得中国由一个原本平均主义盛行的社会迅速转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极为悬殊的社会。占人口极少数的权贵利用权力巧取豪夺，在没有付出任何劳动的情况下，便纷纷一夜暴富成了腰缠万贯的富豪，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挣到的钱还不够权贵们塞牙缝。根据官方统计部门的资料推算，2005年和2008年中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分别已达21倍和23倍，而根据经济学家王小鲁的研究，实际差距其实更高，已分别达到约55倍和65倍。如果把“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增长比作一场赛跑，那么冲在前面的健将无疑是权贵，而被远远甩在后面的则是百姓。
贫富差距如此悬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多数民众在绝对收入水准比“改革开放”前均有所提高的同时，却普遍陷入了相对贫困化的窘境。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万万不会想到，当年他对资本主义的这一批判，竟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无情现实。而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正是这种相对贫困化的必然结果。试想，有权有势的，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无权无势的，累死累活，收入微薄。面对付出和回报严重倒挂的这种悲摧现实，民众会感到公平吗？能没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吗？当今中国普遍的仇官仇富情绪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如果说横向的相对剥夺感主要源于由贫富差距悬殊造成的相对贫困化，那么纵向的相对剥夺感则要归结于工人农民“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地位的明显落差。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中共执行的一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和政策，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成了中国舞台上不断上演的一幕幕大戏。在这种社会格局下，作为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整治对象的地富反坏右和知识份子自然成了社会的最底层，而被中共忽悠着充当政治炮灰的工人农民则获得了比他们高出一筹的社会地位，不仅在入党、提干、参军、上大学和找工作等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被捧为“国家的主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更是被渲染成了“领导阶级”。凡是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没有谁会忘记，身为地富反坏右或知识份子在当时是一件十分耻辱的事，而身为工人农民则要有面子得多，起码在政治上是这样。可以说，毛时代的社会中间阶层就是工人农民。
文革结束后，中共的执政方针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主”，发展经济成了社会的主旋律。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社会结构重新洗牌，地富反坏右不复存在了，知识份子变成了香馍馍，新生的资本家更是成了共产党的桌上宾，而工人农民虽然还顶着“领导阶级”和“国家主人”的桂冠，实际上却完全沦为了为权力和资本打工的苦力，成了被人瞧不起的社会底层。毛时代的生活虽说算不上幸福，但至少社会地位比现在要高。今昔对比，他们的相对剥夺不免油然而生。
试想，在这种相对剥夺感的困扰下，他们会觉得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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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