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国政协委员、导演冯小刚在公开解答“中国电影为啥烂片多”这个问题时说道，“要在电影中讲好中国故事，主要还是得依靠中国自己的导演”；但问题是，中国缺乏创作人才，因此“人才培养是一项重要的工程”。
对于冯导的这番“创作人才匮乏论”，不少网民提出了反对意见。有人直言，“中国不缺鬼才，只有怀才不遇”；还有人暗指“限制太多，能带着枷锁跳舞的人没有多少”。说白了，这些人都认为，中国不乏优秀的电影创作者，但因为受到限制，他们无法将自己的才华展示出来。这里的关键在于限制，而不在于人才匮乏。对此，身处其间的冯小刚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大陆诸多的限制让他显然说话有忌讳。
而说到限制，最值得一提的当属在自由社会很难出现的一种电影，名曰“禁片”。中国的烂片不少，“禁片”更多。看过这类“禁片”的人大抵会发现，涉黄、涉暴力的并没有几部，绝大多数都是反映中共这几十年的执政状况以及社会现实的。由于这样的现实往往与中共独裁暴政所制造的血腥杀戮有关，因此，害怕自身合法性受到质疑与诟病的中共是决不会将其公诸于众的。
红朝存在着大量的“禁片”，这本身就已说明，无论多么有才华的导演，他们所拍摄的电影题材都会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即便他们不直接触碰有关中共执政的敏感话题，但实际上，只要其所拍摄的电影足够写实，就足以让观众产生丰富的联想。因为在红朝治下，哪怕只是一个小人物的悲剧，也终将归因于时代的悲剧。正是由于中共连这种想像的机会也不给人留，因此写实风格的影片才会在中国越来越少见。
然而，一部影视作品最能打动人心之处，又恰恰在于那份真实。正如很多脍炙人口、获得了奥斯卡奖的经典影片，基本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从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包揽了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以及第51届全球奖7项大奖来看，一部影片到底是佳作还是烂片，与其选材的真实性密切相关。该片讲述的是一位德国企业家在希特勒执政期间保护了1,200余名犹太人免遭杀害的真实历史事件。
实际上，对于何为“烂片”，中国人所形成的共识直指“抗战片”。不少人吐槽时说道，“那剧情简直就是胡编乱造”，“诸如手撕鬼子、裤裆里藏手雷”。但有意思的是，大家没把这些烂片归咎于导演的无能，却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伯乐”。在毫无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国，能给导演带上镣铐的所谓“伯乐”除了中共，恐怕再无其它。
也就是说，中国的烂片不是烂在导演对艺术的表现手法上，而是烂在由中共甄选而成的电影题材与内容上。平淡无奇也就罢了，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明显的伪造与杜撰。其目的就在于，要美化政治小丑、对暴政歌功颂德。这样的题材之所以能被拍成电影，也是为了满足中共对自夸的需求。
正是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即便有才华的导演，也同样能拍出烂片。在讨论中国烂片为什么这么多时，我们不禁发现，网路上早已发布了多篇讨论知名导演张艺谋的烂片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文章。对于这位有才华的导演，人们之所以将其与“烂片”联系在一起，最关键的一个原因也就在于，他的作品越来越偏离真实。
他的早期作品《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等影片三次提名奥斯卡、五次提名全球奖。由此足见其创作才华。但2002年后转型执导的商业片，除了华而不实的成分越来越多，比如《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这类画面唯美、却没什么情节与内涵的古装历史剧；还直接对真实的历史片段进行篡改，以完成政治任务，比如《英雄》。
由于2002年《英雄》竟然超规格的在中共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因此2003年1月，就有消息人士爆料称，“《英雄》是江泽民说服张艺谋为美化他而拍的”；“江批了3,000万美金给张，并说一切为这部片子开绿灯”。据悉，“电影的主题就是宣扬杀戮，美化暴政”；张艺谋在电影中“悖逆情理篡改‘荆轲刺秦王’史实，主角残剑在刺秦王几乎得手之时忽然撒手”，而原因竟是“突然想到只有秦王可以一统天下，且统一后杀戮即可终止”。
而江之所以迫切的需要这样一部用来美化自己的影片，不过就是想掩盖他下令“肉体灭绝”法轮功学员的反人类罪行。
然而，只要是歪理，就很难让百姓认同。用3,000万美金造出的票房，也显然代表不了民意。此后，《英雄》不出意料的出现在了中国人所讨论的张艺谋拍摄的烂片名单之中。就这样，一个拥有如此天赋与才华的导演，从他被政治屠夫说服、选择当御用导演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辜负了自己的才华，葬送了整个艺术生涯。
从张艺谋这段人生起伏也就不难看出，中国的烂片之所以越来越多，不过是因为被中共用来掩盖暴政、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那些御用导演的作品就已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至于剩下那些毫无内容、思想，缺乏创意、深度，只用来哗众取宠、自娱自乐的烂片，则是有才华、有思想、有创意的导演根本不会去拍的。而中共放行烂片，也就是为了要烘托自己的政治宣传片而已。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