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2月08日讯】近日，山东检察院接到今年至少要办理一起涉黑案件的指标。此前，河北雄安警方也接到过类似指令。事实上，中共历史上这种订指标的类似“扫黑运动”已进行过多次，制造了无数冤案，杀害数以万计的民众。
山东省近日召开检察长会议，要求2018年该省每个基层检察院至少要办理1起涉黑犯罪案件或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如果目标达不到，基层检察院的年终考核将会被一票否决。
此前河北雄安新区也发文要求当地警方“每个县都要在一个月内至少侦办1起黑恶痞霸案件”。由此可见，此类事件显然已经不是个案。
有评论人士认为，一个地方到底有没有黑社会、有多少黑社会，应该依据相关法律标准，经法定程序认定后依法处理，绝对不能提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确定。
但在中共体制下，这种命令式的扫黑运动，极有可能会令基层司法部门为达到年度考核标准而上纲上线，或者是错误引用法律条文，造成冤假错案。
事实上，在中共篡权后的历史上，类似这种订指标的运动，屡见不鲜。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共镇反、反右，到八十年代的严打，再到近来的薄熙来重庆所谓“打黑”，中共一夜之间，制造了几十万、上百万的反革命、右派、犯罪份子，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人间惨剧，上百万的人头落地。
1950年代初，中共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当时毛泽东提出“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镇反”运动，当时毛泽东提出“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公有领域）
镇反中的“杀、关、管”，大部分不是经由法院判决。出生于1927年的大陆著名律师张思之，当时是北京法院的律师，他回忆说：“用不着审，法院成了摆设。镇压反革命运用的是所谓军法处的名义。军事委员会、军法处一纸布告，就宣判一个人死亡。北京市在1950年8月，一天最高记录杀了200多人，我自己经历过的一天杀70多人。搞掉这些人命，统统都只需要一纸布告”。
镇反、土改刚结束，1952年1月4日，毛泽东又发动了一个他称之为“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重要”的“三反”运动。他指令各地：“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查办。”
毛泽东坐在中南海闭门造车，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预言：“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至数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1983年8月25号，中共又做出了“严打”的决定。公、检、法3家联合办案，轻罪重判，刑讯逼供，草菅人命。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在从重从快的原则下，很多罪不当死的人被处决，冤案更是无法避免。
中共历史上这种订指标的类似“扫黑运动”已进行过多次，制造了无数冤案，杀害数以万计的民众。（视频截图）
当时，中共警察一通宵抓几千人，十有八九是因为男女聚会跳舞，被以流氓罪抓捕判刑的，为首的都被枪决，其余的判10多年押送边疆改造。
江西赣州梁政昌老人的儿子梁雄当年22岁，因口角打架被拘留15天，“严打”开始后被押送刑场枪决，尸体充公，器官被盗。75岁的老人上访25年，得到的回答是：岂止你儿子一个，83年“严打”冤死几十万！
资料显示，83年“严打”共枪杀了24000人，这个数字超过除中国大陆之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执行死刑的总和。实际被处决的人数介于五位数和六位数之间，相当于一场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被西方国家称为“83年中国大陆大屠杀”。
83之后，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同样发起严打。2001年严打，实际上是江泽民针对法轮功而来的，从01至05年，中国各地法轮功学员死亡人数飙升。
2001年严打，实际上是江泽民针对法轮功而来的，从01至05年，中国各地法轮功学员死亡人数飙升。（明慧网）
大连公安局公然挂出“严厉打击法轮功骨干力量”的标语，打压迅速升级，频繁的绑架，动辄劳教，判重刑，监狱、劳教所开始大规模的疯狂的酷刑折磨……大连教养院在2001年多次发生虐杀法轮功学员的惨绝人寰的悲剧。
2009年11月19日，西班牙宪法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5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同年12月，阿根廷法官拉马德里下令逮捕中共前主席江泽民和“610办公室”前负责人、前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罪名是他们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反人类罪”，成为全球第二个对中共迫害人权采取司法行动的国家。
截至到目前，已有超过30位律师，在全球30个国家以违反人类罪、酷刑罪及群体灭绝罪等罪名，起述控告江泽民及其他主要参与迫害的23名中共官员。
（记者唐风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