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10月10日讯】土改运动杀光了乡绅，公私合营整怕了民营业者。不过，在195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批接受过传统和西洋教育，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他们，仍然是民族文化的精神脊梁。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几十万知识菁英，被中共打成右派，被劳教、虐待、甚至处死。知识菁英的独立人格被摧毁，其影响延续至今。
1956年初，中国共产党号召“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邀请各界给中共提意见。这对1949年后被当成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对像的知识份子来说，简直难以置信。但中共诚恳表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于是许多知识份子开始说出多年压抑的心里话，言辞也越来越激烈。第二年，中共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因言获罪的诛心运动——反右。
知名经济学者茅于轼：“反右就是把不同意见的声音完全消灭掉了。在反右以前，中国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反右以后变成一个反常的社会。”
根据中共官方数据，当时全国共有55万多人被打成右派。但作家丁抒在《阳谋》一书中记载，当年内部机密文件的数字是102万。而郭道晖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二期中撰文统计，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是55万的5.6倍，超过300万人。
被划为右派的知识份子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悲惨岁月。上至文学泰斗、科学精英、艺术名家，下至仍未毕业的大学生，数十万人死于非命，仅北京大学就已知有8名右派师生被处决。包括才女林昭，被秘密枪毙后，家人还被索要了五分钱的子弹费。
而更多的右派被强制劳教，不经审判，就发配至穷山恶水之地、或者是荒原大漠。
剧作家杜高：“我是从北大荒把我送回来，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劳动。两排铁丝网，还有沟。铁丝网的中间是高压电网。”
《光明日报》编辑吴越：“这叫野麻，它里面的籽是黑颜色的，油性很大，比芝麻粒大。我们就是靠吃它，增加我们体内的油脂肪，维持我们的生命。”
而更多的人没有他们的“幸运”，在随后的大饥荒年月中丧生。
夹边沟，这个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的劳改农场，就被称为右派的炼狱。1957年10月到1960年底，夹边沟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在短短三年间，只剩下了三四百人。他们死于高强度密度的劳动、捆绑刑罚、生病、冻死、被狼吃，但最主要的，是无尽的饥饿。残喘活着的人也无力掩埋死者，累累白骨曝露于荒野，绵延两里多路。1960年冬天，这些皮包骨头的死者还经常被刨出来，被人划开胸腔，取出内脏充饥。
但和四川沙坪劳教农场比起来，夹边沟又是“小巫见大巫”了。沙坪农场吞噬的尸骨是夹边沟的两倍。知名作家铁流就曾被关在这里，他撰文说，1959到1962年沙坪劳改农场“有近一万名右派在那里集中改造，后来生还者不足五千人。留德归来的著名作家刘盛亚，就是在那里活活饿死的”。
随着反右运动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反右，大跃进、文革接踵而来。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识份子已经无从统计，仅仅不堪凌辱自杀的知名知识份子就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翻译家傅雷；作家老舍；历史学家吴晗、翦伯赞；著名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国学大师熊十力；化学家萧光琰；著名诗人闻捷；国际法学家田保生……
剧作家杜高：“一个有信心的政党或民族，都应该向自己的人民承认自己犯过的历史错误。向人民说对不起。”
但中共至今没有承认反右运动是错误的，只说是“扩大化”了。2013年，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还撰文声称：1957年的反右，划了55万右派，但没有处死一个。
编辑/尚燕 后制/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