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腐败
抗战造成国民政府的经济困境，国民政府总收入每年递减，不得已行赤字财政，又造成通货膨胀。蒋介石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一日日记中记载当时现状，“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贫病亦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卖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莩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灭亡，或再延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
蒋公在抗战结束后，面临着如同乞丐的军队，虽然明知共产党的军事压力，也不得不忍痛裁军：
“我们的军队，除内容空虚，名实不符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待遇太低、生活太苦，现在一般下级官兵的生活，真是到了水准线以下，大多数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以致面黄肌瘦，因此，外国人讥笑我们中国的军队是一群乞丐，我们高级将领就是乞丐的头子。但是我们国家现在财政和经济现状如此，我们要提高军队的待遇，改良士兵的生活，使他们能够吃得饱、穿得暖，有适当的休息和正当的娱乐，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兵员，缩编单位，以二人之待遇并作一人之待遇，然后我们国家的财政才能负担，人民的力量才能供养。”（蒋介石，《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
陈诚在抗战后期任军政部长，他在《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中回忆：“国军预算员额为五百万员名，而实际上吃军粮者达七百二十万人。据当局推断，如经核实整编，能有三百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
历史学者黄仁宇回忆，当时的国军军人“半像乞丐，半像土匪”，当时士兵月饷只有法币十四元，只够在街上吃四碗面。“抗战开始我们被驱入内地之后，国军所掌管区域工厂数，只有全国百分之六，发电量只有百分之四，如何生存？我在一九四一年当少尉排长的时候，每个月的薪饷只有四十二元，在街上吃一碗面，即是法币三元。山上的土匪标价收买我们的轻机关枪每挺七千元，是我一个上等兵四十年的薪饷。类似的情况又何止盈百上千。但是今日我们翻阅叙述当时情节的文字，只有一片‘贪污无能’的责骂。其实一个官僚贪污无能，百十个干部竭尽忠贞。”（黄仁宇，一九九一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这样的困难造成国军中吃空饷普遍，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任何部队的兵员都有许多的缺额。而吃空额的事实差不多成了公开的秘密，一般部队长视为当然，而不以为是贪污，这是我们军人最大的罪恶。你们中间有许多是现在的军长师长，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把握，能够指出一军一师之间有哪一个营哪一个连没有缺额，哪一个营长连长没有吃缺？纵然你们自己没有吃缺，而你们对于部下监督不周，考核不严，这就是你们自己的罪过！”（蒋介石，《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
1933年剿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民族英雄岳飞曾有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矣！”然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文武开始走向这句话的反面。蒋公回顾失败曾总结，国民党员认为进了革命党以后就可以升官发财，以为这就是党员应得的权利。
“自从北伐完成，尤其抗战胜利以后，总理所说的本党先烈那种‘不顾身家性命，不想升官发财，而只为国家、为主义奋斗牺牲的精神’已经消失殆尽了！一般党员以为党并不是军队，为什么党员要同军人作战一样的去牺牲身家性命呢？并且认为进了革命党以后就可以升官发财，以为这就是党员应得的权利。须知本党革命屡次的失败，就是一般党员这种错误观念所造成的。今天革命军所以惨败至此，固然是由于其本身腐化颓落，丧失革命的精神所致；但是革命党的党员，应该做军人的模范，应该要像先烈一样牺牲奋斗来以身作则才行。无如过去多数党员只想升官发财，全家保身，不肯为主义牺牲，为党国奋斗，那么一般军人当然亦会跟着腐败，不肯牺牲，不顾廉耻了。”（《革命党员与革命军人应有的认识》）
抗战胜利引发高级军官的腐败和军纪败坏，“而最大的原因还是一般高级将领胜利之后骄矜自大，自以为有了不起的功劳，尤其在接收敌伪军政的时候，因为监督不严，许多军官贪污舞弊，以致精神堕落，恣意享受，生活与士兵完全脱节，官兵之间不能同甘苦共患难，感情自然日趋恶劣，军纪也自然日趋败坏，所以共匪虽是裹胁而来 的乌合之众，没有严格的训练，优良的武器，而我军仍然不能予以消灭，反而时时受其袭击和包围，遭遇不必要的牺牲挫折，这是深可痛惜的！”（蒋介石，《监察官及兵役人员注意事项》）
在抗战之后，国军将领中，如黄百韬、张灵甫、蔡仁杰、邱清泉者少，逃跑被俘甚至投降者多。蒋公在一九四七年就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
“我们剿匪军事所以遭致今天这样的失败，决非偶然！第一、因为我们国军在抗战期间，一致对抗外敌，忠勇牺牲，实力消耗，而且长期战斗，精神疲惫，共匪则在八年当中，逃避抗战，扩充实力，处心积虑，专门研究如何消灭国军，如何推倒政府。所以他们认为抗战胜利以后，以武力叛变，有必胜的把握。第二、他们认为我们高级将领皆已养尊处优，成了军阀，多半已年近四五十岁，个个人有家庭妻子儿女的牵累，和社会腐败的环境发生密切的关系，因之革命精神丧失将尽，只图自保实力，不能整饬纪律，再来带兵奋斗，更不能万众一心，通力合作，发生协同一致的效果。因此他可以各个击破我们，消灭我们。第三、他看到国军各级官长，平时精神萎靡，学术荒疏，自军长以下，以至于连排长，大家都不研究学术和典范令，更不注意侦察敌情和地形，随便拟定计划，随便颁发命令，而不能缜密研究切实准备，所以到处都是打糊涂仗，我审查过去各军失败的战役都是由于所定计划既不依照学理，而且违反原理原则，同时部队与部队之间又不知互助合作，协同一致，以求彼此补救其缺点，发挥其长处。第四、他看到我们高级官长对于部下的基本动作，如瞄准、射击、侦探、连络，不去切实注意考验，以致士兵战斗技术落后，不能作战，加以军队的给养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而官长尚茫无所知。官长对于士兵视同路人，不但痛痒不相关切，甚至怕和士兵见面，不但高级将领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职，甚至连长阶级大多数亦是如此，这样上下生活脱节，自然情感毫无，官长既然如此对待士兵，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何能望其听命牺牲！我要痛切告诉各位将领，我们的士兵幸而还有民族意识和爱国良知，至今还可维系一时，如其不然，即使没有共匪的宣传煽动，也必脱离你们，将使整个国军陷于土崩瓦解的悲惨境地了。”（蒋介石，《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
蒋公个人仍然坚持道德操守：“我作统帅的，就时时以此自反，亦时时以未能卧薪尝胆为愧，所以我每日必有一段‘雪耻’的日课。如果我不是因为担任国家元首，必须顾到国家的体制与规定的礼节仪式，尤其在国势凌替之际，不愿为外人轻视鄙薄，使之以为不足以代表一个国家的元首的话，我自信仍能与我一般同袍同寒暑，齐甘苦，过士兵一样的生活。即使是这样说，但我对于我个人，仍然时时刻刻在力求节俭简朴，不敢浪费国家一钱一物，不敢以任何理由自解自恕，惟恐其不能为人民之表率。”（蒋介石，《政治作战的要旨》）#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