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懸一線
紅軍輾轉到陝北前，中央紅軍主力由八萬多人減至六千人，已然是命懸一線。據彭德懷估計，紅軍全部兵力只能對付國軍兩個團。（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
共產黨高層內對前途極度悲觀。據宋美齡回憶：「毛澤東……（在）西安事件尚未發生（時），……託人說，如果國民政府同意的話，他願意做監察院院長，如果我們政府不同意的話，只要政府願意發給他和他一般扈從隨員們護照的話，他也願意出國。」（宋美齡，《暢談年來所思所感》，一九八六）
一九三六年底，蔣介石親任西北剿匪總司令，前往西安，部署全殲中共，以便全力抗日。誰知天有不測風雲，西安事變打亂了蔣介石的安排。事後蔣介石在日記中跌足道：「漢卿壞我一盤好棋！」
中共並把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多年為抗日的苦心經營和戰略智慧完全抹殺，編造出張楊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這個謊言。如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稱：黨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十二月十二日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就是因為蔣介石不抗日，所以張楊要逼他抗日。認為西安事變是他（蔣介石）違背歷史潮流而遭到的嚴厲懲罰。
蔣介石的抗日不是誰逼出來的，而是當時在中共為內患，日本為外敵，中國國力貧弱，在內外交困中，在不明真相的批評中，韜光養晦，無聲中的大智大慧。
腹背受敵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國家為對付日本入侵，被迫暫停圍剿中共蘇區。四個月後，日本在上海肇事，引發「一‧二八」淞滬抗戰。一月三十日，事件爆發第三天，中共發表聲明：「（號召國軍士兵）殺掉你們的長官，加入紅軍。」紅軍在贛、閩、湘、鄂、皖等地的蘇區膨脹，一度幾乎攻下贛州，使國民政府腹背受敵。
一·二八事變，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及東方圖書館（中國最大的私人圖書館，藏書超過三十萬冊）均被炸毀。圖為轟炸後的上海商務印書館。（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開始與中共談判。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國府宣布全面抗日。七月二十二日，中共發表了《共赴國難宣言》，宣稱：願意為實現三民主義奮鬥；放棄推翻政府的暴動；停止沒收地主土地；取消蘇維埃政權；將「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管轄，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抗日。中共的這個投降宣言極具欺騙性。在統一戰線旗號下，中共的破壞從未停止。
蔣介石對此洞若觀火。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共產黨之投機取巧，應切實注意，此輩不顧信義之徒，不足為慮，吾當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以應之。」
1937年7月19日，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後，蔣介石於廬山發表「最後關頭」演說，宣告對日抗戰開始。（公有領域）
洛川會議之後，毛澤東即命令林彪的一一五師潛入晉察冀山區，賀龍的一二零師潛入晉西北山區，劉伯承的一二九師向魯冀平原發展。其目的，均在繞到敵後，以謀擴張。因為毛澤東一再指示「八路軍應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第二十一篇 抗日戰爭》）
日軍在前面對抗國軍多占地，共產黨則跟在後面以抗日為名擴大自家根據地。所謂「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實為「讓日本多占地才愛黨」。
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在一九四零年度肅正工作的根本方針中感嘆：「共軍勢力逐漸抬頭，及至第三期，已開始對重慶軍及雜牌軍進行蠶食，其勢力迅速發展壯大，不容輕視。如不及早採取對策，華北將成為中共天下。為此，方面軍的討伐重點，必須全面指向共軍。」
日軍為抑制中共的擴張，開始剿共，中共的抗日是為了自保，而不是為了對抗日本侵華。中共軍隊儘量避免與日軍交鋒。中共「抗戰史」中僅有兩場「輝煌戰役」。一九三七年的「平型關戰鬥」，是國軍第二戰區司令閻錫山指揮下太原會戰的一次戰鬥。林彪指揮八路軍一一五師，配合國軍主力，襲擊日軍輜重運輸隊。在兩個月的太原會戰中，「平型關戰鬥」為時僅一天，根本稱不上「戰役」。一九四零年，彭德懷指揮的「百團大戰」，是破壞日占區的礦山、鐵路的游擊戰。
中共長期以來的宣傳都說蔣介石「不抵抗」，「西安事變」共產黨「逼蔣抗日」，「平型關大捷」是抗戰第一次勝仗，共產黨是抗戰「中流砥柱」，領導人民打游擊贏得八年抗戰。國民黨則潰逃躲入峨眉山，待共產黨消滅日本人後，才出山來「摘桃子」。
據《廬山會議實錄》載，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廬山會議上，林彪檢討了平型關戰鬥，說是「吃了虧」，是「頭腦發熱」，還推托責任說「是弼時作的決定」。毛澤東接著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誌。」
彭德懷立即檢討百團大戰是個錯誤，說：「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華北會議鬥了我，以後對守紀律比較注意。」毛澤東責罵彭說：「你彭德懷那不是愛國，百團大戰是在幫國民黨打日本人，愛的是蔣介石的國」，「百團大戰過早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日本軍對我們力量的注意；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對我們的警惕。」（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版）
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軍事特派員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記》裡寫道：「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尤任和阿列耶夫已從前線巡視回來。他們對所見的情況感到沮喪。八路軍的隊伍（當然還有新四軍）早已停止對侵略者的主動出擊和反擊。儘管瘋狂的日本軍隊在中國東南部發動猛烈攻勢，日本還威脅要進犯蘇聯，這種情況至今依然沒有改變。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其占領區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作是主要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這些明顯的分裂活動危害中國人民反對侵略者的解放運動，加重了中國人民的犧牲，並造成與國民黨發生軍事衝突。」
1945年舉中華民國國旗的八路軍，但陽奉陰違，破壞抗日。（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中共表面對蔣介石俯首稱臣，但始終控制八路軍、新四軍為私家軍，陽奉陰違，甚至攻擊國軍，破壞抗戰。最嚴重的「黃橋事變」發生在一九四零年十月。陳毅率新四軍第一支隊，突襲蘇北黃橋，國軍萬餘傷亡，新四軍控制了江蘇部分省境。新四軍已成叛軍。更嚴重的是，日軍主力在距黃橋戰場十五里處作壁上觀，待國軍敗後，方撤回泰興。中共與日方默契明顯。
文革八個「樣板戲」中《沙家濱》裡有一段唱詞：「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國土遭淪亡，屍骨成堆鮮血淌……新四軍共產黨來把敵抗，東進江南深入敵後，解放集鎮與村莊。紅旗舉處歌聲朗，百姓們才見天日光。」這是中共利用文藝形式篡改歷史的見證。
五千年輝煌神傳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組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