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悬一线
红军辗转到陕北前，中央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已然是命悬一线。据彭德怀估计，红军全部兵力只能对付国军两个团。（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
共产党高层内对前途极度悲观。据宋美龄回忆：“毛泽东……（在）西安事件尚未发生（时），……托人说，如果国民政府同意的话，他愿意做监察院院长，如果我们政府不同意的话，只要政府愿意发给他和他一般扈从随员们护照的话，他也愿意出国。”（宋美龄，《畅谈年来所思所感》，一九八六）
一九三六年底，蒋介石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前往西安，部署全歼中共，以便全力抗日。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西安事变打乱了蒋介石的安排。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跌足道：“汉卿坏我一盘好棋！”
中共并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多年为抗日的苦心经营和战略智慧完全抹杀，编造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这个谎言。如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称：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十二月十二日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就是因为蒋介石不抗日，所以张杨要逼他抗日。认为西安事变是他（蒋介石）违背历史潮流而遭到的严厉惩罚。
蒋介石的抗日不是谁逼出来的，而是当时在中共为内患，日本为外敌，中国国力贫弱，在内外交困中，在不明真相的批评中，韬光养晦，无声中的大智大慧。
腹背受敌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家为对付日本入侵，被迫暂停围剿中共苏区。四个月后，日本在上海肇事，引发“一‧二八”淞沪抗战。一月三十日，事件爆发第三天，中共发表声明：“（号召国军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红军在赣、闽、湘、鄂、皖等地的苏区膨胀，一度几乎攻下赣州，使国民政府腹背受敌。
一·二八事变，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三十万册）均被炸毁。图为轰炸后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开始与中共谈判。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府宣布全面抗日。七月二十二日，中共发表了《共赴国难宣言》，宣称：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放弃推翻政府的暴动；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取消苏维埃政权；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管辖，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日。中共的这个投降宣言极具欺骗性。在统一战线旗号下，中共的破坏从未停止。
蒋介石对此洞若观火。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之投机取巧，应切实注意，此辈不顾信义之徒，不足为虑，吾当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以应之。”
1937年7月19日，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于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宣告对日抗战开始。（公有领域）
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一一五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一二零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因为毛泽东一再指示“八路军应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二十一篇 抗日战争》）
日军在前面对抗国军多占地，共产党则跟在后面以抗日为名扩大自家根据地。所谓“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实为“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党”。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一九四零年度肃正工作的根本方针中感叹：“共军势力逐渐抬头，及至第三期，已开始对重庆军及杂牌军进行蚕食，其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不容轻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日军为抑制中共的扩张，开始剿共，中共的抗日是为了自保，而不是为了对抗日本侵华。中共军队尽量避免与日军交锋。中共“抗战史”中仅有两场“辉煌战役”。一九三七年的“平型关战斗”，是国军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指挥下太原会战的一次战斗。林彪指挥八路军一一五师，配合国军主力，袭击日军辎重运输队。在两个月的太原会战中，“平型关战斗”为时仅一天，根本称不上“战役”。一九四零年，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是破坏日占区的矿山、铁路的游击战。
中共长期以来的宣传都说蒋介石“不抵抗”，“西安事变”共产党“逼蒋抗日”，“平型关大捷”是抗战第一次胜仗，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领导人民打游击赢得八年抗战。国民党则溃逃躲入峨眉山，待共产党消灭日本人后，才出山来“摘桃子”。
据《庐山会议实录》载，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庐山会议上，林彪检讨了平型关战斗，说是“吃了亏”，是“头脑发热”，还推托责任说“是弼时作的决定”。毛泽东接着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彭德怀立即检讨百团大战是个错误，说：“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毛泽东责骂彭说：“你彭德怀那不是爱国，百团大战是在帮国民党打日本人，爱的是蒋介石的国”，“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日本军对我们力量的注意；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对我们的警惕。”（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版）
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尤任和阿列耶夫已从前线巡视回来。他们对所见的情况感到沮丧。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对侵略者的主动出击和反击。尽管疯狂的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南部发动猛烈攻势，日本还威胁要进犯苏联，这种情况至今依然没有改变。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其占领区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作是主要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这些明显的分裂活动危害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者的解放运动，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牺牲，并造成与国民党发生军事冲突。”
1945年举中华民国国旗的八路军，但阳奉阴违，破坏抗日。（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中共表面对蒋介石俯首称臣，但始终控制八路军、新四军为私家军，阳奉阴违，甚至攻击国军，破坏抗战。最严重的“黄桥事变”发生在一九四零年十月。陈毅率新四军第一支队，突袭苏北黄桥，国军万余伤亡，新四军控制了江苏部分省境。新四军已成叛军。更严重的是，日军主力在距黄桥战场十五里处作壁上观，待国军败后，方撤回泰兴。中共与日方默契明显。
文革八个“样板戏”中《沙家滨》里有一段唱词：“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国土遭沦亡，尸骨成堆鲜血淌……新四军共产党来把敌抗，东进江南深入敌后，解放集镇与村庄。红旗举处歌声朗，百姓们才见天日光。”这是中共利用文艺形式篡改历史的见证。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