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广为国际社会所知之际，在美国国会、政府通过决议、报告对此恶行予以谴责之时，2016年度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大会从泰国改到香港举行。最为蹊跷的是，主办方声称19日才正式在香港开幕，但18日却开设了“中国器官移植专场”研讨会，为中共活摘器官罪恶漂白。
在这个专场研讨会上，除了海内外臭名昭著的中共器官移植专家、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以及医生郑树森、石炳毅、郑哲、范上达和陈静瑜等外，还有三名知名的国际器官移植专家参加，为中共站台。他们是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前主席杰里米·查普曼（Jeremy Chapman）和现任主席菲利普·奥康奈尔（Philip O’ Connell），以及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全球外科副主席、移植中心创始主任米歇尔·米里斯（Michael Millis）。
芝加哥大学专家的谎言
芝加哥大学移植中心创始主任米歇尔·米里斯是出现在央视相关报导、为中共辩白的外国人。他称自己到访过中国很多地方，见证了中国在器官移植方面实现了很多“重要的改革”，愈来愈多中国人“自愿捐献”器官，并称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David Kilgour和加拿大人权律师David Matas的相关指控“并不正确”，“中共政府已多次澄清和反驳，他相信中方的说法”。
如果不是米里斯无知或者被欺骗，那就是在有意替中共漂白，而其原因则是其与中共的关系。米里斯曾是中共原卫生部（现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器官移植顾问，目前仍是中国器官移植和捐献委员会顾问。根据“AME科研时间”对其的采访，米里斯是在2000年开始与黄洁夫在器官移植方面进行合作，他们“希望最终能够建立一个全新的器官移植体系”，而这个体系已经在2014年实现。
这十多年中的合作，应该让米里斯与黄洁夫结下了“深厚”的关系，米里斯从中得到的是什么？而且从其采访中，可知他不仅知道“器官移植旅游”，而且也知道中共在使用“死囚器官”。问题是，十几年中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的非正常增长，面对外界可靠的调查和分析，米里斯会不知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吗？即使中国出现了所谓的“重要改革”，即使捐献器官增加，他也不可能不知道，在中国社会，“自愿捐献”数量极为可怜，根本无法解释中国的器官供给，尤其是普遍的短得吓人的器官移植等待时间，只能说明那是按需杀人。
2008年获选十大最具影响力科学家的美国医学教授亚瑟．卡普兰2011年在《美国生物伦理学杂志》发表论文指责中共“按需杀人”现象，并在费城医学院演讲指出，在中国大陆活摘器官“为需求而杀人”普遍存在、年复一年持续，“是器官移植界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全人类的耻辱”。
两名澳洲专家与中共的合作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召开前，查普曼和奥康奈尔与中共的隐秘关系被曝光。德国独立研究者阿恩·施瓦茨自6月开始对这两名在悉尼韦斯特米德医院工作的澳大利亚医生进行调查，其调查显示：
自从2005年以来，韦斯特米德医院就跟长沙中南大学第三湘雅医院有合作关系，而后者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院之一。在2013年11月份，在参加了一个宣传中国移植系统改革的论坛之后，奥康奈尔和查普曼还签署了一份韦斯特米德和第三湘雅医院之间的“合作意向书”。它规定，双方“定时进行学术交流会议，进行人员交换访问，进行有关医学治疗，外科演示和医学咨询的高级研究和远程教育”。
在2014年，双方的关系更加密切。10月份，作为TTS主席的奥康奈尔赴中国参加异种移植会议。同月，第三湘雅医院的14名专家访问韦斯特米德医院。异种移植指的是不同物种之间的细胞移植或组织移植，特别是将动物的细胞/组织移植到人体。此外，在2014年有查普曼在场的一个会议上，韦斯特米德医院和第三湘雅医院又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一次被称为2013年“意向书”的“补充协议”。它规定，挑选一个由护士、管理人员组成的团队访问韦斯特米德进行高级研究。
自从2004年以来，有关异种移植的研究在澳大利亚就被叫停。但是，奥康奈尔的学生易寿南通过跟第三湘雅医院的合作继续进行此类研究。这背后涉及怎样的利益交换？
更为奇怪的是，多个查普曼的同事都不知道这些信息，并且对其感到惊讶。TTS伦理委员会成员雅各布·拉维表示：“这种合作从未向TSS伦理委员会披露”。
对此，施瓦茨评论道：“现任和前任TSS主席对国际移植界处理中国的不道德移植系统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他们对中国移植做法的判断因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而发生偏颇，它就不再能够被信任。”
无疑，这三名国际器官移植专家与中共的密切关联正是他们为中共公开站台的主因。只是当历史走过这一页，当罪恶被全面曝光，面对他们今日的所为，他们难道用“被欺骗”之语就可以搪塞吗？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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