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6月12日讯】（新唐人记者公孙觉综合报导）近期，习近平将在中共十九大之前废除常委制的传闻，成为外界热议焦点。分析认为，废除中共常委制对中共的存亡是个巨大考验，其中藏有习近平的近谋与远虑。
6月11日，海外媒体刊登署名陈小平的文章，分析习近平中共十九大前废除常委制面临的问题。文章认为，中共的常委会是其中央组织核心机构之一，被废除等于基本颠覆中共“党的中央组织”。
早在1个月前，香港《亚洲周刊》就披露说，今年7月底8月初举行的中共北戴河高层会议，对习近平是一个关键时间点，他若能顶住各方角力，在今秋的中共18届六中全会，到明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中共体制可能会有重大变革。不但中共“政治局常委制”面临被取消，“七上八下年龄线规则”以及“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等也面临被废除。
习近平为什么要废除常委制？陈小平认为，中共常委制是一种寡头式、封建式的上层权力结构，经邓小平种下种子，再历江泽民浇灌，最后，成了习近平必须面对的中共政治“财富”–对其执政掣肘的包袱。
文章分析说，中共常委制的设计者在考虑到让常委们互相掣肘的同时，还保留了一个立于常委群之外的“太上皇”机制。在江泽民时期，太上皇是邓小平，在胡锦涛时期，江泽民是“太上皇”，在习近平时期，江泽民还想当跨代“太上皇”。
外界观察到，从十八大上台前习近平就开始针对江泽民操控的常委制进行抗争，十八大后掌权针对常委制更是接连出拳。时政分析人士唐靖远认为，常委制是江泽民干政的渠道，超脱不了江泽民留下的“集体领导”模式，习近平就不能够有效执政。
外媒披露，中共十八大前，在习近平用以退为进的方式，促使中共高层不得不将江泽民构建的“九龙治水”模式，恢复到原来的七常委模式，砍掉江泽民的“第二中央”–政法委在常委中的位子。
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5月刊文称，“十八大”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分布过于分散，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最大甚至是最终的发言权，而各个成员之间的有效协调并不存在。这种体制类似于顶层“分封制”。正是这种制度特征才造成后来的“周永康现象”，即“团团伙伙”现象，或者政治学上所说的“寡头政治现象”。周永康、令计划、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都属于中共党内寡头。
习近平在反腐运动中拿下大批江派高官，同时不断收回权力，先后成立了“深改小组”、“国安委”、“财经领导小组”、“网路安全和信息化”等10多个重要小组，习近平兼任了这10多个中央领导小组组长或主席。有评论认为，习近平的“小组治国”方略，其实就是对中共常委制的否定。
习近平废除常委制的近谋和远虑
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认为，中共对中国大陆统治60多年，不但是制造中共党内斗争的60多年，更是不断制造党外苦难的60多年。中共制造的罪恶如滚雪球一样，已经罪恶无边，随时面临中共党内的分裂和举国上下的大清算。
唐靖远：“废除常委制，习近平既有近谋，也有远虑。摆脱江泽民通过常委制干政渠道，防止成为江泽民的傀儡或被江泽民派系谋害，是习近平的近谋；逐渐削弱中共制度对国家的控制，最终抛弃中共，防止为中共的历史罪恶当替罪羊，则是习近平的远虑。无论是近谋，还是远虑，摆脱中共常委制的掣肘都是关键环节。”
习近平废除常委制会带来三个大问题：第一，中共总书记如何产生？因为按中共党章规定，总书记必须从常委中产生。第二，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如何组成？因为它的成员也必须由常委会推荐；第三，中共党章必定大修。
陈小平认为，习近平废除常委制必定带来地震效应。不过，习近平上台之后，利用他的权谋和智慧摆脱了江泽民这个“太上皇”，并经营出自己的政治格局，使历经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的“集体领导制”全面坍塌。
《大纪元》2015年10月发表特别评论《试图挽救民族危机 习近平与其他中共领导不同》，指出习近平上台后，顶着压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抓捕和处理了中共各个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贪腐人物。习试图“把权力关进笼子”，推动各项改革，为老百姓办了一些实事。作为中国掌权人，习近平背负着中华民族史命的何去何从，习上台以来的系列举动显示，习不同于其他的中共领导人。习的一些所为对挽救中华民族危机，起到了正面作用。
外界观察到，习近平上台后做出系列举措：废除劳教，提出“依法治国”，放宽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重整军队，提倡传统文化等等，对中国社会的国计民生都有积极作用，对中共的体制都有否定作用。海外有政论人士认为，如果真能废除中共的常委会制度，同样是“利大于弊”。
责任编辑：曲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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