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国际特赦组织发布了有关中国刑讯逼供情况的最新报告。报告指出，尽管中国最近实施了刑法和司法改革，“酷刑和其他虐待仍广泛发生”。国际特赦组织撰写这份报告期间与37名维权律师进行了访谈，其中16名律师表示他们代表的被告人曾被刑讯逼供，同时有10人表示他们自己也受到过虐待。
众所周知，刑讯逼供在中国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极为普遍，以至于被逮捕后的48小时，成了许多犯罪嫌疑人们无法言说的噩梦。
曾因所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关押了170天的维权律师蒋援民披露说，与他同监的人大部分在进看守所前，都遭受过刑讯逼供。“他们每个人所受的酷刑都不尽完全一样。比如说有被吊打的、有被用竹牙签刺入手指的、有用辣椒水喷生殖器的等等，都各不相同。比如说我在监室里能看到刚押进来的，额头上、脸上被打得缝了十几针的都有。”蒋援民把他在看守所的见闻写成七份笔录，交给了国际特赦组织。
震惊全国的“呼格案”在嫌犯呼格被执行枪决的十年后翻案，据后续报导，呼格在他被枪决一个月前的笔录中说：“公安局的人非要让我按照他们的话说，还不让我解手……他们说只要我说了是我杀了人，就可以让我去尿尿。”
那么中国的酷刑究竟有多折磨？
著名的“李庄案”当事人李庄律师回忆他被捕前到看守所会见代理人龚刚模时说，“他说在铁山坪被吊起来打，吊了八天八夜，大小便都掉地下了……大便掉下来，他们让我用手捧着到卫生间，脱掉内裤擦地板，然后裸体吊着。一姓何的副支队长路过，说太不像话了，让穿上衣服后，继续吊。”
维权律师蔡瑛在对国际特赦的陈述中说，他2012年在湖南被拘留期间，在一种被称为“吊吊椅”的刑具上坐了长达五天时间。据他说，“吊吊椅”是在人的胸前放一块类似囚椅的夹板，双脚离地，背部也不能靠椅背。蒋援民律师回忆说，犯人们经常被威胁不能向看守所的人透露他们遭受过酷刑。
他说，“送到看守所的，他们会威胁这些被刑讯逼供的这些嫌疑人说你不能说你是被打伤的，你是说你自己摔伤的。否则看守所不收你的话，我们接着打你，打得更狠更惨。所以这些人被送到看守所，那个狱医在体检的时候，问他你怎么这一片红、这一片肿、这一片破了？他就只能说我是不小心摔伤的，或者是我逃跑被摔伤的。”
刘士辉律师曾经在珠海为一起贩毒案件做刑事辩护。当时他的当事人因为贩毒，一审已经被判死刑。“那个当事人就讲，他说希望尽快判下来，哪怕就是说是去执行都没所谓了。他就说忍受不了在这个阶段这里面那种殴打，他受不了。他说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个程式。他自己说希望执行的时候被枪毙或要是能注射就可以了。他说在里面主要承受不了那种痛苦。”
这还是刑事犯的遭遇，至于政治犯所遭受的酷刑虐待那就更残酷了。比如警察对被逮捕的法轮功信徒的折磨其残酷程度完全突破了人类的底线。这方面国际媒体已有不少报导。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还指出，虽然中国在2013年废除了劳教制度，但当局此后广泛施以其他形式的拘留，包括“黑监狱”和非法软禁。如果嫌犯没有“合法居所”，当局可以要求其前往“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报告说，由于不能和外界接触，嫌犯在“指定地点”受酷刑的几率更高。
没有司法独立，公安只是共产党的打压工具，而检察机关及法院则与公安勾结。中国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依法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