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30日讯】俗话说，老百姓心中有杆称，谁是忠良，谁是奸臣，自有公论。如今由西南交通大学唐山校友捐赠建造的第一个黄万里塑像已经竖立在华夏大地上。笔者坚信，不久的将来在长江三峡的白帝城会出现和杭州岳坟一样几个跪像，为对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向神州的江河谢罪。
照片由西南交通大学唐山校友提供
一、西南交通大学唐山校友捐赠建造的黄万里塑像
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是黄万里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２年黄万里在唐山交通大学完成大学学业，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３年在那里任教。
由西南交通大学唐山校友捐赠建造的黄万里塑像已经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底完工，揭幕仪式计划于１１月下旬举行。
黄万里塑像造型是他在讲学。可惜在他一生中的黄金年龄段，却被禁止给学生授课，一个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工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被强制去工地劳动和打扫厕所。为什么？因为他反对毛泽东和中苏专家支持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因为他反对共产党的一言堂，因为他是一个右派分子。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证明了黄万里观点的正确，但是他依然被排除在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之外。出于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他撰写了多篇论文阐述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生在江头吞海口，心忧三峡坝工久。……樗散衰儒不晓机，再三抗疏议陈穷”（黄万里诗：哭三峡大坝开工）。也许塑像表达的是他最大的愿望，给他三十分钟的讲述的时间！黄万里说：“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７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里离开人世。真是“道不行时、才不用世、穷愁抑郁、贲恨而殁”（黄万里为好友许伯伦撰写的墓志铭）。
如今，西南交通大学唐山校友为黄万里塑像，代表了民心，是对其执著探索的科学精神和追求真理的人生品格的最高表彰。
二、忠良和奸臣
在老百姓心中，历史就是忠良和奸臣斗争的故事，有忠良，必有奸臣，谁对谁错，自有公论。
记得一次和黄万里通话，他问我，你知道杭州岳坟吗？我告诉他，我是在杭州长大的，我上的中学就在岳坟旁边。他说，希望将来在三峡的白帝城也立四个跪像。他问我，你知道是谁吗？我回答到，当然知道，只怕将来中国要少好几个大姓了。黄万里听了哈哈大笑（清朝乾隆年间状元秦润泉瞻拜岳坟时所题的一副对联：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墓前愧姓秦）。笔者坚信，黄万里的愿望一定会实现，在长江三峡的白帝城一定会出现和杭州岳坟一样几个跪像，为对三峡工程的错误决策向神州的江河谢罪，因为三峡工程危害的神州大地子孙后代的利益。在旁边再刻上一行字，表示我们这一代的歉意：“对不起！我们未能阻止他们！＂
三、说真话
说真话，本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基本素质。但是在１９４９年后的中国，说真话却成为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为此，北大教授钱理群曾提出“说话的三个底线”，第一，做人应该说真话；第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第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于人。
对于黄万里来说，说话只有一个底线，就是说真话，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敢说真话的代表人物之一。几十年的外在环境对他而言可谓暴虐，但是他没有选择屈服和投靠，没有选择保持沉默，更没有选择说假话，而是勇敢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黄万里说：“有史以来，几乎每个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过治河观点。清朝时候还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状元，但那些观点都是仅凭直觉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黄万里认为，长江防洪主要依靠长江大堤。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念念不忘长江防洪，他在医院里写下手书：万里老朽手启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8-8。
加高加固长江大堤，打钢板钢桩是一个好办法。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后，朱镕基采纳三峡工程反对派人士陆钦侃的建议，加高加固长江大堤包括荆江大堤。在荆江大堤部分坝段的加高加固工程中采用了钢板桩的技术。荆江大堤观音寺闸等长江最险要段等共２.２公里长，采用了钢板桩的技术，耗资１．４３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公里约０．７亿元人民币，效果很好。如果荆江大堤全部采用钢板桩的技术，总投资也只有三峡工程的十分之一。
四、张光斗：只能做到少说几句假话
对于说真话，张光斗就是另外一个态度了。和一生没有机会上电视台的黄万里相比，张光斗则频频在电视台曝光。２００３年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主持人专访张光斗时问：“您觉得您的一生真的做到了讲真话吗？”他答道：“基本上……说我是不是都说真话，我说我做不到，我说我只能做到少说几句假话。”
张光斗只能做到少说几句假话。一个人说一百句话，一句是假话，可以说，做到了少说几句假话。说一百句话，九十八句是假话，也可以说，做到了少说几句假话。张光斗不是一般的人，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他过生日时总理、部长们、院士们、老总们都登门祝贺。在知识分子中，他是通天的优秀共产党员，在共产党员中，他是科技界的“泰斗”。张光斗只能做到少说几句假话，问题就很严重，因为他的话影响戴中国许多重要的决策。但是人们不知道张光斗说的哪句话是真话？哪句话是假话？就连他回答主持人的这句话，是真话还是假话，主持人也不知道。
张光斗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真正技术负责人，是参见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专家，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负责人，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两组长之一，对三峡工程的论证、决策和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张光斗只能做到少说几句假话，那么在三峡工程上的咨询和决策中也只能做到少说几句假话，而不是没有说假话。下面来看看张光斗说的几句假话。
五、假话一：三峡工程防洪效益大
三峡工程防洪效益大，这是一句假话。邹家华副总理在１９９２年３月第七届全要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说明时说：“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显着，可以将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由十年一遇提高到一百年一遇。”邹家华的报告内容来自张光斗签字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
首先，三峡工程可以将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由十年一遇提高到一百年一遇，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是由荆江河段的堤防工程和荆江地区分蓄洪工程的能力所决定的，三峡工程只能改变大坝下泄的洪水流量，即进入荆江河段的洪水流量，而不能改变堤防的能力。就像一个人举重一样，他可以举起二百公斤的杠铃，他只有举起二百公斤的能力，三百公斤的杠铃他举不起。现在再用一台起重机来帮忙，这个人举起了三百公斤的杠铃。那么这个人是不是有举起三百公斤的能力了呢？不是的，他还是只有举起了二百公斤的能力。不能说，起重机可以将该人的能力从举起二百公斤提高举起三百公斤。
其次，有意降低荆江河段现有的的防洪标准，为的是夸大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一条河流两岸由于洪水泛滥形成自然河堤就可以防五年一遇的洪水，稍加加固加高就可以防十年一遇的洪水。明朝以后，长江大堤一直为历代政府所重视，不敢怠慢。１９４９年沙市最高洪水位达海拔４４.４９米，荆江大堤挡住了洪水，说明１９４９年荆江段防洪保证率就远远超过十年一遇。１９５４年洪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经历的最大的长江洪水，沙市最高洪水位达海拔４４.６７米，荆江大堤和分洪区的联合运用，荆江大堤也挡住了洪水。１９５４年后加高加固了荆江大堤，沙市可以抵挡海拔４５米的洪水位。因此在三峡工程决策时，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已经达到了四十年一遇。１９９８年长江发生洪水，宜昌站最大洪峰流量为６３６００立方米/秒，沙市最高洪水位达海拔４５.２２米，在没有动用荆江分洪区的情况下，荆江大堤也挡住了洪水。１９９８年后又加高加固长江大堤，将荆江大堤也再加高了约一米。现在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已经超过了五十年一遇。若和荆江分洪区联合运用，防洪标准可以达百年一遇。可惜三峡工程上马后，荆江分洪区内大搞经济开发，将来要再使用，可能性很小很小。
在三峡工程决策之前，荆江段防洪保证率就已经达到四十年一遇。这一点张光斗在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１日为人民日报撰写的《三峡工程亦早日兴建》的文章也已经承认：“目前长江荆江段防洪保证率只有２０年一遇，经荆江分洪后也只４０年一遇。”为什么几个月后，三峡工程决策时，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就缩小到只有十年一遇了呢？张光斗明知荆江段防洪标准远在十年一遇之上，为什么在“三峡工程能将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由十年一遇提高到一百年一遇”的可行性论证报告上签字？当邹家华说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只有十年一遇时，张光斗为什么不予以纠正呢？
第三，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是错误计算的结果。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据说来自于其２２１.５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三峡工程上马之后，张光斗告诉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这是计算错误的结果。“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１３５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郭树言将谈话记录送吴邦国副总理：“邦国同志，现送上张光斗同志同我谈话的记录稿。张老的看法和意见是同我个人讲的。他表示只是想让领导知道。供您参阅。有何指示望告。”吴邦国同批示：“请熔基同志阅”；朱熔基于次日在文件（２５８２号）上划圈后批示：“建议报告李鹏同志，并送陆佑楣等同志。”
水库的库容，特别是以防洪作为第一目标的三峡工程的防洪库容，是三峡工程的最基本技术据。如果这个数据出错，那么整个规划都会出错；这个数据出错，就不能保证其他数据不出错。当发现最基本技术据出错时，应宣布原可行性研究报告作废，重新启动新的可行性研究工作，这是做可行性研究的基本原则。
现在官方的解释是，当初只计算了三峡工程的静态库容，没有计算动态库容。如果加上动态库容，三峡工程的防洪库容还是能够达到２２１.５亿立方米的。
静态库容是指三峡水库的蓄水面是个平面时的库容，大坝处水位是海拔１７５米，库尾处水位也是海拔１７５米。就像当年三峡库区到处可见的移民红线一样。
有心人利用有人将三峡库区分为１２０个断面，利用谷歌地球的测高和测距功能，比较精确地计算了三峡水库在海拔１４５米和１７５米之间的库容，其结果是：防洪库容（静态库容）只有１５２亿立方米。
其实三峡水库的蓄水面并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斜面，存在水力坡度。这个斜面的坡度取决于流量的大小。流量大，坡度大；流量小，坡度小。水平面以下的库容为静态库容，由于坡度而形成的、在水平面以上的库容为动态库容。流量大，坡度大，动态库容也大。三峡工程以防洪为第一目标，当然应该考虑防洪时，特别是动用２２１.５亿立方米防洪库容时的状态，那时的水力坡度有多大，淹没范围有多大。现在三峡水库在每年的十月底或十一月初也蓄水到海拔１７５米，往往只能保持一天或几天，坝址处水位１７５米，重庆寸滩的水位也１７５米或者略高。有人说，你看，三峡水库不是平湖吗？每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长江三峡段处于枯水期，水流量一般在每秒一万立方米以下，流量小，坡度也小。关键要看洪水期。
自２００３年三峡水库蓄水以来到目前为止，三峡坝址处和重庆朝天门之间最大的水位差为４１米。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９日，三峡坝址处的水位为海拔１４７米，入库流量每秒５８０００立方米（远远低于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重庆朝天门的水位为海拔１８８米。如果此时三峡坝址处的水位为海拔１７５米，重庆朝天门的水位该是多少？如果此时入库洪水流量达到每秒８３７００立方米（百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坝址处的水位为海拔１７５米，重庆朝天门的水位该是多少？
虽然计算了动态库容可以掩盖２２１.５亿立方米防洪库容的计算错误，但是暴露了三峡工程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就是三峡水库的淹没损失和移民人数都是按静态库容计算的，对上游重庆的洪水威胁也是按静态库容计算的。计算了三峡水库的动态库容，就证明了黄万里给中央上书中所陈述的“三峡高坝蓄水成灾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
六、假话二：三峡工程质量好
媒体告诉中国老百姓，国务院向三峡工程直接派出了质量检查专家组，这在重点工程中是绝无仅有的。专家组由水利水电界威望极高的“泰斗”、权威组成，他们在指出质量上存在的问题毫不客气，成为三峡工程最严厉的把关人。比如，水利“泰斗”张光斗教授，已是90高龄，在对三峡工程的质量检查中，他戴着安全帽，爬到几十米高的三峡大坝导流底孔，用手细细触摸底孔孔面。当他发现泄洪大坝14号导流底孔混凝土浇筑存在蜂窝麻面、汽泡等质量问题时，对设计和施工人员提出了严厉批评。三峡总公司立即对导流底孔混凝土浇筑质量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和修复。三峡工程从1993年开工至今，已经对13万多个单元工程进行了质量验收。每年的质量验收合格率都是100％。1999年三峡工程优良率为80.7％，2000年为81.5％，2001年达到86.2％，2002年提高到91.9％。
中国百姓相信水利“泰斗”说的是真话，比如只存在蜂窝麻面、汽泡等问题，而且都得到修复，相信三峡工程的质量是优良的。
还是张光斗对郭树言说的话：“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
可见张光斗说假话，不是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候，而是他的主动行为，他说害怕人家攻我们，这里的我们可以理解成为他和政治家们组成的利益集团，他说假话的目的是爱党爱国爱领袖，爱利益集团。
当记者赵世龙报导三峡大坝出现裂缝后，张光斗出来解释，说混凝土大坝都有裂缝，出现裂缝是正常的，不出现裂缝才是不正常。可是后来三峡工程第三期的大坝段就没有出现裂缝，张光斗也没有说第三期的大坝段是不正常的。
学生王光纶在回忆张光斗时透露，当年已经８９岁、双目几乎失明的张光斗爬上４０多米高的脚手架，利用手摸，不光发现有蜂窝麻面、汽泡等问题，而且还发现有水平缝全长有１釐米以上宽的小石架空层（和赵世龙所描写的可伸入手掌的裂缝相吻）和伸出的钢筋。而当年的报导只报蜂窝麻面、汽泡等小问题，没有报导架空层和伸出钢筋的大问题。架空层和伸出钢筋，和蜂窝麻面、汽泡是两个完全不同等级的质量问题，前者涉及结构，后者只涉及表层。据说张光斗在清华大学的课堂上讲了整整一辈子的一个案例，就是一条残留的钢筋毁掉了整条泄洪道的失败工程案例。但是这一次在三峡工程质量问题上，他却向中国百姓有意隐瞒了架空层和伸出钢筋的严重问题。
２０１３年九月，有记者报导，三峡电站已经发生了七次非计划停机，原因主要被归结为设备老化。三峡电站的发电机最早的２００３年投产，最晚的２００８年投产，最长才运转了五到十年的三峡电站已开始陷入设备老化的困扰。这是三峡大坝工程质量的真实写照。
七、假话三：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有一个组是生态环境组，负责研究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撰写中国第一个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张光斗和生态环境报告有什么关系？郭树言称张光斗是环保主审人；张光斗的学生王光纶称张光斗是生态环境组的组长。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环境组的组长是马世俊，顾问是侯学煜。生态环境组报告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参加生态环境组工作的陈国阶院士证实了当时得到的结论是弊大于利。马世俊在外部压力下，同意在弊大于利后面加上一句：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的。侯学煜表示不同意，因为没有具体提出什么措施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最后拒绝在报告上签字。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审查之前，马世俊死于一场至今尚未调查清楚的车祸，侯学煜死于中国级别最高又最神秘的３０１医院。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审查时，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总报告中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结论已经形成，结果正好相反，是利大于弊。总报告和态环境组的报告互相矛盾。国务院以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中的一个程序错误（大纲未经审查批准）为由否定了弊大于利的结论。于是就有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环境二组，组长是方子云。四个月后，生态环境二组递交了另一个报告，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现在不清楚张光斗是在马世俊和侯学煜去世之后代理生态环境的组长，还是审查生态环境报告的审查组组长？是审查“弊大于利”报告的组长，还是审查“利大于弊”报告的组长？
根据王光纶的回忆，“对于三峡建设可能带来的生态影响，张光斗带领技术专家曾做过仔细研究，最终得出“有利有弊，但可以通过后期努力实现最大限度的趋利去弊”的结论。
还是回到张光斗对郭树言讲的只给领导听的话：张光斗呼吁中央政府为三峡库区污染治理拨款。以上海为参照，估计需三千亿元人民币。
当时官方公布的三峡工程总投资为九百亿元人民币。建造三峡工程需要九百亿元人民币，三峡工程蓄水后，水流变缓，水的自然净化能力下降，就出现三峡库区的水污染问题，而且相当严重。仅仅治理工程造成的三峡库区水污染，张光斗估计需要三千亿元人民币。那么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是十分明了的。但是“有利有弊”这句话是永远不会错的，但在可行性论证中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就是张光斗所谓的少讲几句假话吧。
神州今朝立忠良，三峡何日跪奸臣？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