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3日讯】【导读】1997年，一本后来被称为是“改变世界对中国经济改革评价”的书稿，在历经一年多，辗转中国九家出版社后，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删去了数万被认为是敏感的文字后，这本书以《现代化的陷阱》为名在中国大陆出版。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上至官员下至工人争相阅读，使它成为学术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并很快在中国大陆被列为禁书。何清涟女士在这部著作中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改革后的社会状况做了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的改革史，但与官方的歌颂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现代化的陷阱》的修订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由美国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结合她到海外后所获得的最新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内容。2005年何清涟女士为德国版再次对《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进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国《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发表长篇评论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这本书。随之美国《远东经济评论》、《yabo88官网周刊》、《时代周刊》等二十余家报刊杂志也予以报道。英国、法国、挪威、纽西兰、瑞典、荷兰等国的报刊杂志电视台等也都采访过本人，并对此书做过报道。该书当年被全国众多报刊列为中国畅销书榜首，亦被席殊书屋举办的一次由全国五十位著名学者担任评委的民间学术评奖活动评为1998年度中国十大好书之一。该书在2000年中国的“长江《读书》奖”读者评选中被评选为最佳书而获“读者著作奖”。 2002年11月，《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书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即《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于2004年1月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出版修订版。2006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德文版由德国汉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这里连载的是何清涟2005年为德国版出版而重新修订的版本。
（接上期）第四章中国当代寻租活动产生的根源
五、建立道德和政治责任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在瓜分计划经济体制庞大遗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寻租活动，使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严重偏离本应达到的社会目标。发达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历史表明：新生资产阶级总是先有了经济实力，再争取经济权力。鉴于此，在80年代初期，许多知识分子曾充满希望地幻想：随着民间经济力量的日益壮大，以经济权力来削弱非经济权力，会使民主与法制的进程加快。但严酷的现实却没有按照人们的想象发展，生活中大量权钱交易活动，使得人们不得不认知这一现实：有权才能有钱，只有依附于权力才能发财致富，这样反而进一步剌激了官本位意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畸型发展。国际经验和中国的现实均证明，权力垄断社会生产要素对市场经济的危害，特别是对收入分配的危害，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性垄断所造成的分配缺陷危害更大。这种体制繁生出大量官商、官倒及依附于权力阶层的“中介人”。这些人共同谋取财富，其相互勾结使权力结构更加强化，成为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
关于腐败产生及如何克服腐败的问题，人类历史中一直都有一些杰出的思想家穷毕生之力加以探讨，被誉为“政治学之父”的马基雅弗里（Nicclo Machiavelli）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深入研究腐败问题的思想家。他在分析了15世纪意大利的社会情况以后，认为产生腐败的原因有几个，包括社会的不平等，人的私欲，权势者为满足自己一已私利的权势欲，等等。针对当时意大利的社会情况，他提出了消除和防止腐败的办法，如依靠领导者的自律为公民作出良好的榜样，依靠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依靠有效的监察制度，依靠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等等；最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依靠改革来防止腐败的思想。马基雅弗里明确指出，国家政权如果长期不予更新，必然会走向腐败堕落，“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德性必然腐化，如果不加以治疗，这种德性的腐化必然会导致政体的毁灭”。因此他主张经常革故鼎新，为国家注入新的生机，通过种种兴利除弊之举来克服腐败，使国家历久不衰。马基雅弗里对腐败危害性及其根源的认识，不仅震撼了他的同代人，使人们开始正视腐败的灾难性后果，还为后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说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此后以自然法三权分立学说为理论基础，以反腐败为主要目的的西方廉政思想，以及“廉洁政府”理论的盛行，溯其思想源流，都会看见马基雅弗里的影响。
瑞典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对南亚诸国进行了长达15年的实地考察之后，出版了他的姐妹篇名著《亚洲的戏剧：南亚各国贫困的考察》（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与《世界贫困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普遍问题：软政权化(Soft State)和分利集团。他认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属于“软政权”，这种“软政权”有几大基本特征：缺乏立法与具体法律的遵守实施，对法律的解释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松弛性，各级公务员普遍不遵守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社会成员之间常利用各自掌握的资源，在违反和抵制法规的基础上，为一已私利进行交换，亦即存在反法制的互利性；这种以贪污、腐败为基本行为模式的软政权行为有着互诱性和积累效应，对包括下层阶级在内的各社会阶层有着很强的渗透性。萧功秦曾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针对上述现象，他指出，在这种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软政权”模式下，很容易形成各种分利集团，而这种分利集团一旦形成，必然会利用自己垄断的各种资源，通过种种寻租活动获取非法利益，而这些寻租活动又必然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软政权化。“如此恶性循环，一旦这种恶性循环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个国家的政府将面对这两大陷阱的相互沟通而无能为力。”（注11）从中国现在的实际状况看来，这种分析正好切中要害。
如何遏制腐败，防止进一步“软政权化”，阻止分利集团与政治结盟，在中国目前其实己经是关系到国家前途的关键问题。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已经泥足深陷：由于在政府和企业这两大科层组织中拥有权力的大小决定了获得财富的多寡，所以不少政府公务人员不是去考虑如何加强为社会及公众服务，企业负责人不是去考虑如何增加生产，改善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是花费大量精力去进行权力的角逐。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社会基本单元的工作动机，侵蚀了人们的社会道德和政治责任感。
有人根据新加坡的经验总结出，中国目前腐败成风，主要是因为公务员的工资太低，“便宜没好货”，“贪污受贿、谋取各种特权和好处便成了低工资的一种虽然不合法但却合理的必然的补充”。言外之意，当然就是说只要对公务员实行了高工资制，贪污腐败之风就会得到遏制。
对这一看法，作者不敢苟同。因为中国目前的腐败之风并不是依靠对“人民公仆”实行高工资制就可以解决的，历史上清代的“养廉银”制度也没有养出几个清官就是明证。再则欲望无止境，近几年频频曝光的数百万元乃至数千万元、上亿元的贪污案，证明中国的贪渎者依靠贪污所获得的财富之巨，即便是享受高薪的新加坡公务员们也无法望其项背。加之中国贪污腐败受惩率特别低，客观上也助长了贪污腐败之风。总之，在不改变现有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只要贪污腐败的收益远远高于成本（受惩率），在中国实行公务员高工资制，恐怕无法遏止公务员们的贪欲，所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继马基雅弗里之后，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一书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这些年反贪污腐败的各种“阳光法”虽然在不断出台，检察部门、监察部门、纪检部门、反贪局等“意在用权力约束权力”的机构也在叠床架屋般不断成立，但贪污腐败之风却越演越烈，成了一种蔓延全社会的“政治之癌”，每一个新创设的机构不但没能起到其创立时设想的作用，反而只给这些部门的官员提供了贪污受贿的机会。如果推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还是“人治的法制社会”，政府权力大于法律权力，政府官员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到了90年代中后期，左右政府公共政策的主导力量已经是中国的强势精英集团，向“法治的法制社会”演进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如何才能遏止目前这种贿赂公行，腐败成风的局面？笔者认为，这不仅有赖于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还有赖于在社会公众中建立现代化的道德和政治责任感。现行制度的缺陷比较容易理解，如前所述，中国目前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来说，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大权掌握在根本不受任何监督的各级政府手中，“权力腐蚀人，极端的权力极端地腐蚀人”，这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有赖于建章立制，让制度来约束人，使人们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另一方面则是要尽快使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位。否则掌权者中就会出现“前车”不远，“后车”又覆的现象：首都钢铁公司下属的北京钢铁厂厂长管志诚因贪污受贿被处以死刑，管的继任者紧接着步其后尘；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尸骨未寒，接掌其位置的向明序又走上她的老路。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这是“硬体”建设，这方面各国都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然而最困难的问题却不在这方面，而是在“软体”方面，即如何建立道德和政治责任感的问题。再好的制度也必须依赖人去执行，人的素质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关键。以制度创新和明确财产关系为主要观点的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士、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在观察了东欧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后，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尚未找到一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有效药方。但通过己有的经验研究，这样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一，建立有效的经济市场；第二，建立有效的政治市场，即政治体制；第三，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有效协调；第四，宏观经济政策与政治市场、经济市场的互相协调。这里所谈的四点其实就是一点：制度建设。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路径依赖（Path Depends）。这一观点非常强调一个国家在制度改革过程中历史习惯因素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过去从何而来，不知道自己面临的现实制约、传统影响以及文化惯性，就不可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政府声称他们目前正在进行法制建设。据统计，1997年到1998年这一阶段平均每18天就公布一项新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形同虚设。事实上，许多问题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法律要从纸上的文字变成现实，看来还有一段漫漫长路。而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所谓制度建设其实也就是一种文化建设。基于此，在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与建立各种法规法律的同时，如何在国民中，尤其是在政府公务员中建立道德和政治责任感，至少和经济改革、建章立制同等重要。
对中国的思想家们来说，还有一个要倾注全力研究的问题则是：考察中国现时所依赖的“路径”，即历史文化源流，有助于判断中国究竟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法治的法制社会”，而不是一个“人治的法治社会”。因为这两种社会的治理方法完全不是一回事。可以说，解决好这一理论问题，是解决现在中国所有问题的基本认识前提。
(16,41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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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萧功秦：“‘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中国现代化的双重陷阱”，《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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