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7日讯】在“六四”屠城二十三周年的第二天，血债帮的毒舌《环球时报》6月5日某旅日学者署名评论《重建良善得靠底层平民》，以“最美司机”和“最美女教师”为由头，煞有介事地说，“让我们反思这个社会的冷漠和不信任的时候，应该将重建良善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底层。”
这话听起来，很像是李鹏之女在今年中共“两会”上建立公民道德档案之提案的回声。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那里是从上往下、从所谓“代表”往“被代表”推卸责任，而这里是从一边往外、从所谓“知识精英层”往社会底层推卸责任：“有人将良善社会重建的重任寄予我们的知识阶层，但笔者不敢苟同。北大教授钱理群直言，现行中国教育制度培养出一大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判的是某些知识分子向权力奴颜婢膝的现状。这些年，教育制度过分注重知识灌输而忽视人格成长。钱教授这番话也是让我们追问在中国，如何恢复独立人格的价值、社会彼此信任这个更为根本性问题。”“答案是推动民众发扬真诚合作的公共精神。”“今天中国面临一个重建良善社会的任务，我们应把希望寄托于普通公众，把更多的精力、热情投放在基层。”
振振有词，貌似成理。然而，拆穿东洋镜，其实不过是亿根搅屎棍，是一个无耻的理论陷阱。评论承认“数千年来，中国能屡遭入侵而不亡，这有赖士大夫阶级对中国主流价值的捍卫、传承。具有高度历史责任的中国知识阶层引领了近代历次革命。当年的知识阶层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独立人格。”那么请问：是谁造成的“这个社会的冷漠和不信任”？是谁把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独立人格乃至中华民族的整个传统美德扼杀了？又是怎么扼杀的？不正是中共通过暴力和谎言运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卑鄙手段，包括利用底层的良善来打击、扼杀良善的伎俩，来扼杀的吗？既然是这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上梁不正中梁斜的情势下，你说寄希望于底层、下梁，有用吗？蒙谁呢？
再说，这不是否定“关键在领导”吗？这不是对“党的领导”的否定吗？如果真的按照它设定的思维圈套这样认为，那可就上当了。其实，它这就是在实施“党的思想领导”。中共邪党的所谓思想领导历来就是这样，历来就是这样一种没脸没皮、没有原则、出尔反尔的邪恶嘴脸，只要能把人骗了，只要能把人心迷住，只要是达到了党的目的，实现了“领导意图”，那就算实施了“党的思想领导”。因为“党的思想领导”的实质，本来就是那个西来邪灵通过党文化的思维方式、歪理邪说、观念对人的头脑的支配、操控。共产党的手段其实就一个：不择手段。
在天灭中共大势已成，三退人数过亿的今天，此文如同一根搅屎棍子，引诱人们的目光、心思陷入互相推诿的内斗漩涡，因为中共眼下最需要的，就是转移视线，转移人们盯其“死线”——传九评，劝三退的视线，就是对真相的全面掩盖和对良善的继续荼毒，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这一最良善的公民群体残酷镇压的延续，包括对这一血腥罪行特别是贩卖活摘器官那种“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罪行的掩盖，对“六四”屠城等历史罪行真相的继续掩盖，以期拖延被彻底清算的时日，尽量多拉点儿陪葬。而在中共看来，实现这种险恶用心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起所谓“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尤其是人们的良善、底层的良善，使人们更加“想不到”它们会那么邪恶，以便它们在“良善想不到”的情况下，在“良善的意外”，肆无忌惮地行邪作恶。实际上，它们一向都是这么干的，现在还在这么干着，并将继续干下去，直至灭亡。
如果把《环球时报》的言论当作一个整体来考量，就会看得更清楚。因为虽然其作者和编辑是单个的，即使主编也不一定全明就里，但是血债帮的意图，血债帮作为中共邪灵末日代表的图谋，那是很明确的。就拿该报在“六四”屠城二十三周年当天的另一篇评论《不同美国斗力，要斗智慧斗胸怀》来说，就与上述评论一脉相承，沆瀣一气。可谓左右开弓，内外惑乱。那支毒箭向内，糖衣麻药，直射人心。这支毒箭对外，引而不发，打马虎眼。别的不论，明摆着，有两只秃头上的虱子在那儿咬噬着人们的良善：一只在咬噬记忆神经和“爱国热情”，误导人们淡忘“六四”、混淆“中共”与“中国”的界限，把“爱国热情”绑架为“爱党”情结，按照恶党的斗争哲学思维，仇视美国。选择的日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另一只在咬噬“爱国热情”的同时，吞噬着人们的“善意理解”和视网膜，为血债帮维稳经费超过军费的勾当编造借口：“中国既然要发展，就得承受这个压力”，“中美目前没有直接军事冲突的紧迫威胁，但都对它的出现有所担心。这种担心不应被刻意转变成存心要打一仗”，“我们必须清楚，崛起时代的中国安全是很昂贵的，中国保持和平，有可能不比打仗的经济成本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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