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7月1日讯】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著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巨著──《史记》。
武帝对命司马迁为郎中。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 -《太初历》。
《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此后，他秉父遗志看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司马迁的话激怒了汉武帝，司马迁被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
汉武帝时代，死罪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司马迁没有出钱，选择受“腐刑”（宫刑）。经过六年的囚禁，征和元年（前93）出狱。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着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
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
《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 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他在《报任安（少卿）书》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已发愤著书、创作《史记》的决心。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