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短篇小说，在当年发表时，竟能引起上自公安部副部长声称要逮捕作者，下自全国有好几个地市的居委会主任纷纷写信给共产党要控告作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居然既惊扰了“今上”，又触怒了“今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其实，高尔品（辛灏年）27年前在中国大陆发表的短篇小说《细胞闲传》（安徽文学1980年10月号，小说选刊 1981年元月创刊号，黄花岗杂志2007年总第20期），通篇都是心平气和，娓娓道来，寓沉重的话题于轻松的叙述之中，不动声色、却又刀笔深刻地刻画了共产党统治下一个居民委员会主任的“文学形象”。只不过这篇小说在一开头，就让这位刚从市红十字会学习回来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卜阿菊，小说的主人翁，向她治下的百姓们威风凛凛地道出了一句话，就是﹕“你们少看不起我这个居民委员会的主任，我就是政府的细胞！”然而，就是这一句话，才把这个离“七品芝麻官”还不知要差了多少“品”的共产党的最小的官，与政府、特别是共产党的政府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连结了起来。这既使得这位居民主任从此得了一个“细胞”的雅号，使她治下的百姓都称起他“细胞主任”来了，调皮的顽童甚至会躲在她的身后，大声叫她一声“细胞”！却又因为这位细胞主任的一桩桩“德行”，又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难分难解，因而，她这个细胞，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细胞，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是治得好的，还是根本就没有了希望的；也就使人生出了太多的联想，而且想多了还会叫人感到害怕。有鉴于此，所以，一位共产党的比较大的“细胞”，就是作者故地的一位中共市委组织部长，当时便恶狠狠地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高尔品的小说细胞闲传，毒就毒在‘细胞’这两个字上！”还说，“要是早了两年，他就够枪毙！”真是作者侥幸。当真要是早了两年，单为“细胞”这么个称呼与共产党发生了关系，作者怕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那年头，为一个字、两个字掉了脑袋的，还嫌少吗？
二
小说《细胞闲传》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它叙说了一位名叫卜阿菊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就是我们中国人嘴巴里说的“街道干部”，或“街道主任”，与她治下的一户老百姓——右派分子李八一一家的故事。
1958年，只因为这位卜主任，发现那个在中学当教师的李八一，居然在与居委会的干部吵架时，敢骂居委会的干部“跟国民党的保甲长一样凶”，她便因为阶级觉悟高，而立即认识到，像李八一这样的人不是右派，还有谁才是右派？于是就跑到李八一的学校告了他的状，果不然原来就出身不好、并且还有海外关系的李八一，便被打了右派，还加上了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法办送去劳改了。这在一九五七年，实在便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紧接着，大跃进一开始，区里就发动了争当“一片红”街道的竞赛，就是看谁治下的街道，能够把本街道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统统清理掉，变出他“一片红彤彤的世界”来。于是，细胞主任便又用那“车轮滚滚的战术，花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把李八一那个志诚的美人儿给说动了，并且还由她作主，带着孩子改了嫁。于是，卜主任才“虽没有抢人先、却也没有落人后”地争到了“一片红”街道的奖状。
谁想，到了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一天，细胞主任却在大街上看见那个还没有刑满释放的李八一，居然就和一个打扮成“资产阶级妖精”模样的“外国”女人，走在大街上，虽然身后跟着人，却明摆着是在逛大街，于是，满身都是“阶级斗争细胞”的细胞主任，便一马当先地冲上前去，要问个明白，还揪住那个劳改犯不放，非要当场就把他送回班房里面去，连陪同的两个共产党“外事大员”也没有办法阻拦她。闹到最后，竟只好是先上公安局再说。虽然华侨姐姐一走，李八一就又回了劳改工场，但只为卜主任破坏了共产党的“外事纪律”，才不得不向区里作了一番着实的检查。自然，这种事在当时屡见不鲜、司空见惯。就连当今那位八十好几的风流科学家杨振宁在七十年代初第一次回国时，共产党也对他那个打过右派的父亲，作过类似的“美丽包装”处理，以至把那个杨振宁哄得从此年年高喊共产党万岁万万岁，把他那个也受够了共产党罪的老子气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四人帮”终于被共产党自己人打倒了。没想，李八一那个已经“几进宫”的小劳改犯儿子，却和刚刚改正了的右派分子李八一自己，一前一后地找到了此时已经被人称做“细胞奶奶”的卜主任家里。刚出狱的小劳改犯在家里受不了继父的气，要细胞主任帮他找份工作；刚给摘了右派帽子的老子，却要向细胞主任打听自己儿子的下落……
于是，细胞主任这才又动了心思，一边大骂李小明那个不是东西的继父硬是把一个好人家的孩子给打坏了，动员李八一的前妻跟他离婚；一边却做好做歹地逼迫着李八一和他的前妻“破镜重圆”，甚至当没有饭吃的李小明又犯了法被抓进去开庭审判时，她居然大闹法庭，将动员那一对离婚夫妻“破镜重圆”的工作，居然做到了法庭上，不但打动了在场的人心，包括那一对离婚夫妻的人心，而且还大大地出了一回风头，连法院的李院长和张法官都拿她无可奈何。
小说以李八一家大团圆的“欢乐”场面和卜主任在婚礼上出风头的“笑闹”场景收场。
小说虽然时间跨度二十余年，但因作者紧紧地围绕着细胞主任的种种“德行”和右派分子李八一一家的悲惨命运用笔，因此，故事情节显得紧凑而不涣散，人物形象更被刻画得丰满而且复杂，小说语言则生动感人，风趣诙谐，却又用笔极深。
三
小说的成功，关键在于“细胞”主任这个文学形象的塑造成功。换言之，就是作者创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而又复杂的共产党居委会主任的形象，从而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共产党统治本身，作出了既深又广的艺术概括，将“两个太阳照耀下”的中国百姓的无边苦痛和悲惨命运描写得淋漓尽致，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新社会天下红旗一样红”的可怕历史和可笑可悲的现状。
小说在对卜阿菊的性格描写上，首先展现的是她“心狠手辣”的一面，从而将共产党对人的“异化”刻画得入骨三分。
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乱箭射向知识份子的胸膛，其势如暴风骤雨，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一般人，特别是在“细胞”这种岗位上，是没有“不说话、不表态”的自由的。仅仅在这一点上，你可以责怪毛泽东，你可以责怪邓小平，你可以责怪彭真……总之，你可以责怪共产党；但是，你是不可以厚责“细胞”的。反右对科学文化，人伦道德，社会经济，民主法制……的破坏，及其对知识份子的迫害之惨不忍睹，所造成的民族性灾难，其罪恶是罄竹难书的。右派李八一的遭遇，跟我的遭遇相似，应该说还是比较轻的。像北大才女林昭，受尽狱中折磨，终被枪杀，父亲被逼自杀，母亲精神失常，被红卫兵打死在街头……类似遭遇，即便只在北大一所学府，也是多有所在，不一而足。时至今日，中共仍对反右真相讳莫如深，宣传部还在下令禁止纪念反右50周年的活动。就此你就可以想见，小说作者早在近三十年之前就捅这个马蜂窝，戳这个脓包，其敢冒风险之胆，其能洞察史实之识，是多么难能可贵？
作者在小说中描写道﹕“她想，二十七号的李八一，有一次竟骂一个居民小组长—─‘你们是不是国民党的保甲长？这么凶’，——把共产党的街道干部说成是国民党的保甲长，这话太毒，不是右派的话，还是左派的话？”——这便是小说中细胞主任既“富有时代和政治特征”、又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的独特心理活动。
细胞认为，“这话太毒”，但毒在哪里呢？共产党虚构的保甲长形象，要多坏有多坏。这是那时曾经历过两个政权的人所不能轻信的。我可以举出一个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的乡村保长，后移居城市，文革前乡民还曾集体签名给他送了一挂歌功颂德的大匾，但他在文革中还是挨了斗。我想，共产党完蛋之后，大概不会有人怀念共产党的那些街道主任，乡村支书的“德政”的。所以说，“这话太毒，”就毒在它是实话，保甲长是否真坏？既往矣，先不管；“细胞”们的恶行，倒确实是要多坏有多坏，铁的事实就摆在面前。因为在乡村，农民对支书；在城市，居民对街道主任；都是真的又怕又恨的。 1957年许多右派言论对这个政权的定性，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现在国人对干部的评论是，“挨个儿枪毙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就会有漏网的。”这话虽是当年右派分子葛佩奇“杀共产党人”言论的青出于蓝，但这可不是某个人说的，而是传遍全国的舆论，路上行人有口皆“碑”。当然不是流芳百世，而是遗臭万年之“碑”。
作者在小说中叙述道﹕
“反右全面胜利，大跃进也就全面展开。街道居民除了也要砸锅摔碗地大链钢铁之外，还开展了一个争当 ‘一片红’街道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宗旨，就是要在本街道消灭‘五类分子’。因为不如此，就不能早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下，细胞主任烦起神来了。她治下的街道原有两个地主，可幸者已于前两年命归黄泉；还有十户右派，已有五户被卜主任劝离了婚，四户被迫迁走；如今只剩下一个二十七号的李八一。唯有他女人，虽说也只二十四、五年纪，也就一个两岁的孩子，可是这个美人儿却守活寡志诚。” “就这样，细胞主任在一个星期之内，足足跑了李八一家三七二十一趟。用 ‘车轮滚滚’的战术，打‘连环仗’，终于把那个志诚的美人儿劝转了！”
这样说来，细胞卜主任破坏李八一的家庭，也是出于形势逼人。就是说，她逼着人家离婚，是共产党逼着她这样干的。我这样说，决不是要为细胞打掩护。你听听著名作家从维熙是怎么说的？从说﹕“记得，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北京市委一位负责的人物，在一个大礼堂做动员报告。他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诩说，‘我们要把那些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右派分子都挖出来，把北京变成水晶般的城市’。我们不必挑明这个“人物”是不是彭真，反正他总比 “细胞”大，起码是个“器官”。接着，从维熙教训“器官”说，“这些话虽然十分动听，并具有一定的鼓舞力量，但是一个唯物论者忘了唯物主义最起码的常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透明。所谓‘水晶城’之说，是地道的形而上学，神话。”( 从维熙﹕《走向混沌》， 第44页) 由此来看，真的是如小说所言，“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新社会天下红旗一样红”了！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从一滴水看海洋，从一粒沙看大千世界，观一个细胞就能明察组织，器官，系统和整个肌体。文革时提出全国“一片红”，于是全国成了“红海洋”。北京就在一个月的抄家浪潮中，由红卫兵抄了3万多户“黑五类”的家，将近十万人被赶下乡去；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及其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活活打死；到处发生着惨绝人寰的事情。
有一点倒是应该特别指出，历史奚落了那位“器官”大人，让他在文革中也落了个“请君入瓮”的下场。这虽属“狗咬狗”的性质，但也是党性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党性使然，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或曰“天下红旗一样红”。任何人，别说区区细胞，就是大大的“器官”，也对之无可奈何。
然而，虽然在共产党的马列中国“天下红旗一样红”，但细胞却红得有她自己的性格特征，红得“可爱”，红成了一个“左的傻冒”。
这使我想起一个故事，从前，河南省南阳地方有一个草莽出身的实力人物别廷芳。一天，汤恩伯来造访别司令。别司令要集合队伍欢迎汤恩伯，下令道， “按讲话队形紧急集合，排成一个圆周率，”然后他致欢迎词说﹕“弟兄们，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军阀——汤恩伯将军。”
汤知道别是大老粗，居心抬举他，只是用词不当，遂微皱眉头予以制止，忙说﹕“不是，不是。”
但他越是制止，别司令就越说得带劲﹕“就是嘛，是军阀就是军阀嘛，你看他还客气哩！”
大家看，拍马屁拍到了这种份上，是不是叫人哭笑不得。
姑不说“细胞闲传”的作者自己，就已经用“拍马屁”的手法，将共产党统治的黑暗和人民备受煎熬的痛苦，反话正说地、甚至是俏皮而又形象地抒写了出来——诸如将居委会主任称做“政府的细胞”；借共产党说的“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来形容“新社会天下红旗一样红”；和形容中国人民竟然是“两个太阳照耀下的百姓”等等，表面上看，作者的话说得句句都是夸共产党好，却又“毒”得叫共产党“哑巴吃汤圆，只能心里有数”，而不好公开发作。
而作者所着意刻画的细胞主任，就更是具有这等的本事了。她与小说作者不一样的地方则是，作者是有心嘲弄抑揄共产党，细胞却是愚昧地出于对共产党的铁胆忠心。
这样，便因她的阶级斗争意识之清醒，阶级斗争行为之坚决，和她要大抓阶级斗争的那一番激情，才能够把共产党搞得笑也不是、哭也不是，还非顺着她不可。比如前文所说的，明明是共产党要欺骗那个美籍华人，才把她那个劳改犯弟弟从监牢里面弄出来陪他姐姐几天，像对待风流科学家杨振宁的父亲一样，一句真话都不给说。这在共产党是煞费苦心地做假，但在细胞却是要真诚地要将它揭穿——她竟然当着大庭广众之下，不但揭穿了那个劳改犯的真面目，而且还一把揪住，非将他立即重新逮捕归案不可，直把共产党演出的那一场假戏的底牌，整个儿闹了一个底朝天，弄得共产党的脸简直没有地方去搁……
在小说里，细胞类似的语言和行为，可谓俯拾即是。
比如她为了争做“一片红”街道，上门逼迫黄筠芬与右派分子李八一离婚时所说的那一段话﹕“我说黄同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像你这样守着活寡，自己心里既不痛快，外边又要被别人说你界限不清。我也是个女人，说句直肠子话，换了我，就非离婚不可。不冲着我自己守不住，还冲着孩子，没的叫人指着孩子的脊梁心说他是小右派，你听了心里好受？将来大了，还要受他老子牵连，一辈子做不得人！单为这，你也该好生儿想想才是！”
细胞主任的这一段劝，不啻是告诉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共产党就是这样将太多的中国人逼迫得“家破人亡”的！而且，岂但是害得无辜人民家破人亡，而且还要人家子子孙孙，一生一世都“做不得人”！共产党所专讲的“出身论”、“成分论”、直到在文革中高唱“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之种种史无前例的反动黑暗行径，实在让细胞主任用她生动准确、充满个性的语言，全都揭发了一个干干净净。
二十年后，当她又要逼着黄筠芬和李八一“破镜重圆”的时候，她又曾这样劝说道﹕
“我说黄同志，千万别伤了身子。好不容易才熬到了这一天，有话好好说，李老师也不是不懂理的人，他岂不知你是为时势所逼，要不，一个好好的女人，凭什么要厚着脸皮再嫁，眼睁睁瞧着孩子遭人蹂躏……”
这简直就是在骂共产党逼良为“娼”了。这个好女人在细胞主任的嘴巴里，居然是“为时势所逼”，这个时势是谁制造的呢？难道不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吗？
再比如刚刚被放出来的小劳改犯李小明出来找她这个街道主任讨饭碗时，她便指着她的鼻子骂道﹕“如今好人都难得有饭吃，还有你端的碗！”然而，细胞的话倒是将“两个太阳照耀下的幸福百姓”们那种苦不堪言的幸福生活，又揭了个底朝天。
这之后，当她又要来劝说李八一同意和前妻破镜重圆时，她又这样地对前右派分子李八一说道﹕
“可怜你虽坐了班房，黄同志不也强如坐了班房一样，都受了二十多年的罪，还不该互相体贴着点儿……”
这话，等于是说，若大的一个中国大陆，整个就是一座大班房，哪有什么内外之分！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是个很好的概括。不过这话由细胞口中吐出，就是共产党在控诉共产党了。这也是作者“居心叵测”的地方。
作者赋予细胞主任的最精彩的性格语言，还是她在法庭上对“共产党时代”所发表的“总结性讲话”。她大声疾呼地喊道﹕
“同志们哪，我就是奔四化居委会的主任，叫卜阿菊。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李小明这孩子，从小可是好人家的孩子，他娘老子都是当老师的，人家家里行的是什么教育？可是，千怪万怪，不该把他老子冤打成右派；千怪万怪，他娘不该嫁给那么一个狠心的男人；千怪万怪，要怪‘四人帮’这伙杂种害苦了我们的下一代。说起来，真叫人心里难过，他老子当了右派，娘改了嫁，他从小就挨继父老子的打骂，流落街头，抓进去又放出来，再打出去。就是金做的孩子也好不了！”
细胞主任说了三个“千怪万怪”，以进行“血泪控诉”。然而，这三个“千怪万怪”，说道底，不就是要怪“共产党从反右派到搞文革这长达二十年的残酷血腥统治”吗？最后一怪则是给画好的龙“点了睛”的，就是“千怪万怪，要怪‘四人帮’这伙杂种害苦了我们的下一代！”在这里，细胞说的，倒是和搞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共产党一样，凡是坏事都往四人帮这垃圾篓子里面扔。不过，那时，中国人在说“四人帮”时总是伸五个指头 ( ——参见邓小平答意大利记 者问 )，即，都心知肚明是“五人帮”。它说明，“这伙杂种”中还有一个，而且是最大的，便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红太阳”毛泽东！因为，正是他这“第二个太阳”，才把中国人烤焦了，烤烂了，烤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了！。细胞主任的讲演真是将共产党的毛泽东时代“高度地、深刻地、生动地和形象地作了太好的艺术概括”。她按照共产党的时代语言所说出的话，即饱含着大谎言的大实话，又该是何等的真实！她确实是让共产党笑既笑不出来，骂又骂不出口……。
四
然而，生活之树常青。生活中的 “细胞”，却是个活生生的人，是个性来得非常鲜明的一个女人。在她的身上，我们甚至不难看到下层社会女性的朴实、善良、热情与活力，有时还很富有人情味。虽然这一面，也被共产党将之深刻地异化了。
你看她，无论办好事还是干罪恶勾当，总是那样风火泼辣，虎虎有生气。她大闹法庭时的精彩表现，便活脱脱地表现出了她的热情和至诚，不仅强烈地感染着和鼓动着听众，甚至将共产党“假戏假唱”的法庭，闹了个鸡犬不宁。
一个人不管你在发雷霆之怒还是心平气和，不管你语言无味还是说得天花乱坠，只要有呼无应，在旁人身上不产生影响，就形不成戏剧，艺术性在这里就没有立足之地。说书艺人的常言，说得好，“说动人心方为妙，说不动人心白费工。”
但细胞可是了得，她在法庭上竟然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使得共产党的“法官们一时面面相觑，待要拍‘惊堂木’，又撕 不开这熟人的面皮，而且区里谁不知道‘细胞卜主任’”？于是， “原来嗡嗡的人声，经她这一闹，倒反而安静了下来。连李小明也抬起了冷漠的脸。”“严肃的法庭上陡然发出一片哄笑，还夹着啧啧赞许的声音。”“她的话乱了法庭，也乱了那一对离婚男女与罪犯李小明的心。那女人的脸竟红到了脖根，那男人却搭拉下眼皮去了。唯有李小明才睁大眼睛，盯住卜主任，眼里闪着一束强烈的渴望的光泽。”连“听众”也“唰地将眼光一起投向那女人。女人的脸顿时一道红，一道白，额上还沁出了一层密细细的汗珠，看样子就像要撑不住了。法庭彻底乱了。宛如法官就是卜主任似的，人们一起看着她，先是窃窃有声，后来竟然干脆大说大指起来。法官无奈何之下，只得宣布休庭。”因为，实在是审不下去了。就不说，“这里，人们正在围观不止，屏声静息；那边却响起卜主任一声惊叫，原来是那女人昏倒在她的怀里了……”
作者巧妙地用场景的鸟瞰图与特写镜头相结合，描写了细胞主任风风火火的“革命性格”，其所产生的强烈的戏剧效果，把故事的情节推向了高潮。其中起酵母作用的，就是细胞主任那句稀松平常却富有人情味的一句良心话﹕“为了孩子要紧哪，谁人的心不都是肉长的？”应该说，这才是终于划破了那个黑暗极权社会的一道千里雷鸣和万里闪电——就是人性的力量。
细胞主任毕竟是一个人，是一个女人，她也有血有肉，有爱有恨，虽因共产党大抓阶级斗争，而使她变成铁石心肠；却只要共产党的社会还了稍许“人性”，她的铁石心肠就立即会重新变成“肉长的”，她就会从性之恶，返回性本善。虽然，她的恶和善都是被共产党“炼”变了形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细胞的身上，明显地看到共产党所一手造就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并通过这个变化，看到罪恶的党性和善良的人性是怎样地进行着搏斗的。用共产党文艺理论家胡风的所谓理论来说，就是所谓“主观与客观的血肉搏斗”，就是“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复杂表现。而小说《细胞闲传》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之处，就是把社会的外在矛盾、冲突和斗争，内化成了“罪恶的党性与善良的人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尖锐冲突，从而对塑造“细胞”的性格形象，起到了十分精彩的效果。
比如当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因为党性跋扈，人性便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在这个时期，你就找不出细胞有什么善行，几乎全是恶行累累。在她的身上，与党性相配合的，便是人性恶(损人利己)的一面。如她为了自己的政治前程，就不顾别人死活，把李八一打成右派，还“顿时美滋滋地，觉得自己对党贡献挺大。”她为了能够“领着一支锣响鼓隆的队伍涌进区政府，领到那张通红的‘一片红’奖状”，就离间和破坏了起码是六个家庭。这时候，人性善的一面——例如，她尽管是在说着富有人情味的话，表着富有同情心的情，但，只因为她是要用它们来为那个恶党服务，所以，她就成了一个说人话不办人事的十恶不赦的恶女人、坏细胞了，让读者感到她那令人恶心的伪善和百分之百的欺骗﹕“……我也是个女人，说句直肠子话，换了我，就非离婚不可。不冲着我自己守不住，还冲着孩子，没的叫人指着孩子的脊梁心说他是小右派，你听了心里好受？将来大了，还要受他老子牵连，一辈子做不得人，单为这，你也该好生儿想想才是。”
她为了拆散人家家庭，竟然充分地表现了一个女细胞主任的“热情和关怀”﹕“她偷眼看看，见那女人只抬脸看了她一眼，便又低下了眉。她情知自己说孩子的话入了门，忙把手上的针线活往腿上一搁，说，‘黄同志，虽说你如今是个右派分子的女人，我是居委会主任，本不是一个阶级，可是，我还是同情你，钦佩你，你要信得过，那我就再给你找个主。那个校长，你不喜欢倒也罢了。我心里倒有一个人，说出来，不知你心里情愿不情愿？’
她甚至将一个下层妇女的善良与同情，一个街道主任的机警与狡猾，和她要完成党的任务所必须具有的残酷心肠，天衣无缝地结合到一起来了﹕“她又在小孩的褂子上扎了两针，又偷偷看了那女人一眼，忽然站起身来，按住女人的肩膀，说，‘我知道你自己是教书的，不同的鸟就要不同的窝，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区里的教育科长，先前的老婆离了。原因是他不生。这对旁的女人虽不好，对你倒正合适。他不生，就不会对你家小明坏。找个能生的，你再为他添上两个，谁养的谁疼，小明跑不了要受继父老子的气。叫我看，就他好。你要同意，过两天就见见面；合得来就边离边结，两边都好。’”
你看她多么地会“体贴”人，多么地“善解人意”，为她人的幸福想得又是多么地“周到”。然而，这一切的体贴、周到和善解人意，却全是用来为自己争做共产党的“一片红”街道，而强逼那个可怜的右派妻子与她的丈夫离婚所“设计”的。
作者在这里不仅借用细胞的复杂性格，揭示了细胞以善为恶的可怕聪明性格，更通过这一场以恶灭善的心理开掘，揭露了万恶的党性之所以能得以实现的心理机制，指出共产党的党性正是通过人性恶的一面而得逞的。并且这个人性恶，不论它是用恶来表现还是用善来表现。
可是，等到“四人帮”倒了，文革也结束了，李八一平了反，李小明也放出来了，由于社会稍稍向有人性的一面发生了倾斜，细胞主任在善与恶和是与非的表现上也立即发生了改变，在她的身上，善性甚至立即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复归，虽然这复归里面，也隐藏着一个街道主任在政治上的精明和“为人处世”上的奸猾。因此，当刚刚释放回家的李小明，又被他的继父老子打出了家门时，这位“细胞奶奶”居然就能够怒气填膺地领着李小明，赶到他家的门口，撒泼似地将李小明的继父，一个共产党的小干部，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说谁要是再把李小明打出门，逼着他去偷、去抢，我们绝不饶过他！有种的自己生一个出来打，没的把人家孩子当下饭小菜，打进了班房你省心！他娘每月也挣五十几块，也没白吃你，逞你继父老子什么凶？如今不是‘四人帮’的时候了！我姓卜的今儿把话说在前头，要是谁再敢虐待他母子，街道非斗你七七四十九天不可！”
现在我们可以来综合地说一说“细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了。她是好人吗？不能这样说。是坏人吗？也不能这样说；不是好人吗？也不能这样说。不是坏人吗？还是不能这样说。然则，细胞主任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曰，她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是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一个错综复杂之矛盾综合体也。唯其矛盾综合，才是生动的现实，而不是机械的陈列；唯其发展变化，才构成她的历史，而不是静态的“闲传”；唯其错综复杂，才使她的形象显得多姿多采，复杂而不单调，丰满而不单薄。也唯其如此，这个人人似曾相识的居委会主任——“细胞”卜阿菊，才能处处被碰到，而又似是而非；只有作家高尔品（辛灏年）先生塑造的这个艺术典型，才能够立足于现代的文学人物画廊之中，独放异彩；更使得共产党时代的“细胞”卜阿菊，成了名副其实的 “这一个”。
倘若我突发奇想，假定“细胞”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她很可能会是一个好人，当她 “政务”缠身时，仍歉意于“对男人也太冷落了点儿，便偎过去，给丈夫掖掖被子”。当得到华侨女人的礼物时，“眼瞧着一只金丝遮阳眼镜，一个小小的电算盘儿和一件褂料，心里早想起了自己当工人的老大，做高中生的老二，还有下个月就要过十五岁生日的小女儿……”。当她把李小明领回家、怒斥其继父时，特别是在法庭作证时，她既表现出有胆有识的社会正义感，又可以看出是母性的强烈发作。甚至于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诸如重视穿衣，工于打扮，也能显示出一个正常女人爱美的天性。而且她还不失一个社会下层妇女的那种可爱的粗俗，比如，她在劝说李八一的前妻与前夫破镜重圆时，居然就能够如此俗而又俗地说道﹕“离，非跟他离，我为你做主。一只阉了的公鸡，让他搂着都没滋味！”
凡此种种，足证她如果生活在正常社会，就会有资格作一个合格的公民；在家庭则会是一个贤妻良母。而生活在极权社会，也就只能徒叹奈何了。中共的洋祖宗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所以，细胞的思想就是共产党的思想；细胞的性格也处处掺杂着共产党的性格，唯其善良的本性则为共产党所没有。这一切也确如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早就说过的一样﹕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孟子。公都章》)若要将这话用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则是﹕毛泽东共产党兴，则民便会“很没有良心哩……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
结语
总之，小说《细胞闲传》是对共中国社会的一次“切片检查”，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对共产党的癌症所进行的一次大胆的“切片确诊”。结论便是﹕共产党患的是癌症，是无药可救的……。于是，共产党在垂死之前，不但恶性不改，而且也改不了，甚至还一心想给那个为他作切片检查、并判了他死刑的医生——小说《细胞闲传》的作者“绳之以法”，便是可想而知的了。因为，这才是共产党，才符合共产党的德性和形象，才是患了绝症的共产党最想干的事情。它只能说明，小说《细胞闲传》在思想上挖掘得准确而又深刻，和它在艺术形象塑造上的匠心独具。当然，近三十年前，年轻的小说作者，就能够有这样的胆识和能力，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虽然，他从此便要被压迫在一切虚假文学的阴山之下，并且一压就是近三十年，直到把作者高尔品压成了学者辛灏年，将小说《细胞闲传》压成了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难怪许多读过《谁是新中国》的读者，在读了小说《细胞闲传》之后，都曾惊叹地说，原来你在三十年前就这么“反动”呀，怪不得你能够写出《谁是新中国》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讲过，“内容越反动的作品而又越带艺术性，就越能毒害人民，就越应该排斥。”小说《细胞闲传》看来就是“这样的作品”。
然而，如果把这句话改成“内容越真实的作品而又越带艺术性，就越能唤醒人民，就越应该欢迎”，那么，对小说《细胞闲传》而言，倒是恰到好处。
选自大纪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