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一代巨星上官云珠在家中跳楼自杀，年仅48岁。
文革后，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撰写了《母亲上官云珠》一文，回忆了母亲自杀前那段黑暗的日子，以及母亲死后不久家人的不幸。
1969年1月初，韦然从北京到山西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同母异父的姐姐的来信，让他马上回上海一趟。他想，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
一到上海，韦然立即到音乐学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可是碰上文革，一切都成了未知数。姐姐在校园里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他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他就哭了。
回到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韦然发现这个家已完全不像个家了。一到四层楼道墙壁上全是妈妈上官云珠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半年内连续两次大手术（乳腺切除术和脑手术）的妈妈，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回，脑子有病，正常思维还未恢复，就一瘸一拐地被他们赶出了医院。
在韦然的记忆里，那时候的母亲，人是半傻的，没有一点力气，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这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韦然写道。
自杀的前一天，上官云珠又一次被传唤，遭到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的轮番逼问，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上官云珠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
上官云珠回到“牛棚”时，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和王丹凤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上官云珠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韦然记得很清楚，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上官云珠从楼上跳下，落在了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等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等上官云珠的女儿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她妈妈的骨灰也没有见到。
这之后不久，韦然的几位亲友也相继不幸离世。
韦然的姐姐有一位同学，也是她的男朋友，叫燕凯。上官云珠身后的一切，都是他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高大英俊，韦然一直视他为姐夫。“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韦然说。可就在上官云珠死后一年半，1970年3月8日，燕凯也因遭受迫害，自杀身亡，年仅24岁。
韦然的叔叔程述铭是一位天文物理学家，为中国天文报时准确性跃居世界前列做出了杰出贡献。1971年深秋，在上海天文台的隔离关押地，上吊自杀。那一年他 46岁。
步他们后尘的还有韦然的姐姐。
他的文章里回忆说，文革初起，他姐姐投身运动，为了表明立场，曾主动提出和妈妈划清界线，后来又搬到学校去住。可是在当时，血统论是唯一的一把尺子。姐姐有一个“三名三高”的妈妈，还有一个“卖国主义”的爸爸（她的父亲姚克，写过电影《清宫秘史》，一度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影片），无论主观上怎样努力，也是红不起来的。
韦然悲痛的写道：“妈妈去世后，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姐姐四处奔波。9月末一个细雨绯绯的下午，姐姐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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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