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冇搞错》。3月9日。
多年前在网上看过一个段子，真实与否无法深究。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美互派教育考察团到对方访问。美国考察团考察后，发现中国学生的学习非常刻苦，主动性极强，每天功课都做到晚上十点以后。而且，中国学校注重数学、物理、化学等等科目，相对来说，比较轻视社会科学和其他文科。学校中理工科成绩最好的学生，是学校中的明星。他们因此得出一个结论，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必定会将超过美国。
中国考察团到了美国之后，发现美国学校课堂概率松散，学生并不非常用功，学习时间短，功课也少，考试居然很多是开卷。学校课程里面，文科成绩最受重视，数学反而教得少。高中数学，比中国差了好几个级别。最有意思的，是美国高中极为重视体育运动，篮球、棒球、橄榄球校队成员，是学校中的明星，受到学校、学生和家长的追捧。他们的结论，和美国人一样，也是二三十年后，中国科技进步，一定会超越美国。
结果当然完全出任意料。以诺贝尔奖为例，我们只算科学类，从2000年以后，美国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总共25人，诺贝尔物理奖26人，生物和医学奖22人。中国大陆，只有一个人。
除了诺贝尔科学奖项外，美国人带动了互联网科技大跃进，生物科技大发展。而中国人呢？据说有新四大发明，共享自行车、高铁、网购、移动支付。严格说起来，这四个东西，没有一个是真正中国大陆发明的。
这种现实，是否应该让中国人或者中国政府认真思考一下，原因到底在哪里？
正在北京召开的两会推出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机构改革排第一名的，是重组科技部。官方是这么说的：对国际科技竞争和外部遏制打压的严峻形势，必须进一步理顺科技领导和管理体制，更好统筹科技力量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攻坚克难，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中央科技委员会办事机构职责由重组后的科学技术部整体承担。
也就是说，国务院这个科学技术部，其实只是一个办事机构，因为中共中央还要组建一个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务院这个改革科技部，只是中共中央科技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我们都听说过的，中国过去几年投了超过一万亿的资金，去支持中国半导体芯片科技，结果当然是惨不忍睹。中共历史上最辉煌的成就，就是投资数百亿，以饿死上千万人的代价，成功造出了原子弹。但那个原子弹，不是自己研究的。
中国原子核子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被认为在中共研发原子弹过程中的贡献中，比钱三强更高。何泽慧出身于苏州官宦世家，1936年以最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后来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与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共同做研究，进了巴黎大学的居里夫人实验室，因此也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称号。她和钱三强回到中国，一起研究原子弹和氢弹。
后来中央电视台曾经采访她，恭维她贡献巨大，她说：那都是抄来的，抄谁不会抄啊。何女士当然是自谦，我们现在是抄也不会抄呢。但她说的是实情，当年的原子弹，确实是从苏联人那里直接抄过来的。
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段子吧。中国学生那么努力，高中生的数学、物理和化学，都比美国人强多了，为什么二十年后的比较结果那么难看？
我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是伯明罕大学化学科的博士生。他的导师据说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毕业后留校做博士后，主要帮教授带研究生。
他的学生有二十多人，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只有两个英国本地的学生。我问他，这么多学生里面，谁最有可能做出创新发现或发明，他想了一会，告诉我说，应该是那两个英国学生。
我很好奇，问他原因。他解释说，做博士生很辛苦，中国留学生说那是“高科技奴工”，拿钱少，干活多，有时候要连续十个小时待在实验室里面。中国和印度的学生，智商都很高，而且成绩很好，但他们大多想的是找工作，哪个公司工资高，谁能够帮他们办身份。但那两个英国学生，却是真心对化学感兴趣，对化学实验充满了热爱和向往。每次实验室下来，大家都疲惫不堪，只有两个英国学生，在酒吧里面还会津津乐道地谈实验。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能力决定下限，格局决定上限。做多大的烙饼，是由锅决定的。
美国经济学家杜拉克，是创新创业领域中的大师。他在谈到创新创业的时候，提出过非常多的相关理论，其中我记得，最重要的有一条，就是：中央计划是创新的大敌。
这个好像不容易理解，领导重视，投入很大，应该容易出成绩，为什么反而是大敌呢？其实，这个从哲学高度应该更好理解。既然是创新，就是前人不了解不知道的内容，既然不知道不了解，又如何能够提前去设计方向呢？反过来说，如果由一个不了解最新领域的人，去设计了一个创新，最后这个计划，将反而是一种障碍，一种阻碍。
这尤其在官本位的体制中，或者是权威的体制中，就更为突出了。
前苏联的例子就是这样。中共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就是模仿前苏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世界都开始进入前电子时代。作为战胜国，苏联和美国的电子技术可以说是并驾齐驱。那时候最先进的就是真空管，它体积很大，像一个小瓶子一样，可以对电子信号进行重新发送。当时的电子设备，小到民用的收音机、扩音机，大到雷达，都是用真空管处理电子信号的。
五十年代，半导体发明，但很明显有很多弱点，信号还原度远远不如真空管。苏联科委研究了一番，最后决定还是要大力发展真空管。结果苏联科学家，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去研究真空管的改进。当然，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电子管半导体飞速发展，等到苏联人反应过来，想要改变的时候，已经落后二十年了。等到苏联开始研究电子管，美国已经开始集成电路，然后集成电路微型化，就是所谓的芯片了。
在应用方面更是如此。
七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城市的孩子里面流行半导体。大家热衷组装收音机，从商店买来各种元器件，按照图纸用电烙铁，用锡把一个一个的元件固定在电路板上。
我那时上初中，有两个同学，这方面非常厉害。有一次他们居然装出来一个对讲机。就是walkie talkie。当然非常初级，功能很差，只能在一两公里远收到信号，再远就收不到了。但就这样，大家也还是极为兴奋。大家于是拿着两个极为粗陋的东西来试验，走到另一栋楼的楼顶通话。
“地瓜地瓜，我是土豆”，或者是“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真的能够听得到，大家开心得不得了。有一个小孩心血来潮，对着对讲机说，“台湾台湾，我是北京”。大家哈哈大笑。
结果当天夜里，全副武装的军人，闯进了一个小孩的家里，把他吓得半死。好在他父亲也是军官，而且他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军人问了半天，认定确实是小孩子的把戏，最后只是把东西收走了。
一番惊吓，大家都不敢再试新东西了。我的那些天才同学们，最后没有一个人变成了半导体专家，连去电子厂工作的都没有。
那时候，商店里面有不少半导体元器件卖，有什么二极管、三极管等等。有朋友的亲戚在军工厂工作，常常给他带来一些质量非常好的东西。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街上买到的，质量都很差，是三级产品。他说，一级产品用于军队设备，二级产品都丢掉，埋起来了，怕给老百姓拿去搞出什么新东西，三级产品才公开销售。对于他的解释，我从来没有去求证过，但以我对那个体制的了解，这绝对是合理的处理方法。
这种封闭式的发展，其结果可想而知。中国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造电视机的企业，叫长虹电器，四川绵阳的，原本就是专门给军队生产电子产品的。后来专门卖日本的彩色显像管，一度占据了中国电视机市场的一半左右。只是，这种工厂主要靠抄，抄谁不会啊，自己没有研发能力，很快别人发明了液晶电视，也就没落了。
中国国有的高科技企业，有清华紫光，还有北大方正，一个硬件，一个软件，结果现在一个已经破产，一个即将破产。他们不是不受重视，一个背靠清华大学，一个背靠北京大学，也不是没有钱，两个公司都曾经上千亿资产。但是这种官僚资本，最后没出任何新东西。
我想，还是杜拉克说得对，依靠中央计划，依靠权威定方向，这些都是创新创业最大的敌人。因为创新需要自由思想，需要挑战权威的勇气，而这些恰恰是专制体制不能容忍的内容。
能力决定下限，格局决定上限。水泥堤坝，可以管住小河流，但限制不了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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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