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了的党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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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子：语言——民族的灵魂和记忆
1．相互叫“同志”
2．典型的党八股词
1）会议精神、路线、认识、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2）领导、单位、组织、档案、政审、户口——监控严密的组织形式
3）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劳模、上级、代表、委员会——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
4）奋斗、自我检查、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煽动斗争为“党”充电
3．中共用党话重组中国人的生活
1）习焉不察的党话
2）党话强制建构的政治体制
3）党话强制建构的精神生活
4）党话大举侵入私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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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语言——民族的灵魂和记忆

语言是人类用以储存记忆、交换信息、传递经验、教化后代的工具。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记忆，语言凝摄着该民族的终极关怀、价值观念、历史智慧、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社会风俗，反映了该民族与宇宙的关系、在世界中的定位、整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的走向。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大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

据《易．系词下》记载：古代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他抬头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现象。俯身观察地上山川河流等变化规律，观察鸟兽皮毛文采与地上适宜生长的植物，近则取法于人身，远则取法于各物象，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与神明的德性相贯通，用来表征万事万物的情状（“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段话虽然是讲八卦的起源，但我们几乎可以把它移用来概括中国语言的起源。先民们把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形象提取出来，制成半抽像半具体的符号，用来表征天地万物，并且与神明沟通——这就是汉语的来源。汉语的起源决定了其字形和语音与宇宙有着巧妙的连带关系，语言成为沟通天、地、人三者的桥梁。

语言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风貌。由于人类一切精神和物质活动都以语言为中介，因此可以说，一个文化的形态就是该民族语言的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创造文化，就是创造一种独特的语言；毁灭文化，就是毁灭承载这种文化的语言。

古人云，言为心声，文以载道。古人以虔敬的心情，珍重上天赐予他们的语言文字。从存世的典籍我们可以约略看出先民的语言风貌和精神风貌。从深奥精微的《周易》，到简括透辟的《老子》；从温柔敦厚的《诗经》，到瑰丽高洁的《离骚》；从微言大义的《春秋》，到雄深雅健的《史记》；从质直少文的汉译佛经，到恢弘华美的唐诗、绮丽婉约的宋词、酣畅淋漓的元曲，汉语记录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博大的内心世界和不懈的精神追求。

一个自尊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语言，一个自爱的民族必然爱护自己的语言，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必然善用自己的语言。

可是，由于近代中国在文明进程中遭遇种种内忧外患和屈辱，一次次军事和外交的挫败使很多人渐渐丧失了对古国文明的自信，也丧失了对中国语言的自信。白话文运动，世界语运动、废除汉字、线装书扔茅厕……知识份子提出一个比一个更激进的方案。危机意识深重的民众不暇深思，一些方案于是在社会上赢得了相当程度的赞同，汉语的纯正性开始被缓慢侵蚀。虽然如此，这些局部的对语言文字的摧残和变异，由于没有政权的大规模介入，并没有对语言造成致命性的打击。

中共夺取政权以后，视正统中华文化为其专制统治的最大障碍。面对人口众多的中华古国，中共无法完全撇开传统另搞一套，因此它选择了借体寄生、从内部毁灭民族文化的做法。它对汉语的态度也不是连根拔起，而是继承表面形式，输入党文化内容，使党文化的毒素附着在民族语言的肌体上。这种做法，对于中共来说，可谓“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中共利用其掌控的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报纸、广播、电影电视、文艺团体，没完没了的会议、堆积如山的文件、不间断的狂暴政治运动，创造了数量巨大的党文化新词和特殊的表达方式，再用字典、词典、各种工具书、教材、语言规划部门的文件把它们固定下来。简化字的颁行使年轻一代无法阅读古籍，中共的御用文人鼓吹其党魁创造了新的语言规范和美学标准，大、中、小学一以贯之的党文化教育使学生们把邪恶僵化丑陋虚伪的党话当成理所当然。时至今日，同志、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党八股词充斥在文件、报刊、书籍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里，铺天盖地的党话成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语言现实。人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中共刻意营造的语言空间中却冥然不觉，以为现在使用的语言是民族语言自然发展的结果，以为天下所有正常人都这么说话。离开了党八股，人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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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盗用国家政权对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深刻伤害，可以说前无古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被党文化严重污染的语言，严重地损害了人们反思中共、反思党文化、构思民族未来的能力。很多人都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人们用中共制造的语言批判中共，愤怒声讨中共的文章仍然称中共建政为“解放”，有人在“退党声明”中仍然说“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让人简直难以分辨他到底是要唾弃中共，还是要感激中共。在中共政权摇摇欲坠、人民亟待回归正常人类文化的今天，认清附着在民族语言上的党话，清除党话，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1．相互叫“同志”

中国人最熟悉的党话要算“同志”了：张同志，王同志，老同志，小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好同志，新同志，家长同志，领导同志，司机同志，局长同志，甚至主席同志……更有影视作品中的经典台词和生活中的习惯用语：“同志，我可找到你了！”，“同志们，冲啊！”，“一条战线的革命同志”，“同一个战壕的革命同志”，“向某某同志学习”，“向某某同志致敬”，“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一词的使用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都不觉得它是共产党的词了。

有人从中国古籍中或者成语中找到几丝“同志”的踪迹，但应该说被共产党流行起来的“同志”一词并非中国古已有之，而是一个外来词。考证起来，“同志”来源于英文单词comrade，常见于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日本人最先用“同志”来翻译comrade，后来引入中国，作为对于志同道合（特别是指在政治方面）的人的称呼。十九世纪末，清光绪皇帝在筹划“戊戌变法”的时候，就对变法派的大臣采用了“同志”这一称呼。在同盟会以及以之为基础而创立的国民党内，“同志”一词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但是“同志”在国民党内使用的时候，更像是一个普通名词而非称谓用词。在使用称谓时，依然采用“先生”、“女士”、“小姐”等。例如：“张先生是我们忠实可靠的同志”。

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时，也开始引用“同志”一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涵义。1923年以后，在中共内部以及与外国共产党及工人组织之间，互称“同志”也多了起来。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同志”一词在中国大陆地区普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中共头目在1959年还专门指示，要大家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在其党内一律称“同志”。实际上，同志的外延早就扩大了，使得这一称呼并非仅仅在党内使用，而是成为公民彼此之间的一般称呼了，并习惯将这一称呼放在对方姓名之后，甚至放在职称之后，成为一种最经常使用的称谓。例如：“张同志是忠实可靠的”，“部长同志”，“工人同志”，“妇女同志”等等。

中国传统社会流传下来的人际交往时的称谓消失了，都被“同志”了，但是，“同”的是党的“志”。“同志”抽掉了人的自然属性，赋予人“集团”、“党派”、“帮派”的性质。这个称谓具有鲜明的选择意味，认同中共的意识形态，遵从中共的“革命”目标，服从党的领导的就是同志，背后掩盖的是对所有人自由的剥夺。人们天真地以为，彼此称“同志”反映了“革命队伍”中的平等和亲切。恰恰相反，“同志”让人失去自由意志而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词表面的平等背后是森严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同志”反映的是绝对权威，“小平同志”表现的是领导一切的地位，“江泽民同志”显示的是阴谋家的火箭窜升。什么时候中共干部把治下的老百姓看成过平等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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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对于称谓是很有讲究的。《论语‧颜渊》记载，齐景公向孔子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君要象君的样子，臣要象臣的样子，父要象父的样子，子要象子的样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子路》记载，子路一次问孔子：“如果卫君有意让您来主政（卫君待子而为政），您将从何处下手呢？”孔子说：“那一定要从‘正名’开始吧（必也正名乎）！”“如果名不正，说起来便不顺；说起来不顺，就做不成事；做不成事，便不能兴礼乐；礼乐不兴，那么刑罚也不能中肯；刑罚不中肯，民众将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在传统观念中，制订并使用恰当的命名是“为政”（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出发点。恰当的称谓（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把人置于一个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当中，使人的行为有所依据。

语言不仅仅是思想的外衣，语言也能创造出物质现实。中共就是这样在废除传统社会以天然伦理为基础的称谓系统的同时，废除了传统宗法制度，把社会中原本定位有序的个人变成了无序无位的帮派教派成员。

把丰富的称谓简单化为“同志”，其实是共产党斗争哲学的需要。“同志”一词也确实只是在搞暴力革命的共产党国家成为主流称谓。这一称谓在社会学上的特征为：（1）个体独立性差；（2）群体封闭性强；（3）社会包容性差；（4）较高不安全感。在中共的字典里，不是“同志”，就是“敌人”，就是另类，就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中共发行的毛选开篇即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共树立的几大“民主党派”人士，是中共政治上的“亲密朋友”，中共也都称他们为“同志”。“对同志要象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象严冬般冷酷。” “同志”这个称谓所具有的肃杀政治气味，人们也早已习以为常。凡是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被中共定性为敌人是什么样的情形。在上个世纪中期，若你“成分高”（出身于“地主”、“富农”或“资本家”家庭）或有点儿历史问题什么的，长期蔑视你的人称呼你一声“同志”，你能激动得浑身发抖。

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可能会面临着失去“同志”资格的危险。如果胜利的一方认为对方仅仅是犯了错误，哪怕是严重的错误，失败的一方通常还可以保留党籍，并且尽管很少再有机会出现在官方文件中，但是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例如讣告），官方文件依然会称他们为“同志”。如果胜利的一方认为对方的性质比犯错误更严重，失败的一方通常会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今后的官方文件也不会再称之为“同志”了。同样，在共产党的国际政治中，是否使用“同志”这一称呼，也反映了两国是否还属于同一阵营。

典型的“同志”既无个体意识，也无社会公民意识，承担不了正常社会中公民应负担的责任，剩下的仅仅是对上级帮派组织中共的服从。众多“同志”不能构成正常意义的社会，仅能构成团体和宗教。这个团体采用控制的方式拢住人心，并执掌国家政权，把社会变成邪教式的封闭体系。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共历史上，众人在挤进“同志”行列的同时，不惜把他人打成敌人，以至人人为敌。

这个称谓通过千百万次的“称呼－应答”的实践，具有强烈的暗示诱导作用，使人们加深对中共集团的认同感。《九评共产党》揭示出中共是一个害人的邪教，“同志”的称呼就是这个邪教团体对其信徒的召唤和控制。每次你对“同志”的称呼做出无所谓的应答，就是承认了你的在教身份，就加强了邪灵控制你的那个无形的纽带。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在党、政府和军队内部的正式会议和文件中，人们依然会按照以往的方式来使用“同志”这一称谓，但在社会上的使用面开始缩减，一般人在正式场合相互称呼不再使用这一政治意义非常浓厚的词，而是更多地使用“先生”、“女士”、“小姐”或者更显人情味的“师傅”等等。不过，人们在生活中以玩笑方式喊“同志”的情形仍然比比皆是。母亲叫不听话的女儿“小同志，你听着”，朋友聚会“来来来，同志们，干杯”，求人帮忙“都是革命同志嘛”。这种看似不当回事的叫法，却是党话对人民生活潜移默化的最深版本。只要人们乐于叫“同志”，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人们就在同共产党的志，就在坚持共产党的话语系统，就是在维护共产党的极权专制。

2. 典型的党八股词

上面列举的“同志”只是习惯了的党话的一个例子。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大多从小就生活在党文化造就的语言环境里，对党话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根本不觉得这些话有什么不自然的。换句话说，人们还以为所有的正常人都是这么说话的。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党话是共产党为了建立并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刻意制造并推广的，因此在非共产党的政治体制里，并没有使用党话的需要；共产党到来之前的中国人也从来不是这么说话的。中共经过几十年的高压统治和封闭灌输，不光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强烈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话语系统。目前中国大陆社会人们讲话的语言中，相当大比例都是被中共改造过或是中共造出来的语言，而且是张口即来。

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些典型的党八股词。需要强调的是，党话中的词汇、语句并不一定都是共产党造出来的，或者是共产党统治的社会所特有的。凡是在党文化中被加入了特定含义，并服务于共产党统治的词句，都可以归为党话。比如“团结”一词通常表示不同的个体为了共同的目标结合起来，在其他语言中也有意思近似的词。但在党文化的斗争哲学中，“团结”被加入了特定的含义。被宣布为“团结”的对象者，在政治上往往不属于中共定义的“自己人”，但又不属于敌对的一方，比如所谓“民主党派”就是中共“团结”的对象；党文化中常用的“团结大多数”隐含的意思是，“极少数XXX分子”不在被“团结”之列，因为他们是打击、斗争的对象；当中共宣布党的XXX会议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并不表示会中没有不同意见，而是宣示“以XXX为首的党中央”是这次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与“党中央”不同意见者已遭到整肃，或者至少目前没有机会表达不同意见。也就是说，在党文化中“团结”一词已经被加入了服务于斗争哲学的特定含义，所以称之为党话词语。

1）会议精神、路线、认识、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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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领会“XXX会议精神”、“统一认识”、“坚持XXX路线”等等用语，对于生活于一个正常社会的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人们的身份地位不同，理想信仰不同，兴趣爱好不同，为什么大家要走同一条路？为什么要统一“认识”、要传达、贯彻XXX精神？中国古代的儒家讲“君子和而不同”，西方谚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都是说要有包容的精神，尊重不同的意见和选择，这样组成的社会才丰富多彩。

中共不断变化自己的立场原则，走的不是直线，而是曲线、圆圈，不断改变方向、甚至多次走回头路，可是在每一个历史时刻，中共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唯一的正确“路线”。中共“路线斗争”往往你死我活、残酷无情、肮脏无耻，“反动路线”的追随者下场悲惨，“正确路线”拥有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每次中共路线斗争结束，胜利的一方都会宣布落败的一方犯了“XXX主义”的错误，左倾、右倾、左派、右派、形右而实左、形左而实右等等。总之，只有胜利的一方走在了“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对于一般百姓而言，他们的角色是“思想汇报”、“提高认识”——最终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承认坚持和追随“路线斗争”中胜利的一方，向党表忠心。

一般的会议都会有一个决议。因为大家对同一件事的认识有分歧，或者什么事需要很多人一起协调去做，才有开会的必要。人们在会上进行沟通，达成共识，形成决议，会议过后按照决议按部就班地做事。如果在会议上意见得不到统一，那么最终往往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怎么做。通过投票产生的“会议决议”是不同方面意见妥协的结果。虽然可能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满意，但这也是民主的议事方式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会议的参与者也完全明白这一点。而“会议精神”就不同，它是在开会以前就存在的，代表了“党中央”、“党的上级组织”的意见，跟会议参加者的看法无关。参加会议的人只能“领会”会议精神、“传达”会议精神、“贯彻”、“坚持”会议精神，却决不能质疑会议精神、挑战会议精神、反对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人只不过是被支配的木偶，牵动木偶线的是躲在后面的中共。如果人们有不同的看法，那就需要“提高认识”，最后达到“统一思想”，服从中共的精神控制。

在党文化中，这一组词语的功用是通过反复使用而强行进入人们的习惯语汇，最终在人们潜意识中形成条件反射般的对应行为，从而无法觉察到自己已经被变成失去自由思想的空壳。

2）领导、单位、组织、档案、政审、户口——监控严密的组织形式

时下在年轻人的流行语中，“领导”这一称谓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用来指称“老婆”。人们常常听到某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称，“这事得回家请示一下领导”。这反映了“领导”在党文化中特殊的广泛意义。在正常社会里也有“领导”——如老板、主管、经理等等，但他们的管辖仅局限于业务范围之内，反对领导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被“炒鱿鱼”。可是，在党文化里，“领导”管辖的范围大得多——差不多“老婆”能管的事情，“领导”都要插手，老婆想管而管不了的事，“领导”也能管，从评职称、涨工资到结婚、离婚、生孩子、孩子入托等等。反对领导不仅仅是丢饭碗而已，还可能面临“挨整”，要在所有同事面前抬不起头，还可能在档案里被塞进黑材料，走到哪里都摆不脱。

“领导”之所以能无所不管，主要原因是中共治下的社会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单位”里。基本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全部都需要通过“单位”来解决，或需要“单位”出具证明。在“单位”里，每个人都有一本神秘莫测的“善恶簿”，叫做“档案”，其中记载了一个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大大小小的奖、惩历史，从戴上某政治“帽子”到摘除“帽子”，到某次有“生活作风问题”……几乎事无钜细，全被记录在册。一个人要想“调动”离开某“单位”，需要接收“单位”发“调令”，如果本单位“领导”不同意，可以卡住“档案”不放。最令人恐惧的是，普通人是没有资格看“档案”的，所以这个“档案”永远保持神秘，当事人无从知道“单位领导”把什么材料塞在了里面。还有一个与“档案”紧密相连的过程叫“政审”，这个过程中“领导”可以调阅审查某人过去所有的社会活动记载，需要时还可以动用人力到各“原单位”一一核查，目的是审核某人“对党的忠心”，直接决定其是否能提升或参与“重要工作”。

有了“单位”，党只要保证“单位”的“领导”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即可轻易控制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人。

中共派驻“单位”的代理机构是“组织”。“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角色常常热泪盈眶地说，“终于找到组织了。”现在人开玩笑时也经常这么说。“和组织失去联系”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事情找组织”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相信组织相信党”，“组织结论”，“组织上会弄清楚的”是中国人自我心灵安慰中常说的话。“有组织”常和“有计划、有预谋”联系起来。“法轮功有组织”是个罪名。“组织上”表达了至高无上的领导权。“党组织”是对敌斗争的指挥部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归属感、孤独感、安全感、不安全感、信赖感、绝望感、崇拜感、犯罪感等等，都被党话灌注到“组织”这个词里。构成“组织”的个体是“同志”。“党”把社会划分为“单位”，以便于“组织”全方位地附体在社会的肌体上。

此外，中共还通过“户口”进一步控制社会。“户口”、“暂住证”大概相当于西方国家的“绿卡”、“短期工作签证”之类，只不过限制对象是本国公民。这对于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十三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的中共政权来说，可以说是莫大的讽刺。

总之，“领导”、“单位”、“组织”、“调令”、“调动”、“档案”、“政审”、“户口”、“暂住证”等等一系列党话词语，反映了人们处于中共严密的邪教组织监控之下的生活特征。它们时时在提醒人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体制外”几乎没有生路。在传统中国社会，一个人哪怕得罪了上司，大不了还可以回家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就算得罪了皇帝，还可以隐姓埋名，亡命天涯。但在中共严密控制的社会，“单位”、“调动”、“档案”、“户口” 等等使这一切都不再可能。虽然今天“单位”、“调动”在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党文化形成的思维模式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成型，由此派生出的常见党文化思维依旧阴魂不散，比如“跟党作对没有好下场”，“党给了我饭吃”，“党把我培养成为一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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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劳模、上级、代表、委员会——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

中共建立的社会具有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在这里，“党”的意志至高无上，因此党的政策无需讨论也不能讨论，人们能做的只是“宣传”、“贯彻”、“执行”，而且“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优秀文化的传播靠的是其本身的吸引人之处。中共虽然号称“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可是并不是真正地为民众谋福利，因此制订的政策往往违背民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才需要“宣传”、“号召”人去做这做那。积极响应党的“宣传”、“号召”，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被称为“劳模”、“标兵”，他们实际上是这个等级社会最底层的“螺丝钉”。中共的“宣传”、“号召”以暴力为后盾、以利益为诱饵、以欺骗为手段。“贯彻、执行”的是中共的意志，跟到底应该怎么做无关。如果有了成绩，那是认真“贯彻、执行”的结果，出现失误、造成事故，则是因为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或者“把党的方针、政策教条化”的结果，反正党的方针即“真理”。

在“单位”之上有“上级单位”、“领导”之上有“上级领导”，最后一直到“党中央”。“中央”文件、“会议精神”下达到哪一级，哪一级可以接触部分海外资 讯、可以享受什么待遇，都有严格规定。“党中央”是“真理”的化身，而“上级”比“下级”更接近“党中央”，所以也就更接近“真理”。因而“上级”来到 “下级单位”就代表党的意志，叫做“指导”、“视察”、“慰问”，“下级单位”要记录其“讲话精神”，要“请示”、“汇报”。尽管有时“老上级”、“老部下”还可用于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这并不消除他们之间的等级差别，而且“上级”、“部下”之间的纽带仍然是高高在上的“党”。

在正常社会，人们通过选举自己的民意代表（比如议员），参与社会管理、发表意见，民众可以随时自由地与民意代表沟通意见。如果选出的代表不能令人满意地履行其职责，民众还可以在其任期到达之前动议罢免。但在中共治下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高高在上的中共大笔一挥：我代表人民群众……可是人民群众并没有让中共代表。中共先把敢于公开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划到“广大人民群众”之外，作为“一小撮”严厉打击，然后宣称自己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共曾经“代表人民”杀害了上百万“人民”中有财产者（“地主”、“富农”、“资本家”）、也“代表人民”饿死了上千万“人民”中无权无势者（如“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中国社会也有为中共充门面的“人大代表”，可他们不是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而且其主要职能是“代表”中共而不是代表人民，让他们“举手通过”中共的决策、粉饰中共的极权本质才是他们存在的真正目的。

各色各样的“XXX委员会”、“XXX办公室”是中共等级制度中直接听命于中共高层的特权实体。比如中共的“政法委员会”的职责据说是“对政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协调 ”，“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确保政法部门的执法活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问题是司法、执法部门本来只要严格按法律规定行动即可，在各法治国家皆如此，何须在法律之外“统一思想”、“坚持方向”？实际上“政法委员会”的职责就是确保当正常的法律活动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政法部门坚持“党性”而不是坚持法律原则。与此类似，“六一零办公室”的设立，就是为了能够运用超越于法律之外的手段对付法轮功民间信仰团体（不然只要公、检、法就足够了，根本不必成立“六一零办公室”）。再比如各地的“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办公室”就具有在法律之外抓人、抄家、强行结扎、流产等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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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习惯于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劳模、上级、代表、委员会等等党话词语的时候，实际上加强了中共建立的这个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更便于这个金字塔结构之巅的“中央”对全社会的控制。

4）奋斗、自我检查、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煽动斗争为“党”充电

“运动了！运动了！”电影《芙蓉镇》结尾中，疯了的王秋赦终日敲着破锣发出的嘶哑叫喊令人心悸。从“肃AB团”、“延安整风”、“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尊法批儒”、“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镇压反革命暴乱”、“反法轮功”……从中共诞生之日起，“运动”不曾停过、斗争不曾断过。斗争哲学是中共夺取政权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共的邪教生存方式，不断斗争可以淘汰异己、培养成员的“党性”，为党充电、补充能量。人们习惯的党话包括，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斗争精神、你死我活的斗争、对敌斗争、一场……的斗争、斗争的依靠力量、斗争的打击对像、“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毛泽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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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党话影响，在现代中国人的语汇里，人们已经不自觉地把斗争当作生活常态。比如人们要努力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习惯性地会用“奋斗”这个词。“为……而奋斗”，“经过多年的奋斗，我终于……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正常人干什么事只需要努力即可，为什么要去斗呢？又比如在很多中国人的用语中，“妥协”被视为贬义词，它往往和“投降”联系在一起。可是“妥协”这个词本来是中性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谈判，最终往往是参与各方做出让步、妥协，才能够达成谈判结果。在国际社会中，发生冲突的双方互不相让的结果往往是战争、流血，所以首先承诺放弃武力、主动做出让步、妥协并促成冲突缓解甚至和解的一方往往被提名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在党文化中，斗争被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妥协”是缓和矛盾，“阻碍”历史进步，所以就成了贬义词。

“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共开展斗争的手段。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党文化中的“自我检查”、“自我批评”和传统文化中的“内省”截然不同。后者是内心的自觉修正过程，其参照标准是传统的道德规范（实际上也是普世的价值规范），如“仁义礼智信”，目的是达到精神的升华、内心的纯净，放弃低俗的欲望和追求；而中共的“自我批评”或“自我检查”则是斗争手段，其目的是“统一思想”、开展斗争、清除异己，参照标准是中共的教条，但是由于中共的教条是不断变化的，“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九评共产党》），所以这个参照标准实际上成了对党的忠心程度，前提是“党总是对的，错的总是自己”。所以“自我检查”者要扭曲自己的观察，通过自我检查，给自己强加一个罪名，以此表示对党的毫无保留、一片忠心。“自我检查”、“自我批评”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自觉净化自己的心灵，而是为了某种政治或物质利益被迫扭曲自己的心灵，以期通过“党的考察、考验”。

另一方面，实际生活中的“自我批评”往往还是为了“批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熟悉这样的场景：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某党员先说几句自己“性格急躁，工作方法需要改进”之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开始连篇累牍地批评、攻击别人。其特点是向外找，鼓动人与人互相攻击。

这些党话对人们思想行为潜移默化的改变起到了很大作用。习惯于党话的中国人，自觉在日常生活中“以斗争为乐”，并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挖取尔虞我诈的整人术等糟粕加以应用，“和为贵”的中国传统就这样被变异成了“窝里斗”的党文化。

3. 中共用党话重组中国人的生活

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用暴力改变世界。而一旦某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煽动起群众的狂热，就会转化成非理性的暴力行动。因此，共产党从产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理论和承载理论的语言。语言可以说是共产党“改变”世界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中共在中国改天换地，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它凭借的工具之一，也是语言——一方面铲除传统的正常人的话，另一方面制造党话或把人话改造成党话，再用党话去规范制约中国人的生活。本节首先用列表的方式列举一些常见党话，让读者朋友对无处不在、人们已经习焉不察了的党话有一个直观的了解，然后从政治体制、精神生活和私人空间几个方面，阐述党话是如何重组中国人的生活的。

1）习焉不察的党话

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党话遍布精神信仰、政治体制、经济活动、社会生活、个人的思想感情等各个领域，体现了中共的邪教属性、暴政历史、“运动治国”和“流氓治国”的政治手段、对社会和人们思想的严密控制、森严的等级制度、对真实历史的歪曲和篡改、对正信和正常人类社会的丑化和污蔑。党话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覆盖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请看下表（表一）：

表中收集的语词，从人际称谓上的“同志、领导、上级”，到历史分期“解放前、解放后”；从家庭出身的“贫农、富农、地主”，到工作中的论资排辈“老红军、老革命”；从常用名词“路线、方针、政策”，到常用动词“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动员”等等，都是中共党文化的产物。即使粗略看完上面随手收集的党话，都让人感到一种铺天盖地的压抑感和窒息感。

2）党话强制建构的政治体制

（1）“党”是党话的核心

“党”是党话的核心，党话系统的其他部分都是围绕“党”这个核心建立的。党话语词中不管是否出现“党”这个语素，我们都可以通过有限步骤的推导，发现隐藏在后面的“党”的黑手。比如，“同志”这个词里没有出现“党”这个字，可是我们只需问一句，“同的是谁的志？”就会发现背后的中共阴影。

从“党”顶端，派生出“党的教条”和“党的运作”范畴。“党的教条”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骗人的表象，我们将在下一节具体讨论。“党的运作”是党保证其政治统治地位永远不变的运作结构，包括组织、方针、政策、运动、人员、纪律和奖惩制度等等，规定社会的行动方向，全面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造成强大的党文化土壤，浸泡并塑造国人的思想意识。

（2）党话建构的中共政治体制

下表通过列举常见语词，勾勒了党话建构的中共政治体制（表二）。

每个中国人可以说都对上面表格的内容相当熟悉。中共从对最高权力者的称呼，到其独裁地位、运作机制、统治手法等等，都用党话进行了界定。而中国人在工作中、课堂上、政治学习中，无时无刻不在重复中共那一套党话，包括对中共党魁的恭维吹捧，对中共独裁地位的认可，对党的纪律、组织生活的遵守，对党的路线、政策的追随。中共的政治话语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有些词从表面上看，不太容易看出其中的党文化色彩，但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中国古代和其他国家，或对那些话背后的因素进行剖析，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些语词完全是在中共的运作过程中形成的，被中共赋予了明确的意图，与任何一个正常社会的语言都截然不同。

(大纪元插图)

3）党话强制建构的精神生活

共产党把其指导思想伪装成世界和人生的唯一“真理”，因此必然要编造一个涵盖社会一切方面的话语体系。传统社会中由宗教、哲学、科学、历史、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都能在党话系统中找到一套替代性的说法。

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共的“信仰”。正统宗教让人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道德水准），直到达到天国世界的标准，从而“涅槃”、“圆满”、获得永生。而中共首先宣称天国地狱都是不存在的虚构，神是人创造出来的；进而把所谓“历史必然性”象神一样膜拜，并宣称自己代表了“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规定：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于是共产党公然鼓吹暴力和杀戮，一切罪恶的形式至此变得“合法”了。

我们再一起来看看中共的道德。传统道德的内涵是“道、德”、“仁、义、礼、智、信”。党定义的“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的和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其约束作用。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最高的道德”(《现代汉语词典》，1981，商务印书馆)。

显而易见，在党话系统内，一切真理、历史、道德、艺术性等等全都是为中共的统治服务的。

下表简单列举了党文化在系统替代传统文化、系统对中国人进行思想改造过程中常用的词汇（表三）。

对中国人而言，也许什么“宗教是精神鸦片”、“封建迷信”等等都是可以随口而出的词汇，用来指称传统信仰。但很少人会仔细想一想，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他们的话语到底从何而来。其实，在中国过去的几千年里都有各种信仰，对传统正信以“封建迷信”一言而蔽之，完全是中共党文化的产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人们盲信盲从共产主义、完全接受中共的思想控制，由此而给中国社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劫难的时候，却很少人会想到“共产主义是精神鸦片”，“共产党是邪教”，因为中共通过长期反复灌输，在“精神鸦片”、“邪教”这些词和某些中共打击的团体或思想之间建立了一种稳固的联系，人们很难突破思维定势，用这些词去反思中共。

4）党话大举侵入私人空间

中共对社会控制极端严密，在正常社会里由伦理道德、社会习俗等规范制约的领域，也一样伸进了中共的黑手。因此，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人的私人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党话。正常人的话一旦被“党”看中使用，就被污染成党话；而党话肆无忌惮地渗透、挤压、改变和侵吞正常人的话语体系。

传统社会对有婚姻关系的人的称呼是“夫妻”、“夫妇”，“相公”、“内人”，近代以来称为“先生”、“太太”，文气一点的称“外子”、“内子”，通俗一点的称“老公”、“老婆”。不管怎么称呼，这些词都能反映出男女的差别，其中暗含着尊重不同性别的特点、进而做到两性和谐共处的意思。

中共统治下，人们称自己的配偶为“爱人”。“爱人”原来是相互爱慕的人之间的称呼，意思和“恋人”差不多，还有很多国家是指情人，特别是非婚姻关系、不伦关系。在中共“根据地”，这个词被广泛用来指“配偶”，把妻子和丈夫都统称为“爱人”，据说“反映了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家庭结构的变革”。历史学家吴晗初到“解放区”，听人介绍吴玉章的太太时说：“这是吴老的爱人。”吴晗吓了一跳，心想，吴玉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在谈恋爱？

“爱人”这个词虽然没有“同志”那么重的肃杀气息，可是任何一个词的背后总是含有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中共宣扬所谓的“平等主义”，试图抹平人与人之间在道德品质、文化教养、社会地位、财富和性别等方面的一切差别。“爱人”这个词的使用反映了中共鼓吹的“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等观念（于下章深入剖析），变异了男女两性的关系，颠覆了传统的家庭结构，最终造成了复杂难解的社会问题。人本来有男有女，男人跟女人有各自角色和义务，阴阳调谐才有和谐的家庭。中共却要人们不分男女，要女人干男人的事情，甚至要女人也参与暴力、“革命”行动，这样的女人不但不温柔，而且和男人一样阳刚，家庭中也出现了斗争和“革命激情”的碰撞，这样怎么会有和谐生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的今天，“同志”一词越来越受到冷落，不知从何时起，很多人将同性恋者称作了“同志”。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爱人”这个词的党文化含义，“爱人”仍然是中国人称呼配偶的常用方式之一。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大量的党话。比如，形容一个人心绪烦躁，人们会说他“满脑门子阶级斗争”；说一个人德才兼备，人们会说他“又红又专”；形容一个人勤俭持家，人们会说“艰苦奋斗”或者“艰苦朴素”。有人伤心欲绝，别人会安慰他，要“化悲痛为力量”；有人做出成绩，别人会告诫他，要“戒骄戒躁”，“这才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

一个人从一出生，就被党话包围了。哪家生了小孩，同事会说：“你们家有革命接班人了。”起名字叫“向东”、“卫东”、“建军”。上学以后很快戴上“红领巾”（中共血旗的一角），小学时学习好要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中学时学习好要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高中分文理科，一定有人告诉他“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在中共统治下，文科因为跟意识形态离得太近，被人视为畏途。每学期末的操行评语第一句必然是“该生政治上要求进步，积极靠拢党（团）组织”。填履历表，必填“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上大学以后免不了和“党总支”、“团总支”、“政治辅导员”打交道。交朋友时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要说自己“参加工作”了。“参加工作”的意思是：只有一种工作，那就是中共的“革命工作”，现在我被接纳为其中一员了。“参加工作”意味着这个人有了“单位”、找到了“组织”，每周必须参加半天的“政治学习”，雷打不动。结婚要“单位”开“介绍信”，生孩子要有“指标”。这样干了几十年，到了退休年龄，要按照中共官僚体系规则论功行赏，某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叫“离休干部”，某年以后参加“革命”的叫“退休干部”，再年轻一点，就没有“离退休”的份了，只好“下岗”、“内退”，被“组织”一脚踢开，去“自谋生路”。有些人不愿意受这份窝囊气，就主动“下海”、“停薪留职”、“买断工龄”。如果不幸去世，讣告中的最高评价是“忠于革命，忠于党”、“×××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重大损失”，追悼会上少不了要列举哪些党政干部在此人病危期间看望了他。

党话大举入侵私人空间的结果是：正常的社会结构、家庭生活、思想感情全部被党文化污染，人们失去了据以评判中共政权的重要参照体系。

—— 转自《大纪元》